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染:《私人生活》三十年

作者: 张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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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作家的创作队伍里,陈染一直是独特的奇观。她是女性文学写作的代表作家,也是上世纪至今的“个人化写作”的开创者。她的卓尔不群的写作姿态,她的对小说实验性、先锋性和新潮性的执拗与坚守,构成了中国文学创作里无法回避的一种尖锐存在。

陈染的小说一直被文学评论界认为是严肃文学领域里,最具叛逆性、最艺术化、最极致的女性文学的“开山鼻祖”,难能可贵在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在写作上表达了“女性的立场、女性的视角、女性的表达和女性的声音”。

简单归纳来说,陈染的写作,大约可以分为诗歌、小说、散文创作三个类型和阶段。

1978年-1986年,中学、大学时期的诗歌写作阶段:这一时期,因父母离异,陈染随母亲生活动荡,离家迁居在北京市区一座废弃的尼姑庵小屋里,在这里居住了4年多。进入青春期以后,上大学以前,在家闲居,体弱、多愁善感,阅读大量中外小说和心理学及哲学书籍。1982年7月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分校中文系本科,开始在《诗刊》《人民文学》《北京文学》等文学杂志发表诗歌几十首,自印过两本诗集,其间发表的诗歌作品,一直未公开结集出版。

从1985年开始,陈染开始转向小说创作,处女作《嘿,别那么丧气》在《青年文学》杂志上发表,并在大学时期就加入了北京作家协会。次年起,陈染开始创作高峰爆发期,1986年,先后在《收获》杂志发表《世纪病》、《人民文学》杂志发表《定向力障碍》、《北京文学》杂志发表《人与星空》等等。

大学毕业,陈染留校工作,担任北京师范大学分校中文系教师,工作四年半。1989年2月,陈染第一本小说集《纸片儿》,与莫言、余华等人被收入作家出版社的“文学新星丛书”,引发评论界高度关注。这套书是作家出版社专为最有影响的青年作家出版的,出版社邀请文坛前辈、著名作家作序,同时还请名家为作者画抽象的画像一幅。

作家出版社策划出版的“文学新星丛书”,在当时成为了提携一代文学新人的伯乐。当时收入的那些青年作家,如阿城、莫言、余华、格非、陈染、阿来、刘索拉、马未都、迟子建等等,大部分人如今都是文坛大家。

大约在十几年的时间里,陈染共创作40余篇中短篇小说。其中有公众熟知的代表作品《与往事干杯》《无处告别》《嘴唇里的阳光》《与假想心爱者在禁中守望》《凡墙都是门》《沙漏街的卜语》《破开》《残痕》《碎音》《梦回》《离异的人》。

1995年,陈染的代表作、长篇小说《私人生活》在《花城》杂志发表,这是一部“石破天惊”的杰出作品,在当时文坛产生广泛深远的影响,使陈染成为当代文坛“个人化写作”的开创者,也使得陈染的个人影响“破圈”,产生了强劲的社会影响。

北京大学教授陈晓明说:“在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的盛典上,陈染一直在扮演女娲的角色,她责无旁贷,她的全部书写,都是为了——命定地为了补天——中国女性主义文学。因为陈染的存在,中国当代的女性主义文学才显得名符其实,才可能理直气壮。我们当然不能夸大其词地说,是她用纤弱的身躯破开了宏大的历史闸门,但确实是她的执着才让女性话语涓涓细流汇聚成这个时代的一道河流。她的那些作品的书写,为女性主义文学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2000年以后,陈染除了少量的小说创作外,专注于散文写作,代表作《僻居笔记》陆续在《花城》《大家》《人民文学》《中国作家》《十月》等文学杂志发表或连载。此外,在《新民晚报》《文汇报》《中华读书报》等报刊亦有不定期专栏。

至今,陈染散文已达40万字。陈染的散文,敏感、细腻、睿智,有较强的思想性和精神品质,既有鲜明的个人立场,个人面对社会、科技、消费主义对人的压迫反抗,也有面对生活和命运变迁中,女性绵延不绝的孤独之痛,无法归依的精神漂泊感。

许多年里,陈染一如既往的低调,如同“隐士”,大部分时间住在北京市区,大隐于市,除了家人和少数朋友外,从不和社会往来。她把自己的生活、创作和外部世界,竖起了一道高墙:无论面对赞扬还是批评、面对正儿八经的研究还是新闻媒体的好奇,她本能地躲到她的作品后面,回到自己的个人世界,和外界的联系,只有作品,止于作品。

重新回顾陈染的整体文学创作时,从诗歌到小说、散文,我们该如何衡量她的文学艺术成就?重新翻阅《凡墙都是门》《与往事干杯》《私人生活》,时隔几十年,她的作品一点不过时,依然是当代文学史中女性写作的标高。

2025年,是陈染的《私人生活》发表30年,这部长篇小说也将迎来全新的修订版。应陈染邀请,我和陈染专门就她的文学创作,做了一次全景式的长篇访谈。以下访谈内容,经陈染修订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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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的陈染是一个敏感、细腻的人。

我接触文学很晚

《新民周刊》:漫长的岁月里,在写作上你是怎么保持自己的艺术能量的?如何让自己保持一种好的写作状态?

陈染:我小时候学音乐,上世纪70年代,我整个小学和初中都在练琴。我上高中之后,国家才恢复了高考。有了高考这个出路,加上每天练琴5个小时太辛苦了,我就丢开音乐,开始练习用文字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想法。早年我的个性比较拘谨和腼腆,没有办法去和别人沟通,觉得写作是特别好的表达途径,所以就这么一路写了起来。其实直到如今,我也很难和别人当面唇枪舌剑或者甜言蜜语,略显柔软和脆弱的内心仿佛需要一种保护膜才能表达出来,文字就是这层保护膜。

刚开始写作的时候,完全是一种本能,是自发的、无法控制的东西在起作用。那时候,80年代初,我根本没有想到写作、出版还要“操作”,还有什么“功利性”,只是觉得写作是我本心的一种东西,我愿意写,写完了别人看不看和我也没有什么关系。后来,写作慢慢职业化,就感觉非常辛苦、非常劳累熬人了。

应该说,青春期是一个成年人杂质最少的阶段,也是一个作家、艺术家最纯粹的时期。我很庆幸自己的这个时段比别人漫长了一点,也可以说,比别人“懂事”晚了一点。在我们这个地方,“懂事”,换个词来形容的话,就是对某种社会“规则”“潜规则”的“顺从”“服从”,是可以换来利益的。我所以说庆幸,是因为一旦完全“懂事”了,那么这个作家差不多就完蛋了。这也是一个真正的作家、艺术家被现实一点点磨损直至殆尽的原因之一。

我觉得一个成熟的作家是可以与现实保持一种“边界意识”的,一种恰到好处的“度”。我至今依然愿意选择:知世故而不世故。

这个特性,使得我的作品常常发出不“合群”、不“和谐”之音。这也使我常常反思:我们到底是要合谁的群?谐谁的音呢?

《新民周刊》:你日常生活里的每一天,和写作是什么样的关系?

陈染:在写作的日子里,每天早晨对于我,都是一个持续不断的沉重的起点,如同背着一座山慢慢前行,也像是一辆满载货物的货车,沉甸甸地由早晨来启动,它往往可以决定出一天的趋势。我说它沉重,是因为即使我离开电脑、打算把正在进行的小说暂时丢在一边时,我发现,它并不能真正地离开我,它一直就“隐身”在我的潜意识里,无论我漫不经心地做家务,还是靠在沙发里漫无目的地翻看闲书,或者与什么人说着可有可无的话,只要有什么敏感点与它发生感应,它立刻就会像个小人儿跳到我的意识中,对我指手画脚,我就这样被它“控制”着,貌似神不守舍的游离状态。直到第二天打开电脑,我继续写作的时候,它才安静下来。

现在回想起那个时候,觉得精神是有些不大“正常”的。现实中的七零八碎以及人际关系中的细枝末节,我统统是看不见的,无感的,那些年我的脑子始终沉浸在另一个世界里,当然也可以说,我那些年的“看不见”或“无感”,或许是一种本能的“选择性失明”吧。

现在来看,这也许算是我的某种生活阅历的“损失”。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觉得,人是被现实社会训练甚至教训出来的,是“南墙”撞出来的,而我的“神”那么多年活在另一个维度里,怎么能不“缺失”现实的经验呢!

至于你说的“好状态”,年轻时候我并没有什么自觉自查,本能居多。现在有了一点阅历,可以从一个旁观者角度、站在自己之外看自己了。总的来说,尽量做到少言讷语,心如明镜,应而不藏,以无为行有为吧;同时,不做做不到的,只做做得到的,接纳自己的局限,接纳一切可能的发生。

我愿意去挖掘和展现人性中更永恒一些的东西,使作品在不同的时期阅读时都能得到感应。

《新民周刊》:上世纪80年代的社会和文化氛围,在你印象中是怎样的? 

陈染:那时真的是中国文学、艺术以及中国文化最为开放蓬勃、最为辉煌灿烂的时刻。历史不会忘记!虽然,我们的历史观往往有一种特点,在某个局部的不太长的历史阶段,历史是“政治的历史”,但是放到以百年计、以千年计的时间长河里,历史终归会展现它真正的面目。历史不会总是某个阶段需要的“政治的历史”,文学也不会总是某个阶段需要的“政治的文学”。用时间长河的历史观看待文学,我相信中国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一些文学作品不会被历史遗忘。

与很多作家不同的是我很晚才接触文学,大约在1982年考上大学之前的两年,我才开始阅读文学,在这之前我几乎没读过什么文学作品。读书的眼界,可以影响一个人的认知,而人与人层面的不同,大多是由认知决定的。同一个家庭里长大的孪生姐妹,由于读不同的书,可能形成的是完全不同的思想。当然,我这里说的读书,不是指应试教育下学校里的那种读书。

《新民周刊》:当时你已经开始读哲学和心理学著作了,难怪你在思想上早熟、精神上聪慧了。

陈染:读书对写作的影响是潜移默化、浑然一体的,是一种底色。但倘若把某一种具体搬到自己的创作中,有时候会成为一种局限。

到现在我也不愿作品中的人物和故事太具象、刻意去强化某种哲学思想或者意识形态的时代痕迹。这可能与不同作家的文学价值观有关系,有的作家故意强化时代感,展现特定的历史情境,比如让人一眼就看出这是写“文革”、写“知青”,我觉得各有利弊。比如你要强化“文革”背景,现在的小孩看了可能就不太理解。

我愿意去挖掘和展现人性中更永恒一些的东西,使作品在不同的时期阅读时都能得到感应。时代不断变更,而人性亘古如斯、源远流长。当然,即使是人性,也会是带有时代痕迹的人性。

女性写作与日常生活

《新民周刊》:在写作之外,你一辈子的工作是图书编辑,在这个工作岗位上一直待到退休。你对这个工作感觉怎么样?

陈染:因为我之前曾在作家出版社出版过一本书,有些影响,所以我没有任何“关系背景”就进入了作家出版社这样一个当时特别有名气的大社。

除了到出版社做些必做的工作,我极少外出。到别人家里去做客,常常使我感到慌乱,无所适从。当然,一般情况下我能够做出坦然状。平日我在自己家中,在自己的房间里胡思乱想,写写画画,清理一些这个世界上的人和事。有时,忽然而来的到访,或者打乱思路的事情,都会让我产生一丝紧张感。

谢天谢地,熬了几十年,我终于坚持到可以退休了。说起来好笑,那一天,退休手续一办完,我便以百米冲刺的速度逃回家了——这辈子的班总算上完了,有事没事的会也总算开完了,我真心感激单位对我的护佑和善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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