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东：为人类的敏感性写作

温柔的部分

一年多前，韩东把自己的工作室搬到了江边的金鹰当代艺术空间。这里环境清幽，树木林立，即使大白天也没有都市的喧嚣之声。如果没有特别的事，韩东每天上午到工作室，一直工作到深夜，然后再回住处。1993年辞去南京财贸学院政治教研室的公职，成为职业作家后，这已成为他的生活常态。不同的是，那时他的工作室位于秦淮区的瑞金路，从1984年他调回南京工作起，那里便成为南来北往的诗人朋友的据点。韩东在文章中写道：“我的住房条件稍好，在瑞金路有一处空房子，被我当作工作室，且门锁形同虚设，用一张硬纸片一别就开。经常有外地的诗人找我不遇，当地的诗人知道这个诀窍，就领着他们自己开门进去。”

工作室里除了几架书，就是座椅和用于写作的台式机。在湿冷的南方，韩东将自己裹在厚厚的羽绒服里，一次次打开频繁跳闸的空调。他看上去更像一个苦修的隐士，而非人们想象中那个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叱咤风云的诗坛大将。

作为“朦胧诗”之后成长起来的一代，韩东最初以带有解构意味的口语诗、随口谈及的“诗到语言为止”知名。1985年创办的民刊《他们》，更使他成为第三代诗人的中心人物。随着世纪末诗坛的分裂，韩东与于坚、伊沙等人成为与“知识分子”写作相对的“民间写作”阵营的代表。进入90年代，韩东将大量精力投入小说乃至电影剧本、舞台剧的创作。不过，不同于许多转行的同道，他始终没有停止诗歌写作。另一方面，随着1998年与作家朱文联合发起堪称行为艺术的“断裂”问卷调查，主动选择与主流文坛隔绝，加入各种诗歌论坛的论战，韩东似乎越来越成为文坛的异类。

见到韩东之前，我一直带着一个疑问，在各种争论与事件中所见的那个激烈决断的韩东，似乎与他那些带有敏锐感触的温柔而忧伤的诗格格不入。这种感受在我读到他创作于1985年的那首代表作《温柔的部分》时变得尤其强烈。诗中，韩东写道：“我有过寂寞的乡村生活/它形成了我性格中温柔的部分/每当厌倦的情绪来临/就会有一阵风为我解脱。”我甚至揣想，诗歌对于韩东来说，是否就是取舍之后那温柔的部分？

我们的聊天，很自然地从那些寂寞的乡村生活开始。1969年，8岁的韩东随父母一起从南京被下放到苏北洪泽县的乡村。在1978年考入山东大学哲学系前，韩东在那里一直生活了9年时间。某种意义上，那里才是他抽象意义上的家乡。他告诉我，他常常梦到回到当年下放的地方。父亲领着他和哥哥在自留地里种菜栽树。上中学后，他要和同学一起下地完成捡粪的任务。那是一段与大自然，还有人的本真状态更为接近的时光，也让他获得了一些书本之外的知识。“很多人不知道母鸡离开公鸡，无法孵出小鸡。因为母鸡会下两种蛋，没有受精下的蛋是孵不出小鸡的。”带着一丝小小的得意，韩东将话题迅速转移到对知识分子的反感上。“我讨厌知识分子的自我感动和优越感。写诗的人当中，知识分子认为自己读过书有知识，其实只要是个聪明人，大脑没闲着，从生活中照样能获得知识，只是和你的知识不一样而已。”

忽然间，我有些理解韩东所以本能地拒斥知识分子写作的原因。需要拒斥的不仅有智力上的优越感，还有遮蔽可能性的时代风气。正如他在一篇文章中所写：“90年代对于当代中国诗歌来说是很特殊的。当时所谓‘知识分子写作’当道。按我的话说，这些人不过是一些不安分的读者，读了一些翻译诗歌便自动进入角色。他们力图与西方文学接轨，满纸都是西人的典故和经翻译半生不熟的辞藻，什么‘夜莺’‘玫瑰’，什么‘英伦三岛’，又是‘致艾略特’，又是‘致荷尔德林’，又是‘致史蒂文斯’。一时间你真不知道身处何处。”

除了不一样的知识，乡村生活还留给韩东一些难忘的记忆与氛围。村里两家住在一块的兄弟关系很好，但哥哥和弟弟不是一个姓。原来，弟弟是一个外来的流浪汉。在一次无关紧要的争执中，哥哥将亲弟弟失手打死，为了让家族免遭孤儿寡母的命运，解决办法便是，从外面找来一个流浪汉代替死去的弟弟。后来，这件记忆中的往事成了韩东小说代表作《知青变形记》的主要情节，不同的是，现实中的流浪汉变为被诬为反革命的知青。

大学毕业后分配在西安生活的两年，对韩东来说，是孤单寂寞的两年，也是他逐步摆脱北岛等人影响，开始确立自己诗风的两年。转变既是一种个人的自觉，也有一种不约而同的共识。韩东回忆道：“到西安以后，我的想法更坚定了。与北岛他们那种意象性的、象征化的、政治化的代言的美学系统脱钩，写自己的生活，比较口语。不光是我们，其实全国一批年龄相近受过北岛影响的诗人，都在抗拒，不自觉地走向另一种写作。”这批具有相似写作倾向的被称为第三代诗人的群体，后来成为《他们》的主要作者。

回头来看，那是一个自由活跃的时代，在北京、南京、成都、上海、昆明等城市各个角落里都蛰伏着一批蠢蠢欲动的年轻写作者。文学，不再是运动式的推进，而“有点像现在的娱乐业，出来一个大腕儿红个三五年，新的一代又上来了”。

韩东日后被称为代表作的诗歌，诸如《有关大雁塔》《你见过大海》《一个孩子的消息》几乎都写于这一时期。韩东以一种近乎说话的直白口吻写道：“有关大雁塔/我们又能知道些什么/我们爬上去/看看四周的风景/然后再下来。”对比杨炼几年前写的《大雁塔》中的句子：“我被自己所铸造的牢笼禁锢着/几千年的历史，沉重地压在肩上。”两代人写作风格的巨大差异不言而喻。这种差异被大家戏称为“杨炼吹军号，韩东睡大觉”。

他们，他者

韩东有办杂志的癖好。或者说，那个时代的诗人鲜有不参与创办民刊的经历，只是对韩东来说，反抗的意味更加明显。在传统的文学成长道路上，写作者先在公开刊物发表作品，继而结集出版，进入文学研究视野，受到评论关注，再获个奖。这条道路的第一个关卡就是文学期刊的编辑，在韩东看来，这些人办杂志更多出于职业而非热爱，文学趣味同样稀薄。

还在西安时，韩东便独自办了一本叫《老家》的油印杂志，作者主要是自己在山东大学的一批朋友。1984年，韩东回南京工作后，发现诗歌界的氛围变得更加热烈。《他们》的出现并不偶然，不同的是它亮相的方式。刊名被定为《他们》，是韩东当时正在读美国作家乔伊斯·奥茨的同名小说，名字包含的那种背向而立的感觉，得到大家认同。不同于其他刊物，《他们》没有任何宣言，也没有统一的写作纲领，创刊号上令人印象深刻的反倒是以游戏的方式，对诗人的一句话介绍，例如“南京的韩东有钱上得了赌场往后全凭运气”，“昆明于坚一辈子的奋斗就是想装得像个人”。

从1985到1995年，《他们》一共断断续续出了9期，前三期不但有诗歌，还有小说，使得《他们》的作者队伍不但有韩东、于坚、吕德安、王寅等诗人，还有马原、苏童、顾前等小说家。作为杂志主编，韩东更愿意将刊物营造为一种自由松散的沙龙。在采访中，韩东称：“‘他们’最大的意义，就是给一些有才能的人提供方便，提供氛围，提供互相认同的场所，最终抛弃‘他们’，真正地立于天地之间。我希望这种乌托邦式的东西，这种比较理想化的氛围一直继续下去。”

直至今天，韩东始终坚持着那种理想主义的追求。他告诉我，不久前自己又捡起编辑的工作，除在《青春》杂志编辑“韩东读诗”栏目，还在《今天》和《大益文学》杂志每期联动推荐一位以文学为志业的实力作家。正因为这种倾向，在编《他们》第六期时，更倾向于创办少数同人刊物的于坚与韩东发生分歧，此后逐渐淡出“他们”。

不管怎么说，《他们》作为一本影响很大的诗歌刊物，归根还在于形成某种较为一致的写作趣味。这种美学趣味，后来被韩东总结为：“比较不喜欢知识化、书面化、特文化和矫揉造作的东西，而是比较喜欢所谓的日常化、表白得比较直接、语言方式比较简单、比较有现实感的东西。”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与莽汉、非非等诗歌团体，一起成为80年代中期开始的那场“第三代诗歌运动”的主潮。

与向来反感的知识分子身上的那种优越感不同，在韩东身上同样有着某种尖刻与锐利的东西，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向来在精神上太养尊处优。因为我写东西，从来不会求人，就是所谓的清高”。

1993年，韩东辞去大学教职的原因，听起来也颇为琐屑：不愿忍受那种场面上的官话、集体开会学习中的言不及义。这种精神上的厌烦，发展到后来，便成为后来的“断裂”问卷调查。

1998年，韩东和朱文已成为小有名气的小说家，专业作家的写作道路就在面前，一系列笔会、研讨、签售也“虚席以待”。出于对这种生活方式的厌烦，韩东和朱文向一批青年作家发起一份问卷调查。在13个精心设计的问题中，既有前辈作家、批评界、研究者、作协以及权威文学期刊对作家写作的影响调查，也不乏黑色幽默式的玩笑，如“你是否认为穿一身绿衣服的人就像一只青菜虫子？”发出的73封问卷中，最终收回55份回答。韩东的回答，带有明显的意气。谈及当代文学批评对写作的意义时，他答道：“当代文学评论并不存在。有的只是一伙面目猥琐的食腐肉者。他们一向以年轻的作家的血肉为生。为了掩盖这个事实，他们攻击自己的衣食父母。另外他们的艺术直觉普遍为负数。”

回头来看，这一在今天看来颇有炒作之嫌的行为艺术，对韩东他们来说却并非如此轻易。这份对文坛方方面面粗暴否定的问卷，事实上是一种饱含理性主义色彩的自断后路。正如问卷说明所写：“这一代作家的道路也到了这样一个关口，即，接受现有的文学秩序成为其中的一环，或是自断退路坚持不断革命和创新。”

反省“断裂：一份问卷”，尽管有一种对别人的裹挟，参与者的目的也不尽相同，但韩东并不后悔从此成为文坛异类。“写了几十年，我一直把自己的写作处境叫做‘半明半暗’。我觉得这对于一个写作者是一种保护。如果我30岁的时候暴得大名，我不知道这对长期写作有没有一些副作用。反过来，如果一个人写了很多年，也发表不了，出版不了，难免会自我怀疑，心理上会比较晦暗。”

作品主义者

诗人伊沙在谈及对韩东的印象时，说他除了会讲素段子以外，不是一个好玩的人。那种喜欢讲大道理的严肃，有时给他一种强词夺理的感觉。有次，伊沙曾当着于坚、杨黎等人的面以质问的语气对他说：“你们第三代是不是都这样？”

“比较内向，比较好静，特别喜欢温和友善的人。但我也知道自己内心有很激烈的东西。”对性格中攻击性强的一面，韩东有自己的理解。“我的攻击性源于年轻时，要追求真理。所有理想主义的人都容易偏激，走火入魔，对人对己要求严厉。我发现自己还没有到那种程度。”

只是，那种激烈的东西，如何转化为诗中的温柔？这种温柔，一度被诗人沈浩波激烈地批评为，“可惜的是，韩东在90年代的好诗仅此一首。《甲乙》之外的韩东变成了一个抒情诗人，变成了一个经常自哀自怜的情绪柔弱的看见街边的小姐也要哀怜一下的诗人，变成了一个想怎么写就怎么写的诗人，变成了一个有感而发的诗人”。

90年代以后，韩东虽然花大量时间写小说，但从未停止诗歌写作，诗集出版不断。韩东曾不止一次谈到写诗与写小说的区别。在他看来，写小说可以成为一个比较稳定的日常工作，写诗却基本是望天收。靠天吃饭，并非仰仗灵感，而是指那种情绪概念的不同。不管是写诗还是写小说，韩东都会给自己留出整块时间，阅读思考，慢慢进入写作氛围。不同在于，“写小说就像种庄稼一样，它有季节，有工序，到什么时间干什么活，它有机械劳动的部分，诗歌的机械劳动部分很少，是立竿见影的一件事。你今天写了一小时，成与不成，立刻会有判断，对心情的搅扰很大”。

在韩东那里，诗与个人更为接近，诗歌所处理的正是与自己心事直接相关的温柔的部分，小说无疑更外在一些。只是，不管是诗还是小说，都与一代人的生存、生活场景密切相关。用他自己的话说，“诗歌是承载人类敏感性的存在。不仅是诗歌，最好的音乐、艺术，都与人类的敏感性相呼应。大众都是人类的一员，就像每个人心中都有佛法一样，他作为人的敏感性的潜力是存在的，你要为他的这种潜力去写作”。

通过一条小狗，韩东写如何克服寂寞：“结局是对门的那条狗死了，我的小狗/仍吠叫不止/也许虚幻的敌人比现实的敌人/更能克服寂寞。”在菜市场，他看到卖鸡的人熟练地宰杀，联想到某种罪恶的甜蜜与平衡：“他的生活平静温馨，从不打老婆/脱去老婆的衣服就像给鸡褪毛/相似的技艺总有相同之处/残暴与温柔也总是此消彼长。”

通过一只手，他写爱情的某种本真状态：“你的手搁在我身上/安心睡去/我因此而无法入眠/……/这只手象征着爱情/也许还另有深意/……/你在梦中又突然把手抽回/并对一切无从知晓。”

然而，并非所有日常敏感都会进入写作。写出新的发现，写出一种质地的呈现，诗歌才有存在的价值。“比如说我最近写了一首平安夜的诗，觉得有点特别的东西。这个平安夜，我们在飞机上，身边坐了一个基督徒，他告诉我梦见耶稣拉着他的手。然后我也做了个梦，梦见我们好像正在飞过一个村庄，那个村庄就是耶稣诞生的地方，这个东西很特别。没人这么写过，这个就让我兴奋一点儿。比如我有写动物的诗，写了一只黄鼠狼。是吧？没人写。黄鼠狼谁他妈写过？”韩东说着，点燃一根烟。

在同样面向永恒的写作中，韩东这样比较自己与于坚、西川的区别：“于坚是一个诗人主义者，他写得很多，长诗、短诗、诗论，合在一起就是以于坚命名的存在。你觉得他什么地方写得粗糙，什么地方言论过激，没问题，但这一堆存在性的东西，就叫于坚。不是人人都能搞出来，需要知识、需要体力等等。我是作品主义者。我希望每一首诗不朽，我的名字，我这个人干过什么，都不重要。若干年以后，这首诗还读、还经得起推敲，便是我对自己的期许。西川，我认为他是一个开创性的风格主义者。对旧的写法不满，另辟蹊径，我开一条河，然后你们在这个河里饮水，这条河的名字叫西川。”

不像一些作家，喜欢将一闪而过的灵感随手记录，韩冬记忆中那些富有意味的细节与片段，会在他的大脑中慢慢发酵，直到一天成为小说素材。饭桌上，韩东回忆起上学时的一些段子，依然笑不可支。临铺的同学回家前每天晚上要把行李倒腾一遍；一个哥们一声不吭地抽完一支发霉的烟。

尽管灵感都来自实际生活经验，韩东并不喜欢现实主义小说，他常说的一句话是：“现实主义是把假的写真，我的小说是把真的写假。我要把生活中的经验，写得飘起来，就像飞机起飞，需要一个很长的跑道，然后就上去了。”

除了诗与小说，韩东还写过电影剧本和舞台剧，参演执导电影。不久前，在南京四方当代美术馆，毛焰与韩东的诗画联展开展时，韩东的舞台剧《妖言惑众》首演。过去两三年里，韩东将很大一部分精力，投入于根据自己的小说改编的电影《在码头》。与过去的懒散、不善经营一样，将电影拍完拿到发行许可，对他来说作品已经完成。不同的是，在电影拍摄过程中，韩东过去那种精神上的养尊处优，遭到很大的打击和矫正。为整个团队负责的责任感，让他不得不学着妥协。

画家毛焰是韩东的邻居，两人的工作室紧挨在一起。作为相识20多年的老朋友，两人身上有许多共同的地方，一样的散淡，一样只专注于自己的作品。不同的是，毛焰是那个聚会中好玩的人。在那个被他称为黄金时代的90年代，一群作家、艺术家经常聚在一起喝酒聊天、爬山。“我属于在这帮人中会玩的，所以他们有什么事，尤其是要组局的时候，都会把我叫着，一起玩。”

1997年，毛焰去朱文家玩，忽然有了画韩东的冲动，按着他拍了一堆素材照。那时的韩东，刚刚失恋，“非常憔悴，瘦得跟鬼一样”，那段痛苦的恋情后来被韩东写入长篇小说《我和你》，并引发了他一系列对爱情问题的思考。在那幅名为《我的诗人》的画作中，韩东的脑袋像插入土地的契子一样，眼神毫无表情，整个画面格外触目。毛焰对我谈起当年的创作：“我有天还跟老韩讲，我说我现在真不敢那么削那个脸庞，削得那么尖，那么主观，多余的东西全去掉了。从结构来讲，很多东西很不合理，但确实画出了我当时理解的韩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