​“虎妈”和她的战争

( 中式教育在大女儿索菲娅身上得以完美实施。她登上了卡耐基音乐厅的舞台 )

被放大的“虎妈效应”

真要拍成电影的话，单从“虎妈”蔡美儿的“强力手腕”来看，剧本的惊悚程度和冲突性对美国观众而言已经足够了——

首当其冲的是“小白驴”事件。小白驴是一首钢琴曲，她要7岁的小女儿露露连续几小时不停地练这首双手如精神分裂般保持不同节奏的曲子，不吃晚饭，不给喝水，直到深夜。甚至把她的玩具拖到车里，威胁她“如果明天你不能弹好这首曲子，我就把它们一块一块地捐出去”。

大女儿索菲娅在一次数学竞赛中落后于一个韩国小孩得了第二名，竟被罚一晚上做2000道数学题，直到她重新领先。

还有一次，露露送她的生日贺卡质量不太好，蔡美儿拒收并要女儿重新画一张：“我值得比这更好的！”

( “虎妈”蔡美儿 )

首日就攀升到亚马逊非虚构类图书排行榜第一位的同时，蔡美儿收到成百封愤怒的E-mail，甚至包括死亡威胁：“你是个恶魔”，“你的育儿方法粗暴可憎”，“哪里有爱？哪里有宽容？”

“虎妈”蔡美儿发现，本是小家庭内部的“战争”，一下子就扩大到整个美国了。“情况有点出乎意料，有点紧张。”蔡美儿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承认，她无时无刻不在竭力澄清一些误解，她说：“这本书不是教你怎么做的指导手册，而是一本处在东西方两种文化中的家庭回忆录，带着幽默和自嘲，记录了一个母亲的转变。”

( “虎妈”一家：耶鲁法学院教授蔡美儿、丈夫杰德、女儿索菲娅和露露，还有两条萨摩耶犬——可可和普希金 )

尽管处在这场始料未及的风暴中央，这名耶鲁法学院教授、资深的全球化评论员也并不后悔把她的故事写出来。她告诉本刊记者，东方和西方的父母都是为了孩子快乐、强大、自立，方式也不止一种。华裔在美国教育孩子就应该“关起门来”吗？她形容自己“绝对是典型的事事追求完美的人，总是风风火火，想做的太多，不习惯乖乖地躺在沙滩上”。她很骄傲地自称“虎妈”：“这代表一种趋于严厉的教育方式，也因为我生在中国传统中的虎年。老虎是力量和权力的最为鲜活的象征，让人害怕，也让人起敬。孙中山和贝多芬都是虎年出生的。”

“在美国，与‘虎妈’类似的说法是‘阶梯妈妈’或者‘直升机妈妈’，形容父母对孩子关涉过多或者设定高标准，都不是什么褒义词。”美国奥柏林学院心理学教授南希·达林（Nancy Darling）对本刊记者说，蔡美儿毫不掩饰地坚持这一点，并自信满满地指出这是通向成功的最好办法——“这触及了公众的敏感神经。”

( “虎妈”和儿时的索菲娅、露露在一起。 )

如果只是一个严厉妈妈的故事，还不至于让“虎妈效应”放大为全国风暴。真正激起读者关注的是《华尔街日报》在该书正式发售前刊登的一篇节选，这让蔡美儿有点后悔。她告诉本刊记者：“如果你把书读完就会发现，开头的那个母亲，也就是节选部分出现的，和结尾的那个母亲不完全一样。后面的我已经部分放弃了那种严苛的教育方式，女儿们才是英雄。”而那篇节选所加的标题尤其具煽动性——“为什么中国妈妈更牛？”

“‘虎妈’戳到了美国的痛处：对自身衰退和新兴国家赶超的恐惧。”《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布鲁克斯（David Brooks）说，“这是一位全心投入的母亲。而她的身后，还有10亿同样雄心勃勃的中国妈妈，她们的孩子会在将来击垮我们的孩子。”

( 小女儿露露是一个“长着天使面孔的野丫头” )

“去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美国还是第一大——但能保持多久呢？”美国达特茅斯大学的助理教授卡拉·米勒（Kara Miller）对本刊记者说，“去年12月最新的一次《国际学生能力测评》（PISA）又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恐慌。上海的学生是第一次参加，一下子就大获全胜，在阅读、科学、数学3项中都是第一名，而美国只列中等——阅读排在第17、科学第23、数学第31。教育专家在应邀对结果进行解读时给出的答案直截了当：中国学生比美国学生更努力，更专注，花时间也更多。”

仅仅在PISA出炉后一周的1月11日，《虎妈战歌》就在美国正式上架，正值胡锦涛访美前夕。“这本华裔母亲写的家庭回忆录在更广泛层面将这一系列事件的注意力聚集在一起了。”卡拉·米勒说。

( 小提琴象征着卓越、高雅和深邃。可对露露来说，小提琴却伴随着压抑，最终变成“家庭战争”的导火索 )

或许奥巴马也受到了“虎妈”的影响。他在1月25日发表的国情咨文中，就旗帜鲜明地以提升美国的全球竞争力为主题。演讲中他4次提及中国，并且耐人寻味地说：“（中国人）对子女的教育开始得更早，用的时间也更长，并且更注重数学和科学……”而他在去年12月提到教育改革时就忧心忡忡地说道，美国已经处于“东方号时刻”。

“东方号”是1957年苏联发射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极大地震撼了美国民众，反思之中推动了1958年通过《国防教育法》，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把教育置于国家安全战略位置上。之后的“东方号时刻”还有里根政府时期，面对内忧外患成立了美国高质量教育委员会来检讨美国教育战略，“9·11”之后，布什总统签署了《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奥巴马政府这次则提出“赢得未来”的战略构想，在全球范围内与中国、印度等国学生竞争。

“美国社会一直存在一种危机感，或者说自省精神，而这种自省往往和教育联系在一起。”迈阿密大学孔子学院院长黄全愈对本刊记者说，“一个著名的例子是1979年，中美两国互相考察对方的基础教育。中国考察团看到美国学生还在掰着指头做算术，于是得出结论：20年后中国会超过美国；美国考察团看到中国学生那么刻苦，得出的结论是：20年后美国会落后中国。结论相同，视角大不同。现在已经32年过去了，当年的中国学生已经四五十岁了，还没有一个有大成就出来。”

“中国虎妈”的美国样本

翻开中文版的第一页，在北京的年轻妈妈王松就觉得书中所描绘的场景似曾相识：不准参加玩伴聚会；不准看电视或玩电脑游戏；不准选择自己喜欢的课外活动；任何一门功课成绩都不能低于A；不准在某一天没有练习钢琴或小提琴……

中文版封面上，蔡美儿在星条旗下露出自信笑容，标题则改为“我在美国做妈妈——耶鲁法学院教授的育儿经”。淡化攻击性的“战歌”，改用“在美国”和“耶鲁法学院教授”吸引眼球，也是因为它在中国没有在美国那种强烈反差下的吸引力。

甚至，王松是把它当做“反面教材”来看的。她说，他们这一代妈妈，大都摒弃了曾加诸自己身上的传统中国式教育，倾向于向“西式教育”摸索学习，“虎妈”放在当今中国似乎有些不合时宜。“我是按所谓中国方式培养出来的。但我嫉妒西方母亲跟女儿间的亲密友情。我发誓不像我母亲那样为人父母。”

“中国妈妈”——蔡美儿聪明地将它阐释为一个宽泛的称谓，没有种族之分，而是一种哲学：有强大驱动力，坚决地培养一个得A的孩子。但王松说：“最近我遇到一位超级成功的美国白人小伙子，来自南达科他州，在比较了我们各自家庭的清规戒律后，我们发现，他的蓝领爸爸，俨然就是一位中国妈妈。相反，我所认识的一些出生在西方国家但有着中国血统的妈妈，她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却没有成为真正的‘中国妈妈’。”

真实的中国，离蔡美儿其实很遥远。她对本刊记者说，她家的中国印记，还是小时候和父母生活在一起时，妈妈在春节时会包饺子、做年糕，祖母还会做福建特色的春卷。如今的春节，一般就是一家人去中国餐馆吃顿饭了。她还为两个女儿请了中国保姆教说普通话，而她自己“只会说口音很重的福建话”。“我唯一一次去中国旅行还是10年前。”她说，“我们带了孩子们一起去。索菲娅和露露都有着褐色的头发、褐色的眼睛和亚洲人的长相特征；她们俩都说中国话；索菲娅能吃各种各样的动物内脏和肉类食物，鸭蹼、猪耳朵、海参——这是另一个辨别中国人的关键特征。不过，她们一路还是被叫做‘两个会说中国话的小老外’。”

确切地说，蔡美儿一家其实不是个中国故事，而是一个华裔移民在美国的生存样本。她的祖辈出生于福建，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迁往菲律宾。60年代，父母由菲律宾来到美国求学，成为美国第一代移民。蔡美儿告诉本刊记者：“我的父母刚到美国甚至穷到没钱交取暖费，夜里不得不抱在一起度过整个冬天。父亲每晚都工作到凌晨3点，他太投入了，甚至都没注意到我们进房间。”第一代是如此艰辛，他们的成就也让蔡美儿骄傲，她发来有关父亲的维基百科词条：“蔡少棠，著名电机与计算机专家，现执教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被称为‘非线性电路理论及细胞式神经网络之父’。”

在蔡美儿记忆里，父母都是典型的“中国式家长”：姐妹三人在家中都要说汉语，如果一不小心夹杂英语单词，就要用筷子狠狠打手板。成绩单一定要完美无缺，有一次父亲出席了蔡美儿拿历史考试第二名的颁奖典礼，回来只说了一句话：“千万，千万不要再让我像这样丢脸了！”哪怕到如今，她被各地邀请演讲，妈妈依然会批评她语速太快。

“朋友们通常以为我的童年恐怖无比，这不是事实。在这个怪异的家庭里，我们共同以外来者的身份开始奋斗，我汲取了力量和信心。”如今，蔡美儿希望用同样的方式将这种力量传递给她的女儿们，“我就是那种对于自己知道如何抚养孩子这个念头有着绝对信心的移民后代。”

黄全愈说，“中国虎妈”让他很多背景相似的学生找到自己成长的影子，“有的父辈大都在1949年前离开中国，后从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到美国，还有犹太家庭的孩子，承袭的还是一路带来的传统，他们对‘虎妈’的做法并不觉得意外”。当然，不仅是华裔母亲，来自东欧、非洲或拉美的移民或多或少都有对成功的更强烈渴望，这种驱动力可以部分地解释“虎妈”的做法。

一个佐证是，美国的少数民族移民也的确在特定的学术和专业领域要比其他人群表现优异，“比如占美国人口4.2%的亚裔，占排名前20位大学学生的20%；哈佛的17%到18%；伯克利大学计算机专业超过一半以上”。

蔡美儿说，她最大的恐惧就是家族的没落。她听说中国有一句魔咒般的谚语，叫“富不过三代”，因此她对条件优越的蔡式家族第三代施行的其实是“反堕落运动”，连选择古典音乐也带有这种意味——“因为弹钢琴、拉小提琴不会让人在溺爱中走向堕落、懒惰和粗鲁。”

“‘虎妈’故事不具有可复制性。”黄全愈认为，“这只是一个华裔移民家庭在美国的个案。或许她的孩子很优秀，但更多是由于其家庭背景和氛围。两个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的孩子，优秀的概率会不高吗？”

“虎妈”出“虎子”？

孩子们的父亲杰德同样也是耶鲁大学法学院的教授，但出生于宽松的犹太家庭、代表对立面的“西式教育”的他，在书中看起来十足是个证明“中式家教”优越性的反衬。比如在“小白驴”事件中，蔡美儿指出她坚持的理由——“索菲娅在露露这个年龄，就能弹这首曲子。” “可露露和索菲娅是两个不同的个体。”——杰德反驳。蔡美儿以嘲讽的口吻说：“每个人都以他们独特的方式成为独特的人，即使是失败者也以他们独特的方式成为独特的失败者。”

“如果我面前有两个按钮，一个是幸福，一个是成功，我当然会为孩子们选择幸福。问题是世上没有那么一个简单的按钮，直接通向幸福。我并不认为父母让孩子随心所欲，孩子就能更幸福。”蔡美儿说，那情景只能出现在迪斯尼的电影里，好好读书的乖孩子们突然在某一天崩溃、顿悟：生活不是服从和读书获奖，而是脱掉衣服尖叫着奔向大海畅游。她说：“那只是现实中失败者们的安慰剂，获得奖牌才能给你的人生机会和自由。”

当然“虎妈”的中式教育也并非一帆风顺。一切在大女儿索菲娅身上得以完美实施，高峰是她登上了卡耐基音乐厅的舞台。而对叛逆的小女儿露露却难得多，直到有一次在莫斯科一家餐厅，13岁的她开始摔盘子和玻璃杯，并大声吼道：“我恨我的人生，我恨你。”

蔡美儿意识到，在他们家的现实生活中，需要东西方的交融和平衡。“因为更鼓励自我发现的孩子父亲的缘故，索菲娅和露露还是可以吃到煎饼，去水上公园玩。”她对杰德截然不同的观点印象深刻：“孩子无法选择他们的父母，甚至也无法选择自己是否要来到这个世界。是父母，把生命强加给了孩子。因此，父母有责任抚养孩子，而孩子对父母没有任何的亏欠。”

南希·达林认为，西式教育偏重于抚育，而中式教育偏重于训练，父母是高标准、严要求的教练。而且在东方传统的“母凭子贵”观点影响下，孩子的荣辱与一个家庭息息相关。她以迪斯尼电影《花木兰》为例，“木兰从军是全家的大事，她无力适应军队时，也让整个家庭蒙羞”。

长期从事美、中教育研究的美国俄勒冈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赵勇也认同这一差异，他告诉本刊记者：“孩子到底是一个有自己的想法的独立的人，还是一个父母的附属品？孩子的个体差异很大，不能都当成橡皮泥任由父母塑造。西方教育的目的是让每个孩子都有可能发挥自己的潜力，成为一个有自己真正追求的人。”

赵勇对本刊记者说，美国社会不认同蔡美儿“虎妈”的原因还在于，判断教育成功与否，不能是单一标准，他说：“蔡美儿判断孩子成功的标准是非常单一的，比如拿好成绩，拉小提琴。而个人的幸福感应该也算在这个评价体系之内。西方没有那种‘今天的苦，为了明天的甜’的意识，他们觉得，童年占了人生的1/4，一个幸福的童年比什么都重要。”

很多人担心，这种单一标准下培养出来的孩子可能不快乐或没有真正的创造力，他们长大后有技能又顺从，却会因缺乏无畏精神而成不了大器。《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布鲁克斯就直指蔡美儿是溺爱孩子的“懦夫”：“她保护孩子们不参与最严苛的认识活动。4个小时练习一段音乐需要集中注意力，但它远不及一个14岁女孩在外过夜对认识能力的要求更高。处理竞争、商讨小组活动、理解社会规范、把握自我与群体之间的区别——如此种种社会考验对认知能力的要求高过任何紧张的补习班或耶鲁课程。”

在1月末的达沃斯论坛上，组织者饶有兴味地安排美国前财政部长及哈佛大学前任校长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与蔡美儿就教育方式展开辩论——哈佛对耶鲁，西方对东方，经济学家对法学家，宽容的后现代派父亲对独裁严格的母亲。

萨默斯说，在哈佛，A、B、C这三类成绩的学生各自的特征大概可以这样概括：优等生成为科研人员；成绩一般的学生将来为孩子能进一流大学费尽心思；而差生往往成为富翁，受邀进入了学校资金筹集委员会。

“哈佛哪两个‘大一’新生在过去25年来改变了世界？”萨默斯说，“比尔·盖茨和马克·扎克伯格！他们俩都没有毕业，如果他们的母亲是虎妈的话，估计是不会高兴有这样的孩子的。”

赵勇告诉本刊记者，亚裔群体中普遍一种“强制性优秀”机制，而这些孩子长大后一般会成为律师、医生、投资商等等，往往是一些传统社会中的维持性工作。在未来社会中，创新型人才才是真正的主人。从在他目前所研究的全球化下的教育来看，不同族群应该“向内看”，依据自身优势找到多样化的方向。他很意外同样以全球化为课题方向的蔡美儿，竟然在家庭教育上如此坚持单一标准。

当然，蔡美儿不会认同她的孩子们成不了比尔·盖茨和马克·扎克伯格这样的“虎子”。不过，她也在不断调整自己。在8周前给这个故事写结尾时，她就有点纠结。“用东西方不同视角来看肯定会有不同的情感。在不好的时候我会说这种办法糟透了。我应该给她们一些自由和自己选择的机会。而在好的时候，比如当露露说：‘妈，多亏你逼我又重写了一遍那篇作文，老师今天在课上朗读了它。’这时我就想，嗯，看来我还是应该提着我的枪。”她说。

事实上，无论在书中还是现实里，这故事都有了一个好莱坞式的结尾：蔡美儿承认，“老虎也有缺点”，她向叛逆的露露妥协，缩短了她练小提琴的时间，让她去学她感兴趣的网球。而露露也向她证明，此前所做的一切也没有白费，露露仍爱小提琴，而网球教练赞扬露露是那种“不付出100%的努力，就绝不会善败甘休的小姑娘”。她说，她的女儿们最后还是有约会啊——尽管在11岁这段时间内次数并不多，因为要练习乐器。18岁的索菲娅现在也有男朋友了。“我的孩子们那些东西都有啊，什么iPods啊……她们还有iTunes账号呢！”

蔡美儿说，在她因这本书饱受抨击时，索菲娅写信给她说：“或许力争获诺贝尔奖和走去跳伞不过是一币两面，对我而言无关成就或自满，而在于知道自己在身体和思想上推动自己，达到自身潜力的极限。当你练习一首钢琴曲无数小时，最终乐曲为化成现实在你指尖下流出，你会体会得到；当你偶然冒出一个改变生活的念头，自行做到一些你从未想过能做到的事，你会体会得到。如我明天死去，死时我会想，此生我已活过110%。虎妈妈，为此多谢你。”■ 索菲娅美国教育战争蔡美儿虎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