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的遗产

（文 / 薛巍）

( 福柯与他的作品《疯癫与文明》、《知识考古学》和《规训与惩罚》 )

成为偶像

詹姆斯·米勒在《福柯的生死爱欲》中说：“福柯于1984年6月25日去世，享年57岁。其时，他或许是天下最闻名的知识分子。10多年来，他那漂亮的光头一直就是政治勇气的标志。那是一颗闪亮的北极星，它指引人们向一切窒息自由精神和压抑立异之权的惯例制度进行抗争。”

米勒说，福柯的书启发了多种开拓性的历史研究，如彼得·布朗那部令人称绝的、关于早期基督教时代弃绝性生活现象的再检讨之作《身体和社会》，保罗·韦纳在《面包和竞技》中对古罗马风俗制度的阐释，伊恩·哈金探讨推理的统计学方法发展史的《驯服偶然》，埃瓦尔德关于19世纪法国工人的薪水和健康保险的研究著作《精明的国家》等，“这还仅仅是一份长长的清单的开头，而且这份清单还在不断加长”。

1966年，福柯的《事物的秩序》问世，这本书在头4个月售出的数量就超过了萨特《存在与虚无》所有出版量的总和。“福柯能让我们眼前凝固的、呆板的现实展现出它的多姿多态，进而引领出它的千头万绪，而他自己却独自悠然地躺在一张洁白的毯子上。福柯的大部分书之所以有魅力，就在于他总能巧妙地在各种事物之间建立起一种联系。福柯要求他的书不仅仅是简单的书，而是轻便工具箱，人们可以根据需要随时打开它，将里面的词句、理论和思想分析信手拈来，发挥它像螺丝刀一样的功能，让权力系统短路，并对权力系统进行肢解、拆卸。福柯不认为自己是一个作家，他宁肯将自己看做一个工具兜售者、武器的铸造者、计划的设计人和绘图员。”

在福柯去世前，人们已不单是谈论福柯的权力分析，或是他的新生活艺术方案，“人们更喜欢谈论那个热衷于美国同性恋文化和性虐待游戏的福柯，那个在自家阳台上种植大麻而后在飘飘然中撞向一辆汽车的福柯。这位宣布人类死亡的哲学家，尽管主张匿名写作，最终还是不由自主地成为一位名作者”。

福柯生前曾在访谈中抱怨成名后就没人真正读他的书：“当人们阅读作者的第一本书时，作者还不知名，人们对他知之甚少。当你继续写其他著作的时候，人家就不会再来阅读你了，他们只是借助别人的阅读来阅读你，使你不断受到歪曲，直到你的著作成为一种非常奇怪的东西。也许可以这样来解决：对书籍和出版来说，我愿意看到的唯一合理的立法就是禁止作者将同一署名使用两次，并让作者有使用假名和匿名的自由，这样人们就可以关心著作本身了。对某些著作来说，对作者的了解有助于对这些著作的了解。可是这多半对那些伟大的作者才有效，对其他人来说，往往是毫无意义，它反而成了一种障碍。”

福柯说，他受到法国社会文化的大量侵害，所以他1955年离开法国，1966～1968年在突尼斯待了两年。“在外国总是能拥有比在自己国家多得多的自由，当我们是外国人的时候，就能无视那些约定俗成的制约，这些制约并不写在法律条文里，而是隐含在普遍的行为方式中。”

福柯的迷宫

福柯非常高产，在世时出了12本书，4卷共800多页文集、访谈和演讲，后来又有7部演讲稿问世，而且他的著作涉及面非常广，疯癫、监狱、知识考古学、谱系学、性史……有人把福柯的全部作品比作一个迷宫：如果你不知道这些作品出自同一人，那么你会由于它们的多变而认为它们分别是不同的作者所为。

他把自己看成一名知识分子，却又同时宣称，他并不知道谁是知识分子以及知识分子究竟是什么。他认为把政治与哲学扯在一起是极为幼稚的，但又宣称哲学在今天已经完全政治化了。他把自己看成一名结构主义者，但如果谁要给他贴上结构主义的标签，他又会愤怒地予以拒绝。

他到底算不算哲学家也成了问题。其作品的英译者艾兰·谢里登写道：“福柯曾经在多所大学担任哲学教授，但直到1970年当选法兰西学院院士时，他才首次对自己的身份做了描述：思想体系史教授。人们可以感觉到这一选择和字斟句酌之困难，听上去像是一个委员会经过妥协的结果，而不是一个伟大的散文家自豪的设置。”

福柯在《必须保卫社会》中说：“我使自己有点像一头跃出水面的抹香鲸，留下一串稍纵即逝的泡沫，让人相信，人们也愿意相信，在水面下，有一条人们不再看得到的抹香鲸。它不再受任何人的觉察和监视，在那里走着一条深深的、前后一致和深思熟虑的道路。”

《剑桥哲学研究指针·福柯卷》主编加里·古廷认为，不需要去概括福柯所有作品的共同主题，那样做会歪曲他的思想，因为福柯的著作本质上是碎片式的，他的工作是片段的、重复的和不连贯的。他的每一本书都出于一种特定的主题和关切，而非一种普遍的理论或方法的发展或运用。用以赛亚·伯林的比喻来说，福柯是刺猬而非狐狸。但福柯的著作又引诱人们做出普遍的阐释。一方面，他像是一位哲学化的历史学家，他发展出了一系列方法：考古学，谱系学。另一方面，他像是一位历史化的哲学家，与方法上的创新平行，提出了渐次深化、互相支持的知识、权力和自我理论。人们很自然地以为这两个方面综合在一起，福柯以新的历史分析方法对人类现实做出了新的理解。

福柯著作的边缘性是为了解决已有学科的问题。他攻击各个学科必须的前提预设，像疯狂是精神病，囚禁是对犯罪唯一人道的惩罚，终结性压抑是人类解放的关键。认为福柯努力创建一个新学科，这跟他的目标是矛盾的。

知识与权力

福柯通过对知识与权力的关系的分析批判了人文科学。“权力不是将人分为两种：拥有它、独占它的人和没有它、服从它的人。权力应当作为流动的东西，或作为只有在链条上才能运转的东西加以分析。权力从未确定位置，它从不在某些人手中，从不像财产或财富那样被据为己有。权力运转着，以网络的形式运转，在这个网上，个人总是既处于服从的地位又同时运用权力。”权力不只是为国家所有，而是在社会的各个层面运行着，权力不只是压制，还能生产，它生产的东西之一即知识。

监禁这种做法双方都认为绝对是不言而喻的，可是福柯逐渐意识到，监禁绝非不言而喻，它通过漫长的历史，到了19世纪才发展到顶点。到19世纪初，肉体惩罚的大场面消失了，对肉体的酷刑也停止使用了，惩罚的节制时代开始了。但以人道主义的名义实行的改革，最终却走向了它的反面。

福柯在书中证明，人道科学并没有实现给人类带来幸福的承诺，却使处罚、监督和控制的形式越来越隐蔽、精细。18世纪医师和哲学家研究如何驯顺肉体，产生了一种支配人体的技术，用于控制、塑造、改善、规训、驾驭肉体，对人体的各种因素、姿势和行为精心操纵，纪律既增强人体的力量（使之变得强壮），又减弱了这些力量（使之服从、驯顺）。“针对肉体的规训是行使权力的轨道，它是一种权力解剖学，一种技术学，使权力的效应能够抵达最细小、最偏僻的地方。”福柯认为，知识的形成和权力的增强相互促进，形成一个良性循环：任何权力的增长都可以促成某种知识，新型知识又使权力的效应扩大。监狱是形成关于犯人的临床知识的场所，精神病院产生临床医学和精神病学，学校产生儿童心理学和教育心理学。监狱、医院、学校、教化院已发展成为完善权力技术的实验室，人道主义、理性被推向了它们的反面，成为权力的工具。

福柯认为，弄明白社会机制是怎样运作的，压抑和束缚如何起作用，这样就可以替自己做出决定，选择自己的生存方式。历史有助于我们理解现状，甚至会导致某种行动。福柯在描绘这种权力和知识的关系时的语气好像表明他认为应该抵制这种情况。但他拒斥了这种观点，因为缺乏抵抗这种知识与权力的关系的基础。他指出的权力和知识的关联不只是某种特定的把知识用做统治手段的方式，没有处于权力关系之外的知识或真理。但存在一种批判的知识，可以向权力说出真理，因而使某种有效的抵抗成为可能。

福柯跟尼采一样，持有一种视角主义的真理观，认为不存在事实，只有阐释，没有真理，只有虚构。也许有人担心这意味着什么都是允许的，可以像作家一样虚构事实。但奥费利尔指出，福柯总是坚持达到史实准确和社会公正的标准。他不是弃绝真理这一范畴，而是强调我们认为什么是真理取决于历史、社会、经济和政治因素，概括说，就是取决于权力的运用。人们只有从特定的文化和历史背景下才能声称何为真理，任何规则体系都是一种控制体系，因而真理必然是权力斗争的对象。

福柯的很多历史研究都属于“现在史”。历史根据定义当然是关于过去的，但福柯关心历史是因为他认为现在有问题。他研究历史的动机是认为当前的某种社会环境——某种机构、学科或社会实践是无法忍受的。他的基本目的不是去理解过去，而是理解现在，是通过对过去的理解来理解某种现在无法忍受的东西。从这种意义上说，他把《规训与惩罚》称作“现在史”适用于他所有的历史著作。大部分历史学家研究历史都是为了理解现在，不同的是，传统历史学试图说明，根据历史记录揭示的原因，我们现在的处境是不可避免的，福柯的历史是要揭示历史的偶然性和可超越性。不可忍受的实践和机构把自己表现成没有其他选择：除了建立精神病院，我们还能怎样对待精神病人？除了囚禁，还能怎样人道地对待犯人？福柯的历史要去除这种必然性的氛围，指出导致我们现在这样做的过程并非不可避免。

生存美学

面对无孔不入的权力，除了抵抗之外，福柯还倡导一种生存美学。“就像现代监狱是福柯分析权力的参照，古代的性活动是福柯阐明他的伦理观念的材料。他多次表示性非常枯燥，这是因为他研究性其实是为了研究古代伦理。”在他的个人生活中，音乐很重要，他喜欢巴赫、韦伯恩的一些作品。

福柯研究了古希腊和罗马对快感的享用，在他们关于性道德和医学保健的文献中发现了个体进行自我塑造的方式。自我塑造成为可能就在于，当时的人把生活艺术当做个性化的伦理学的中心概念。在这种个人伦理中，最重要的就是要具备一种基本的生活态度，这种态度将引导自我形成和对自我生活的规划。由此个体不但有能力让他的生活适应社会规范，而且还能通过对自我的关怀主动地赋予自己生命一定的形式和风格。自我关怀就是以自我为目标，但这个目标不是自我崇拜，而是注重适度、节制、引导和塑造自身的自我文化。“生活的艺术意味着自己成为自身行为的主体，努力把自己的生命塑造成具有一定美学价值、符合一定风格标准的作品，把自己当成一件需要加以完成的艺术品来创作。”

在古希腊罗马时期，自我实践已接受了自我艺术的形式，跟道德规范没有太大的关系。找寻新的生活艺术就是找寻个体得以转变和进行自我建构的条件。现代人不再拥有传统或理性的支持，只能靠自己来塑造自己。人在将自己的生活当成艺术品来加工的同时，怎样才能避免陷入纯艺术意义上的唯美主义，避免走向极端的个人主义和享乐主义呢？启蒙的概念是解答这个问题的第一步。

对福柯来说，启蒙意味着对我们的现在进行永不停息的批判性分析，也就是对现实提出质疑，对历史性的存在方式、对人的自我工作进行批判性分析。福柯否认存在着确定的、永远不变的人性，要做到发明而不是发现自我，这样人就会打开自己的眼界，看到多样化的生存方式，看到集中于一个存在的多重生活。福柯所理解的启蒙是持续的行动，康德所理解的启蒙是大胆地运用自己的理性，运用理性在福柯看来首先是对自我的改变与加工。不管是在康德那里还是福柯那里，思考总是与学会自我引导联系在一起。他们都关心思考与生活的结合。福柯对生活艺术的理解就是自我反思、自我规划。福柯并不是倡导没有思想、只图感官享受的生活，即寻求无限制地自我满足。福柯关心的是，符合美学意义的生活是否能给出一个普遍性的法则，以便人们能照此规划自己的生活。

福柯认为，生存美学的伦理学的建立是通过个体的道德和态度，而不是遵循一种旨在使生存规范化的、占统治地位的道德和传统。福柯所谈的生存美学的伦理学是境遇伦理，它不是由规则和规章组成的标准化体系，而是由与现实相连的各种可能性组成的开放体系。在古希腊，生存美学并不具备普遍的约束性，它提倡一种修行的原则，允许个人有节制地按照自己的选择享用快感。他认为：“在古代道德中也有制约个体行为的规范，但是在古代，成为道德主体的愿望、对伦理的追求，主要是为了证实人的自由，并赋予人的生活一种形式，依照这种形式来认识自我，使自己被别人所认识，为后世立下楷模。古代的道德努力把人们的生活塑造成一种个人的艺术，即使仍需服从某种集体性的准则。从古代的基督教时代，从追求个人伦理的道德发展为对系统法则的服从，道德越来越呈现出规范法则形式。现在，人们并不被告知该成为怎样的人，做怎样的事，应该相信什么，他们可以弄明白社会机制的运作，压抑和束缚如何起作用，然后选择自己的生存方式。”

在古希腊罗马时期，哲学被认为是一种生存方式，福柯也认为，对他来说哲学活动包括努力弄清如何和在多大范围内能够做不同的思考，哲学是一种精神练习，练习使自己经受改变和考验，经受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