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套（节选）

在彼得堡，对于所有每年挣四百卢布官俸或将近这个数目的人，都有一个强大的敌人。这个敌人不是别人，就是我们北方的严寒，虽然也有人说它对健康是有益的。早晨一过了八点钟，正是满街泛滥着上部里去的人的时候，严寒开始不分青红皂白，对准所有的鼻子狠命地、刺一样地钻起来，简直叫那些可怜的官员们不知道把鼻子往哪儿搁才好。在这连大人先生都冻得脑门发疼、眼泪汪汪的时候，可怜的九等文官们有时简直是毫无防御的。唯一解救的办法就是穿着单薄的外套尽快地越过五六条街，然后在门房里使劲地跺脚，直跺到把所有的在路上冻僵了的执行职务的能力和才干融解开来为止。最近，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开始觉得脊梁和肩膀奇冷刺骨，虽然他竭尽全力尽快地赶完那段一定的距离。他终于想到，别是他的外套出了什么毛病吧。他回到家里把它仔细查看一遍，发现果然在两三个地方，正是在脊梁和肩膀上，已经只剩下名副其实的几缕棉纱了——呢子磨得都透光了，里子也开了绽。得交代一下，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的外套也早已成了官员们嘲笑的目标；甚至“外套”这个高贵的称号也给剥夺了，都管它叫“长衫”。它的确有一种奇怪的构造：领子一年比一年缩小，因为裁下缝补别的部分去了。这也实在显不出裁缝的手艺，补得又臃肿又寒碜。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看出别无办法，只得把外套拿去求教彼得罗维奇，一个住在某处从后楼梯进出的四层楼上的裁缝。这人虽然只有一只眼，满脸麻子，可是缝补官员们以及其他人等的裤子和燕尾服倒是挺在行的，自然，是当他没有喝醉酒、脑子里没有在胡思乱想的时候。关于这位裁缝，当然，不应该说得太多，可是现在已经成了这样的习惯，小说里每一个人物的性格都非说得清清楚楚不可，所以没有法子，我们只得在这里也把彼得罗维奇表述一番。起初人家干脆管他叫格利戈里，他是某一位老爷的农奴；不久他领到了释奴证，于是每逢节日就狂饮起来，起初还是逢到大节日才喝，后来只要看见日历上画着个“十”字，就不分大小，在任何一个教会节日都喝起酒来，从这时候起，人家就称呼他彼得罗维奇了。从这方面说来，他是忠于祖先的习惯的，他和老婆吵起嘴来，就骂她“臭娘儿们”和“德国娘儿们”。我们既然提到了他的老婆，那么，就也得对她讲上两句。可是遗憾得很，关于她，我们竟知道得不多，只知道彼得罗维奇有一个老婆，她甚至只戴便帽，不包头巾。论到容貌，她似乎是无法夸口的；至少，只有一些近卫骑兵看到她时才往便帽下面望她一眼，翘翘胡子，发出一声怪叫。

通到彼得罗维奇家的楼梯，得说句公道话，沾满着水渍和污水，渗透着一种熏人眼睛的酒味儿。大家知道，这股味儿是跟所有彼得堡房屋的后楼梯不可分离地连在一起的。走上这楼梯，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就盘算着彼得罗维奇会要多大价，并且拿定了主意决不付给他超过两卢布。门是开着的，因为主妇在烹一条什么鱼，厨房里烟雾弥漫，连蟑螂都看不见了。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穿过厨房时主妇竟会没有瞧见，他终于走进屋里，看见彼得罗维奇像个土耳其总督似的盘着腿，坐在一张没有上漆的大木桌上。按照一般坐着干活儿的裁缝的习惯，赤着一双脚。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只怪眼熟的大拇指，油灰指甲又厚又硬，像乌龟壳一样。彼得罗维奇脖子上挂着一绞丝线和棉线，膝盖上铺着一块破布。他用棉线穿针眼已经穿了三四分钟，没有穿上，所以对黑暗生起气来，甚至对棉线也生了气，低声嘟哝道：“不进去，蛮婆子；折腾得我好苦，你这鬼灵精！”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后悔不该正赶上彼得罗维奇生气的时候来找他：他喜欢在彼得罗维奇有点醉意醺然，或者像他老婆所说的“灌饱了黄汤，这独眼龙”的时候，来找他做点什么。在这种情形下，彼得罗维奇总是肯让点价钱，一口应承下来的，甚至还鞠躬道谢。后来，固然，他老婆会哭哭啼啼地来说，丈夫喝醉了酒，所以价钱要得低了；可是，常常只需多给她十戈比，事情也就顺当了。这会儿，彼得罗维奇却像是挺清醒的，因此，他的脾气就特别别扭，不容易说话，鬼知道会要出多大的价钱。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明白了这一点，像俗话所说的，就想打退堂鼓，可是已经来不及了。彼得罗维奇把一只独眼眯缝起来，盯住他瞧，于是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不由自主地只得说：“好啊，彼得罗维奇！”

“祝您好，先生。”彼得罗维奇说，把眼睛往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的手上斜瞟过去，瞧瞧对方带来了一件什么样的好买卖。

“我上你这儿来，彼得罗维奇，是那个……”

得交代一下，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说起话来总喜欢用上许多介词、副词，还有一些毫无意义的词。如果碰到一件非常为难的事情，他甚至有不把话说完的习惯，因此常常用这样的话开场：“这，简直是，那个……”往后就没有下文，连他自己也忘了个干净，以为话已经说完了。

“什么事呀？”——彼得罗维奇说，同时用独眼把他那件制服仔细打量了一下，从领子一直看到袖子、后身、下摆和扣眼，这一切都是他非常熟悉的，因为全是他的手艺。裁缝的习惯就是这样；这是他一见面时要做的第一件事。

“我是为了那个，彼得罗维奇……一件外套，呢子……你瞧，别的地方都挺厚实，就是有点灰扑扑的，看起来好像旧了，其实它还是新的，只有一个地方有点那个……脊梁上，还有肩膀上，有一个地方磨破了一点，就是这儿肩膀上有一点——你瞧，就是这么一点。费不了多大事情……”

彼得罗维奇接过长衫，先把它摊平在桌子上，看了许久，直摇头，伸手到窗台上去拿来一只圆圆的鼻烟匣，上面有一个将军像，可不知道是哪一位将军，因为脸的地方被手指戳破了，后来给贴上了一块四四方方的小纸片。彼得罗维奇闻了一撮鼻烟，双手把长衫撑开，迎着亮光细瞧了一下，又是直摇头。然后把里子翻出来，又摇头，又打开贴着小纸片的匣盖，往鼻子里塞足鼻烟，关上盖，把鼻烟匣藏过一边，终于说：“不行，不能补了。这衣服简直不成样啦！”

一听这几句话，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心里扑通一跳。“为什么不能补，彼得罗维奇？”他几乎用小孩子似的恳求的声音说，“总共只有肩膀上磨破了一点呀，你总有一些零碎布料……”

“零碎布料有倒是有，零碎布料倒是容易找到的，”彼得罗维奇说，“可是缝不上去呀：东西全糟了，针一碰，它就破啦。”

“破就让它破吧，你可以立刻给打上一块补丁。”

“补丁叫我往哪儿打？再缝上几针也不顶事了，破得太厉害了。说是呢子，也不过叫着好听罢了，风一吹，就褛了。”

“给缝上几针吧。这是怎么说的，实在那个……”

“不行，”彼得罗维奇坚决地说，“一点办法也没有。东西完全不中用了。您还不如等严冬到来的时候，把它改做包脚布吧，因为袜子不暖和。袜子是德国人发明的，为了要多赚咱们的钱（彼得罗维奇喜欢一有机会就刺德国人几句）；可是外套，看来您只能做一件新的了。”

一听见“新的”这两个字，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顿时两眼发黑，屋里的东西都在他眼前打起转来。他看得清楚的只有彼得罗维奇鼻烟匣盖上那个脸上贴着纸片的将军。“什么？做新的？”他说，仍旧好像在做梦似的，“我没有这一笔钱呀。”

“是的，做新的。”彼得罗维奇带着残酷的沉静说。

“唔，要是一定得做新的，那可怎么那个……”

“您是说，要花多少钱？”

“是呀。”

“您得花上一百五十多卢布。”彼得罗维奇说，同时意味深长地抿紧嘴唇。他非常喜欢强烈的效果，喜欢使个什么花招突然把人家难住，然后斜着眼睛去瞧那个被难住的人听了他的话会窘成什么怪模样。

“一百五十卢布做一件外套！”可怜的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喊起来，他有生以来恐怕还是第一次大声地喊，因为一向总是以低声说话出名的。

“是喽。”彼得罗维奇说，“还得看是什么样的外套。如果领子上搁貂皮，帽兜用绸里子，那就得花两百卢布了。”

“彼得罗维奇，劳你的驾，”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用恳求的声音说，没有听见，并且也不想听见彼得罗维奇所说的话以及它的一切效果，“你给想法子补一补，对付着再穿一些时候吧。”

“没有用，结果准是：白费工夫，白糟蹋钱。”彼得罗维奇说。于是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听了这些话，就垂头丧气地走了出去。彼得罗维奇在他走后，还站了好一会儿，意味深长地抿紧嘴唇，没有马上去干活儿，很满意既没有降低身份，也没有糟蹋裁缝的手艺。

走到街上，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恍恍惚惚的，仿佛是在梦里。“真是打哪儿说起，”他对自己说，“我真没有想到事情会闹到那个……”后来，沉默了一会儿以后，又找补上一句，“瞧！到底闹了这么个结果，我真是想都没有想到。”这之后又是长时间的沉默，接着他说，“瞧！这简直，真是，出人意料，那个……这是怎么也……这步田地！”说完这几句话，他没回家，连自己也没有觉察，糊里糊涂往完全相反的方向走去。一路上，一个浑身煤灰的通烟囱的人碰了他一下，蹭了他一肩膀的黑；从一幢正在兴筑的房子顶上又劈头盖脑撒了他一大把石灰。他一点也没有注意到这些。后来，直等到他碰上一个把戟放在身旁、正从角形烟盒里往满布老茧的手掌上倒鼻烟的岗警的时候，他才有点清醒过来，并且这也是多亏岗警冲他喊了一声：“怎么往人家身上撞，你不能走人行道么？”他这才往四下里瞧了瞧，转身走回家去。

（摘编自人民文学出版社《彼得堡故事》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