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再度翻涌的世界民粹主义浪潮

在刚刚过去的一年中，欧洲的民粹浪潮再度翻涌。从欧洲议会和英国、法国、奥地利、罗马尼亚等国的选举结果观察，欧洲民粹主义持续发展，特别是在德、法、英等大国表现明显。在美国，特朗普再次当选总统，受到世界瞩目。民粹主义在西方国家如影随形，如今随着特朗普的上台，大西洋两岸乃至全球的民粹主义之风日益强劲，且有相互影响之势。

应以人民与精英间的冲突关系来定义民粹主义

民粹主义是近年来世界政治和地区研究的热点议题，这种空前热度催生了数量颇丰的学术研究与时事观察。在2016年英国举行脱欧公投之前，大部分关注该议题的学者倾向于将民粹主义视作短暂的冲击，认为经过适当调试之后，原有的政治规则和制度运作将得以延续；在2024年美国总统选举结束后，民粹主义的长期性已变得毋庸置疑，主流学界对民粹主义的危害几乎抱着“无药可救”的态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西莫格鲁甚至在《金融时报》撰文，对美国的国家命运做出了灾难性的预测，这种灾难的根源便是美国民众对民粹主义的无力抵抗。

不得不承认，民粹主义者经常能将自己打扮得比主流政客更为民主，因为他们极其擅长调用一个西方语境下本质上十分模糊的概念——“人民”。民粹主义者极为大胆地垄断定义“人民”的权力，毫不含糊地宣称自己代表的是“真正”的人民，而持反对意见者则是“人民的敌人”。以时任英国独立党党魁法拉奇为例，在脱欧公投获得通过之后，法拉奇发表演说声称这是“真正的人民的胜利”“普通人的胜利”“体面人的胜利”。言下之意，那些投票反对脱欧的英国公民就不是真正的人民，他们甚至算不上“体面人”。

事实上，在西方政治实践中，“人民”是非常复杂的概念，并不存在任何一个可以被称之为“人民”的固定群体。人民可以是蓝领工人、小企业主或身背贷款的学生，也可以是底层人民或中产阶级。同理，也不存在对于“建制派”的一致定义。建制派可以是老民粹主义者们所谴责的“金钱权力”，是乔治·华莱士所说的“削尖脑袋的知识分子”，也可以指西班牙“我们可以”党所控诉的“政治和经济利益享有者”。这些囊括于“人民”和“精英”当中的具体人群都无法定义民粹主义；真正能够定义民粹主义的是人民与精英之间的冲突关系，冲突本身代表着民粹主义者对精英阶层发出的一系列诉求。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这种冲突关系在不同政治单元内部呈现出显著的特异性。换句话说，不同的民粹主义思想、政党及其支持者之间，并不存在高度一致的政治纲领。这种特异性甚至瓦解了以左、右两翼为衡量标准的传统政治光谱。例如德国的政治“黑马”莎拉·瓦根克内希特联盟——理性与正义党（简称BSW），它在大政府、高福利方面的立场无限接近左翼甚至激进左翼，但是在移民、环境和社会文化议题上，又强烈地体现出右翼色彩。BSW也因此填补了一个空白：偏向左翼的福利政策和偏向右翼的社会政策。这种左右“混合双打”的政治立场令许多人感到困惑，以至于在BSW成立之后，德国对外广播电台“德国之声”专门刊文讨论这一新兴政党究竟属于极左还是极右。尽管在这场争论的结尾，BSW被大部分政治观察家归类为“左翼民粹”，但这种极力维持传统政治分野的归类方法很难逃脱削足适履的嫌疑。如果因为BSW的“左翼”标签便将其视为德国右翼民粹力量——例如选择党——的敌手，则会造成严重的政治误解。

存在已久，且呈阶段性爆发态势

很多时候，民粹主义被认为是大众民主失控的产物。然而，如果仅仅如此，那么民粹主义便算不上一种政治思潮的变异，其危害也会小得多。民粹主义虽然经常涉及广泛的民众动员，但却是民主的对立面。在民粹主义运动中，广泛的群众动员并不会提升民主的参与度和民主协商的质量，相反，它往往借用大众政治的力量将某个富有魅力的政治强人——今天他们可能是美国总统特朗普、法国国民联盟领袖勒庞、英国改革党党首法拉奇、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德国BSW领导人瓦根克内希特、荷兰自由党党首维尔德斯、匈牙利总理欧尔班——推向权力的巅峰，此后便与真正的民主一刀两断。历史经验证明，民粹主义很可能导致极其不负责任的政策，今时今日的美国便是一个发人深省的警示。

人们必须认清，民粹主义并不是民主的产物，民粹主义力量在民主远未成为西方世界主流政治制度之前就已经广泛存在，并呈现出阶段性爆发的态势。许多分析人士在对最近一轮的民粹主义浪潮进行研究的时候，或多或少地将其视为一种“当代现象”。换句话说，当下探讨民粹主义的时间框架高度局限在后冷战时代，甚至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但是，如果系统地回顾工业革命之后西方政治经济制度的渐次演化，便可以发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技术进步、社会秩序改变以及全球化，重复性地催生着民粹主义的激进力量，而民粹主义的反向压力也导致了现代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的持久变化。早在1880～1890年代的美国，收入最高的1%的群体所占有的财富比例就已经开始急剧上升。在20世纪到来之际，美国经济已经被卡内基、范德比尔特、摩根和洛克菲勒等庞大家族所主导，他们通过超大型企业的新技术积累了巨大的财富，而且这些企业的运作不受反垄断法或其他监管的限制。因此，美国在冷战后出现的中产阶级收入停滞、超级阶层资产暴涨，也不应被看作是特异性事件。

美国在20世纪上半叶通过复杂的内外政策调整，纠正了这种分配极化的趋势，其中涉及多重政治力量的博弈，其复杂程度丝毫不亚于今天的全球性变局。民粹主义在这一长期的制度斗争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例如它促使1917年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通过了《移民法案》，对进入美国的移民进行更为严苛的筛选。这一历史过程为当前西方国家普遍出现的收紧移民政策的倾向，提供了良好的参照系。工业革命之后超大时间跨度上看似相互独立的案例，例如“秋千暴动”（指19世纪初，英国农民由于对新的经济原则和先进的农业方法感到不满而发起抗议，引发大规模骚乱和暴力事件）、三K党（指美国历史上奉行白人至上主义和歧视有色族裔运动的组织）、麦卡锡主义（指恶意诽谤、肆意迫害疑似共产党和民主进步人士甚至一切持异见者）实际上都与民粹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尽管诱因是多样的，但被民粹主义深深吸引的群体，往往在经济上存在强烈的不安全感，迷恋已逝去的生活方式，无法适应科技的进步或外部的竞争。因此，经济史学家埃森格林在他的研究结论中明确指出，“针对经济变革的错位和技术工人经济地位的恶化而做出的暴力反应，远非现代社会独有的现象。”

民粹主义不是难以抵御的政治瘟疫

为了应对这种饱含破坏力的“思乡病”，不同经济体的当权者在各个历史时期做出了种种制度层面的调整，例如英国《济贫法》、德国福利制度、美国联邦储备系统和各国工会的设立。因此，民粹主义在历史上所扮演的角色并不完全像今天大多数观察家所认为的那样完全负面。福利主义的故乡德国，基于对民粹主义和工人革命的恐惧，通过出台1871年《雇主责任法案》等系列措施，在一定时期内成功应对了全球化和迅速工业变革带来的混乱，并最终被其他国家作为范本，从中选择性地建立起各自的社会保障制度，其影响可谓深远。

民粹主义并非孤立的当代问题，也不是难以抵御的政治瘟疫。如果公民能够有效地表明自身利益，并将其转化为政府政策，民粹主义的大规模泛滥就不容易出现。精英往往明白某些阶层的利益已遭到持续侵蚀，但精英群体作为国内和国际制度的受益者，经常不情愿为了应付这种糟糕局面而推动实质性的变革。此外，不管采取哪种应对措施，其根本上都有赖于更为稳固的政治和社会团结，而这恰恰是很多西方国家当下严重缺乏的。美国前总统拜登、法国总统马克龙、德国总理朔尔茨在执政期间均力图稳定本国的政治局面，但都在内部分裂的压力之下感到力不从心。这一点尤其需要引起后发国家的警觉，尽量避免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放纵社会阶层的恶性分化，走向政治上的撕裂或相互否决。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区域国别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