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火：一个华北乡村的节日

只是，下寨村里的“热闹”还是与我想象中的社火表演不同。社火2006年首次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高跷、马社火、地台社火等几种类型。1993年版《闻喜县志》记载，县里的特色社火种类主要有几种：礼元镇阜底村的“水故事”，用树根、塘泥等做成崇山峻岭，以水流作动力，推动鸟兽一起运动，组成各种“故事”；再如西关庄东吴村的花盆灯，男女两队，举灯作各种队列变化，类似团体舞；城关镇的舞社火，表演者手持大刀、铁链、长矛表演对打……

而在下寨，年长的人们记忆里的特色节目是“马拉鼓车”。不止有一个村民向我谈起过它，拉车的不是马，而是村里人自己养的骡子，一匹在前，三匹在后，驾辕的人有技巧地让头骡在村道上加速奔驰，车上的鼓队同时表演。“唰——唰——”每个谈起鼓车的人都会快速地摆手，形容那车的速度。据说有一年，因为跑得太快，从旁边县租来的骡子都累死了一匹。

有学者认为，可以参考考古学中的“地层学”方法，对构成当下民间社火形态的文化因素作剖析，按照时间顺序，不同的历史阶段都在它身上沉淀出各自的特点。比如其底层为社祭和傩文化，中间层为前戏曲文化，上层为戏曲文化。越靠近上层，就越接近当下的现代社会文化。

按照这样的定义，当下下寨村的社火表演几乎可以说是“完全裸露于地层表面”。锣鼓结束后是扇子舞，继而是花伞，然后是旱船、骑驴，中间偶尔也间杂着穿短裙的女孩跳现代舞。节目的配乐无一例外，都是抖音、快手上流行的乡村土摇风格，强烈的DJ鼓点，配合眼前扇子花伞的旋转，给人以强烈的感官冲击。围观者中坐在前排的人们不少都带了三脚架，把手机一支就开始直播，不得不说也很有当代风情。

西安美术学院教师张西昌自从2006年开始研究与社火相关的民间艺术，曾对甘肃、陕西的社火表演做过多年田野调查。他告诉我，除了地台社火外，传统的社火一般是边走边演，“顺着走，从这个村演到那个村，这个镇到那个镇”，与传统的戏曲相比，对于观看者主要侧重于片刻的亮相，很少呈现一个完整的带起承转合的故事。

因此，观看传统社火表演的感受就像在看一台不停换台的电视机。在陕西的许多地方，即使演员穿戴着戏剧人物的头面，他们的“表演”也都集中在角色身上，比如出征前的杨家将，比如手举长刀立于马上的关公。吸人眼球的“血社火”，更是通过化妆把刀剪凶器固定在人脸上，一望可知角色被击中那一瞬的紧张。

可眼前的表演，与其说是社火，倒不如说就是纯粹的“热闹”，台上在演什么是最不重要的，关键是一种喜气洋洋、乐而忘忧的气氛。几个邻村商量好了似的，都把各自群众反响最好的节目拿出来展示，音乐声更大，伴奏曲慢慢从夫妻和睦的意思变得俚俗，节目终于回到传宗接代的永恒话题。一个接一个的“傻子相亲”，骑驴娶媳妇的“新郎”化妆成丑角，裤子掉了一半，半瘸着给人群撒起喜糖，“新娘”走出花轿，却是一个老年妇女扮演的。台下人们哄笑着，大喊“你们什么时候生儿子”。

我决定到场外透透气。消逝的传统

那天和我一起离场的，还有村文艺宣传队的板胡手刘天明。作为村里最早一批为社祭庆典做准备的人，他也对眼前这种吵吵嚷嚷的表演不太满意，给我发条信息说：“感觉是缺了点滋味。”

刘天明六十出头，浓眉大眼，虽两鬓微白仍腰杆笔挺，曾是村里的第一个大学生，也是上一任村主任刘世安的儿子——下寨村的社火传统就是他父亲在任时恢复的。他不爱看村里的“热闹”，而是个地道的戏迷。刘天明小时候在县艺校学会了拉板胡，还曾打算凭这门本事考北京电影学院。大学毕业后，他被分配到晋北的一个县城的电机厂，后来几十年，他经历过调任、下海、回乡创业、创业失败，许多年都没再有闲心摸弦，直到前几年退了休，这才重新开始拉琴唱戏。

在刘天明的记忆里，小时候的社祭日是这样的：“白天看旱船、走马、二鬼摔跤、马拉鼓车，晚上村里就放烟火、唱戏。以前村子没现在这么大，每家每户弄一个拱门，上面绑上一大圈花炮，引线全都连起来。导火索从一个路口拴到下一个路口，最后全转到村里的中心地带，绑在很高的栏杆上，就像电塔一样，一下蹿出十几米高，各种颜色的喷花，大人小孩就都围着看。”

二月初一晚上，刘天明和他的“下寨戏迷团”的朋友们一起在村里的古戏台唱了两班戏。

那是一座建于清代的老戏台，台侧的对联据说还是“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杨深秀亲题的。刘天明的父亲刘世安当村主任的时候，村委会筹款重修了老戏台，到社祭日和庙会，人们就在这片场地上演戏娱神，后来阎王殿拆除，戏台边修起了村小学，如今这座村小学已经被“撤点并校”，停止招生了。

那天晚上，老小学的小操场久违地热闹。几百个村民自己带了小马扎，在寒风中自觉聚拢成一小堆，目光灼灼望着舞台。台上灯光大亮，布景却相当简单，斜挂一顶绿色帷帐当作幕布，一块泛黄的白纱作隔挡，舞台上的红地毯连同全套的伴奏班底，都是戏迷团的村民们自己找来的。但整整一个晚上，刘天明和他的同伴们却贡献了相当专业的一场演出。

他们先演了一出老戏《苏三起解》，又演了一出新戏《第一书记》。前者是流传了几百年的悲欢离合，后者则是新时代的小品剧，流行于晋南地区的蒲剧曲调婉转，唱腔慷慨激越，台下的人们看得呆住，烤串摊子边上的孩子们也不再喧嚷，露天场内静悄悄一片，只余北风呼啸。

台上，妓女玉堂春与情郎分离，被人诬陷入狱，羁押待审一年多，被差官从洪洞县押往太原。一路上，她身戴枷锁，向差官徐徐讲述身世，讲到心酸处，连老差官都为之长叹。

台下许多人想必曾无数次听到这出戏，但每到苏三讲到公子多情、老鸨欺骗、贪官无道时，他们还是发出阵阵叹息。直到差官劝那一句“谁说洪洞县里没好人，这世界上的多是好人啊”的时候，我见身边的一位老者用袖管悄悄地拭起了泪。

李春发明白那种感觉。他今年86岁，退休前是镇中学的语文老师，也曾经是“火委会”最早的成员。在他的记忆中，属于下寨的迷人故事还有很多——唐朝时尉迟敬德曾在此处屯兵下寨，村子由此得名。清朝时，村里围有四面夯土墙，设东西南北四个城楼，村内阡陌交通，庙宇众多。村中心的阎王庙分前后几进，面积有“200多间”，里面生动的“十八层地狱”泥塑，总把玩耍的孩子们吓得够呛。

还有土地庙。民国初年，一位在邻村做生意的柴姓商人从下寨经过，在路上发现自己被几匹灰狼紧紧跟随。柴姓商人惊心不已，正紧张间见远处走来一位白发白须的老者。老者叫他不要害怕，扬扬手说这些“狼”是自己养的家犬，又护送柴安然离去。离别前，他说自己住在下寨村的“楸树园”中。“数日后，柴带了厚礼到村中感谢老人，只见土地庙边种着几棵楸树——”李春发忽然停顿，“一看，里面的土地爷可不就是那老者吗？”

再比如孝子碑。清道光年间，村里出了个孝子，贴身侍奉卧病的母亲，闻名乡里，乡贤把他的事迹报到县里，又经府道传至京城，道光帝听后大为感动，亲自作诗表彰，又拨一笔款子下来，让当地为孝子修座牌坊，以示嘉奖。谁料钱款一层层流转，到下寨村时，修牌坊的钱只够修一座碑亭。于是，这座御赐的“孝子碑”就立在了村东门的围墙之下，直到李春发儿时碑亭仍在。

可惜，这些回忆都已随时光逝去，社祭日下午，我和摄影师花了一个多小时，只在村北找到尚存的一棵千年古柏，那里据说是尉迟敬德的军队瞭望巡营所在，现在是个修了一半、道路不通的小公园。其余就只有坍圮的城楼和只留一截墙基的老城墙了。以“社火”之名

英国学者沈艾娣曾在一次访谈中说，早在1949年之前，曾经富足的山西乡村就已经开始日渐贫困，“这是更长的历史进程的结果，归因于一系列改变了山西地理的政治变革。外蒙古独立、俄国革命、国防重心和贸易中心由内陆转移到东南沿海——所有这些发展逐渐将山西从一个贸易主干道变为一个孤立的、交通不便的省份。与此同时，国家和省级政府共有的现代化观念强调将城市化、工业化、出口导向型商业作为强国的基础，部分地区因此受益；山西的村落则不然”。

从这个角度看，下寨村的失落其来有自。华北地区的文明史少有中断，且不谈遥远的尧舜禹汤，在唐代，山西曾是高祖的“龙兴之地”，从晋北到晋南都留下了朝代更迭时的征战故事。到元代，下寨村所在的礼元镇曾是某位贵族的教习歌舞的离宫，一度被考证原名“梨园”，而在被学者广泛研究的明清时期，这里也曾是晋陕两地交通的必经之地，历史因而在这里留下了关于军队、乐师、文化人、生意人的种种记录。

但在接下来的200年里，这个原本拥有令人自豪的稳定传统的乡村，却缓慢地滑向历史的聚光灯之外。他们也没有赶上20年前席卷山西的煤炭经济，作为山西六大煤田之一的“河东煤田”与它擦肩而过，也许正因如此，当同省其他地区的人们陷入一夜暴富的迷梦、飞速抛弃传统的羁绊时，这里的村民们仍在延续许多年前祖辈遗留下来的道德观念和生活方式，但也因此感受到程度更深的困惑和失落。

那天去刘天明家时，我的计划本来是请他谈社火、板胡和蒲剧，最后我们的话题却怎么都绕不开窑洞、宅基地和养猪。对，这个村里的文艺骨干、第一位大学生，后来主要在养猪。大学毕业后，他先被分配到晋北的一家国营电机厂，后来又一路辗转到邻县工作。“商品经济，人都变得太复杂了”，刘天明抽了口烟，突然问我有没有看过电影《人到中年》。

人到中年，他家里的旧房子要从窑洞改建，原本是给村干部的补贴，最后却背了两万多块的外债。他作为老大，只能替家里把债务担下来，但靠每月工资还不够还利息。后来，他们一家开了一家养猪场，最多时养了50头猪，他在外上班，割草喂猪的事情就都压给了老伴儿。靠这个生意，他们才还清了房子的债务，养活了两个孩子。在排戏之外，现在令他困扰的事，主要是“美国粮食进口，玉米价格大跌，猪价没有保障”。

在一般村民眼里，像刘天明这样读过书的人，处境毕竟不会太差。但他的同辈甚至他们的后辈，生活的选项就只有两条：在家务农，或是出门打工。

李鹏的父亲李云生选择了后者。2005年，为了赚钱养家，也为了让李鹏读更好的小学，他们一家搬离了村子，到了邻近县城。孩子在外读书，还要交借读费，那时李云生在县里的造纸厂干活儿，专做一种介于书写纸和卫生纸之间的软纸，每天回家李鹏都能闻到父亲身上化学品的刺鼻气味。

也是那一年，村里的年轻人开始大量外流，离乡务工。他们的主要去向是南方，那里城市建设速度快，很多地方工地缺人，无锡、东莞、广州，“哪儿有活儿，挣钱多，村里人就打电话吆喝着过去”。当年闻喜全县流动人口达到9938人，县政府还为此专门设立了流动人口管理办公室。

其实，下寨的“社火”与“同党”关系结合的活动形式，也是从那时被确立下来的。据李鹏考证，2005年，不少外出打工的年轻人带着一年到头的收入返乡过年，其中一些正赶上过36周岁本命年，听说村里的社祭要筹款，就主动提出捐款。

在此之前，“土委会”和“火委会”两项活动的资金来源都是村里的富户和文化精英，比如1997年重修土地庙后，像李春发这样的知识人，或是刘世安这样在乡村事务中有话语权的“老汉”，都会在活动中充当“纠首”，带头捐款，管理开支。而在2005年之后，社祭慢慢开始由村委会统一管理，出资者则成了当年本命年的“同龄人”们。有时到活动结束还有盈余，这些钱就成了村里公共事务和基础建设的补充基金。在下寨村，到处可以看到这些资金的使用痕迹。村里疫情期间的消毒水，是2020年的同龄人买的，村支部的篮球架，是2019年的同龄人捐的，还有村里的界碑、路灯、小广场，都刻有某某年某岁同龄人捐赠的字样。

这是一个有象征意味的时刻。以“社火”之名，新的乡村传统缓慢形成了。与传统的以宗族形式展开的祭祀活动相比，他们的社祭却也意外地回到了古人所谓“社”的概念起点：“社”既是土地，也是最广泛意义上的、具有地缘性的关系网络。

走在村里，我常常能感觉到有两个“下寨”。村落最高点就是那个代表了神圣祭仪的土地庙，但越靠近西侧，民居就越少越陈旧，初一晚上头香祭祀时，我们经过的土坡边还有一排排荒废的窑洞。那是最原始的下寨。为了靠近通往县城的村道，过去30年里，很多村民选择拆掉祖居，到村东建房，整个村子因此都向东平移了一点，如果说村落亦有生命，它也在努力嗅闻外部世界的气息。

而那些已经出走的人们代表的，却是另一个下寨。作为一种社会学意义上的“弱关系”，起初我以为他们与“同龄人”保持联系，是为了出门在外互相有个照应，彼此介绍工作。后来却发现，对他们来说，“同龄人”的价值并不是对外，而是对内的。和中国大部分地方的离乡务工者类似，他们在高速运转的资本机器面前依然弱势且离散，想要在外抱团，血缘和姻亲关系才是更可靠的联结。但当一个人、一个家庭都从乡村被连根拔起时，这些“同龄人”却可以充当最后的引线，让他们不至于忘掉归途。

毕竟，当这些年轻人辗转各地，为生计奔波之时，他们想象中的未来依然是叶落归根，李鹏在论文里将其总结为“成年前读书升学，弱冠年务工婚配，而立年经商育子，等到五十岁知天命，便开始渐退城市，重新回流乡里”。为此，他们在乡村祭仪上的捐资、亮相，与其说是为了祈求神明庇佑，夸示乡里，倒不如说是要在这个自己缺席已久的地方补上空位。我问李鹏：“等你36岁过‘本命年’时，也会披红戴绿，在主道上巡游吗？”这个离乡多年的年轻人肯定地说：“无论我走到哪儿，都还是下寨这群‘同龄人’中的一员，这里有个位置是留给我的。”

第一次见面带我参观土地庙的那天，他还在神像前跪拜了一次，然后拍拍裤子上的灰，有点不好意思似的告诉我，“今年要申博士，得拜一拜，土地爷保佑我平安‘上岸’”。

狂欢与日常

晚上7点半，天黑下来，像所有游乐园里的嘉年华一样，属于下寨村的社祭狂欢也到了下一个高潮。“同龄人”们出资，合请镇上的演艺公司，在村小学的戏台上办起了歌舞晚会。全村人又一次挤在小广场上，没有人带板凳，站在角落里只能看见前面人的后脑勺，夜色里满是黑压压一大片。有人买了烟花在村小学的教学楼顶上点燃，因为靠戏台很近，烟花炸开的时候也显得格外亮而大。

这就是社祭日的尾声了。陪我看演出的人是李鹏的父亲李云生，他今天是来陪妻子回村上香的。李云生告诉我，自2005年“同龄人”为社祭筹资后，初二晚上的节目就从唱戏变成了歌舞晚会。有一年“同龄人”募资不少，村里甚至请了两家歌舞团演对台戏，歌舞如沸，烟火漫天，一直闹到凌晨两点才罢场。

他的声音很低，我也很快被戏台上的演出吸引了注意力。老实说，我从没见过这么奇异的舞台布置。演出前，这一年的“同龄人”们又一次围着红围巾上场，整齐地站成一排，派代表讲话，感谢家乡父老。我远远看见周杰，面对这么多人站着，他表情有点紧张。不知为何，又是进香环节，两位男士举起一人高的燃香，用铁锹在下面砍了个口，就把它插在了台边。烟雾缭绕，三面包裹的戏台看起来像是佛龛，这让接下来的所有表演，都成了上午那场祭仪的镜像。

“下寨村的父老乡亲们，你们好吗！”配合音箱里的节奏，绿色射灯直直照向人群，一位身穿翠绿色西装，头发梳得丝毫不乱的主持人蹦跳着走了出来。听台下掌声不够响亮，他的女搭档随后上场，直接挥起一张床单大小的手绢，在台上转动起来。不知何时，她已经登上主持人的肩头，仍在高喊“有没有掌声！”下一位是表演吞火，然后用十几米长的软管吹起气球，一位“摇滚歌手”边唱歌边用头开啤酒，白色飞沫像喷泉一样四溅在舞台上，浸湿了他不合体的外套，他干脆把衣服脱掉，裸着上半身，把一排啤酒都抡起来喝光了。

舞台上音量开到最高分贝，四周都乱哄哄的，远方分不清是叫声还是掌声，只看近处没有人喝彩，也没有人笑，大家只是探着头，沉默着随人群不停往前面挤。和中午的社火“热闹”一样，人们似乎并不关心演出的实际内容，倒好像只想找个由头，和一群人挤在一起罢了。

李云生悄悄问：“你觉得节目怎么样？”见我不置可否，他说，镇上歌舞团拿得出来的演出每年都一样，眼前这些让我感觉“刺激”的表演，下寨村的人们都已经看过许多回。村里属龙的人不多，36岁的同龄人们凑出的资金不到5万块，请了这一台节目，49岁同龄人们的募捐则用于上午社火表演中演员的吃喝后勤。我有点困惑，问李云生，为什么一定要办晚会，而不是把钱存下来，做点更“实际”的事，比如修一修村里的小路？

他似乎被我的说法打动了。他已长时间不在村里生活，偶尔回来也只是看看亲戚，陪妻子去土地庙拜一拜。以理性世界的价值观来看，这么做确实不很划算。但他略一犹豫，还是对我说：“可这就是‘闹热闹’的钱呀。”

还是“闹热闹”，仿佛“热闹”本身就有不言自明的价值，为此，人们可以放弃日常生活的理性，可以挥霍金钱和生命力，尽情享受盛宴带来的满足。我突然想起行前在赵世瑜书里看到过的“狂欢”的意义：“从更广泛的集体心理来说，人们都愿意制造一种规模盛大的，自己也参与其中的群众性氛围，使自己亢奋起来，一反平日那种循规蹈矩、按部就班的生活节奏。”在那本书里，他提到，这些最原始的文化精神，或许才是社火最初的诞生的起点。

而对下寨村的人们来说，这样的日子是生活里难得的例外。比起社火，我在村里更常听到人们提起一种名叫“远志”的中药材。村里家家户户都种它，这种三年生的植物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但远志的药用部分只是植茎外面的一层韧皮。经过三年的辛苦收获后，人们还得先把它放在阳光下晒，再用防水布捂上几天，待外面的韧皮与中心脱离的时候，一根一根用手为它抽皮。“从早到晚，能赚50块钱”，也有“快手”，半秒钟就能抽下一管远志皮，不过，这样剥上几天，大拇指指甲也就都翻起来，卷坏了。

直到回到北京很久后，我才想明白这一点。我在村里时加了许多社火表演者们的微信，有一天，一位参与打鼓的妇女突然给我发了条信息，那是她在帮某品牌的洗衣液搞促销。梁文的丈夫在外面跑大车，所以过节的时候她也是孤身一人，才能留我们在家里住。李建国的一位同龄人请假来表演扇子舞的那天，刚跟城里做装修的“主家”请过假，她是帮人贴瓷砖的。周杰和李云生一样是焊工，他过去一年都在四川的山洞里做工程，和他同龄的妻子是在北京一家饭店里做帮厨的时候认识的。而刘天明前几年做养猪生意不济，到现在又开始还亏损，他后来甚至向我咨询过一次打官司请律师的事情——在社祭日的狂欢之外，那才是他们每天真正面对的生活现实。

我悄悄观察起身边的一个老人，站在人群里看不见他下垂的双手，但我不由得开始想象他给远志剥皮的样子，想象他的手指和指甲。据李云生的说法，这一年远志的行情并不算景气，村民们辛辛苦苦种植、剥皮，反而被囤药材的行商赚了差价，村里人不成组织，没什么议价权，药材商从年前就开始狠命杀价，年后再高价售出，“一下就赚了三四十万”。

台上的节目还在继续，表演者铆足了劲，正挣扎着要摆脱锁在脖子上的一根手指粗的钢筋。他在舞台上越退越远，脸和脖子都憋得通红，终于慢慢从束缚中解脱。我身边那位沉默的老人似乎大为感动，也举手为他鼓起掌来，他的双手都是泥黑色的。

在四下欢呼声中，我似乎也感觉到沉重世界里的一种浮力。那是来自这片古戏台的，也是来自身边每一个普通村民身上的力，因为这一点力量，他们才得以在种种嬉闹和狂欢中求得喘息，不至于无声无息地淹没于庸常之中。我也开始鼓掌，而烟花正从村小学的楼顶不停地升上漆黑的天空，预备给下寨村的人们无限的祝福。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梁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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