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价压力下，拜登访问中东

18个月的时间足以改变许多东西，比如全球能源市场的整体行情，又比如两个主要产油国之间的关系。仅仅一年半以前，乔·拜登还在发誓要让沙特阿拉伯政府为2018年的卡舒吉案件付出代价，要让这个沙漠王国的统治者成为国际社会中的“弃民”（Pariah）。从2021年2月到12月，白宫暂停了对沙特和阿联酋的军火出口，以惩戒这两个中东国家对也门内战的干预。但在7月15日傍晚，当美国总统与沙特王国的实际统治者、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MBS）亲王在海滨城市吉达的和平宫门前相遇时，两人伸拳相碰，灿烂的笑容在36岁的王储脸上洋溢了开来。

卡舒吉的遗孀哈蒂斯·坚吉兹（Hatice Cengiz）在社交平台Twitter上评论了这个画面。她向拜登喊话说：“如果卡舒吉还活着，一定会问：你就是这样兑现对我遇害的问责的？你的手已经沾上了MBS的下一个受害者的血。”

但已故的卡舒吉解决不了拜登面临的问题，而本·萨勒曼至少看上去可以。受全球供应链波动以及俄乌战争的双重影响，国际原油价格在过去18个月间已经从每桶大约50美元（2021年1月初）暴涨到了110美元左右（2022年7月下旬），并两度突破120美元大关。欧洲市场的现货天然气价格更是在一年半里上涨了700%。美国国内汽油价格的飙升使得拜登政府的支持率在7月初跌破了40%，从而直接影响到11月的中选选情，美欧各国对俄罗斯石油出口实施的杯葛行动也因此遭遇重挫。而生产全球大约40%的原油的OPEC（石油输出国组织）看上去并不急于启动全面增产——作为OPEC的实际领导者以及2020年原油价格战的牺牲品，沙特阿拉伯政府决心向白宫要求更多交换条件。尽管在6月初拜登访问吉达的计划公布后，OPEC原则上已经同意在7月到8月加速增产，但沙特产能的有限回升尚不足以满足整体需求的反弹。最终决定将由拜登和本·萨勒曼当面做出，而主动权并不在美国一方。

“和两年前的情况相比，这一回，沙特人是更强势的一方，”华盛顿智库“中东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凯伦·杨（Karen E.Young）告诉本刊，“他们已经从拒绝妥协的立场中获得了财政回报。现在，利雅得希望美国做出更明确的承诺。”

按照原定计划，7月中旬在吉达举行的不仅有拜登和本·萨勒曼的直接会晤，还有海湾合作委员会（GCC）六国与伊拉克、约旦、埃及三个本地区国家领导人共同出席的“安全与发展”峰会。据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在6月下旬接受采访时透露，美国试图在此次峰会上建立一个“类似‘北约’的地区性军事组织”，作为缓解伊朗安全压力的制度性安排。而在飞往吉达之前，拜登将会首先造访以色列和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领土。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在7月12日的白宫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之所以安排这样的路线，是希望“使以色列全面融入该地区，并努力推动沙特和以色列关系的正常化”。他还强调，美国政府有信心通过此次访问遏制伊朗的“多层面威胁”。

从7月13日到16日，拜登的身影先后出现在特拉维夫、耶路撒冷、拉姆安拉、伯利恒和吉达。他与以色列新任总理亚伊尔·拉皮德（Yair Lapid）共同签署了反对伊朗拥有核武器的《耶路撒冷宣言》，承诺将向中东和北非提供10亿美元的粮食安全援助，并成功促成了沙特阿拉伯向以色列商业航班开放领空。但在那些最重要的问题上，美国总统空手而归——尽管吉达峰会联合公报提到了“努力以兼顾消费者和生产者利益，并支持经济增长的方式稳定全球原油市场”，但并未就进一步增产达成一致。沙特政府决心把产能问题留到8月的OPEC+（由OPEC成员国以及俄罗斯等11个其他产油国共同组成）会议上再讨论，这意味着原油价格至少要到9月才会出现回落。至于“中东版‘北约’”的设想，在吉达同样遭到冷遇，并未出现在公报中。阿联酋总统高级外交顾问安瓦尔·加尔加什（AnwarGargash）在7月15日向本国媒体暗示，由于拜登政府仍在促成伊朗重返核协议，阿联酋无意充当美国的战略后手、加入任何针对伊朗的军事联盟。他同时还公开承认：“我们（与伊朗）的对话正在进行中，我们正在向德黑兰派出大使。”

7月22日，即拜登结束中东之行后不到一周，俄罗斯、乌克兰、土耳其和联合国四方代表在伊斯坦布尔签署协议，确认恢复乌克兰粮食经黑海的出口通道。两天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出现在埃及首都开罗，开始了他的非洲四国之旅。和7月28日本·萨勒曼王储的巴黎之行一样，这些互动将美国排除在外，折射出过去两年多里中东政治的一项重大变化：美国不再是不可或缺的议程制定者，传统的同盟阵营也在经历变迁和重组。距离“阿拉伯之春”爆发过去10年，不可逾越的敌友界限在今天的中东已经变得模糊，一个更现实主义也更加混沌的秩序正在浮现。

没有机场欢迎仪式和剑舞表演，没有1100亿美元的军火订单，宾主双方也没有把手掌按在水晶球上合影：和五年前特朗普高调的沙特之行相比，当拜登在7月15日傍晚出现在吉达时，东道主和客人都在有意调低外界对这次会晤的期待。美国媒体对自己的总统询问最多的问题是：鉴于拜登在去年2月早早公布了关于卡舒吉案件的调查报告，指控本·萨勒曼对那位记者的惨死负有直接责任，他还能在能源和安全政策上得到沙特王储的支持吗？他会在对话中向本·萨勒曼提起此事吗？对此，拜登回应说：“我总是直话直说。”沙特国家媒体则以一种独特的方式表达了对美国立场的质疑——多家电视台和新闻网站播出了希琳·阿布·阿格莱（Shireen Abu Akleh）生前的采访画面。这位美籍巴勒斯坦裔女记者受雇于卡塔尔半岛电视台，过去20多年里一直是阿拉伯世界知名度最高的媒体人之一，今年5月11日在约旦河西岸被以色列士兵枪击殉职。沙特方面的潜台词不言而喻：既然拜登在他的以色列之行期间从未就阿格莱之死提出过抗议，也没有要求追究以色列国防军的责任，那么问责卡舒吉案件就是一种双重标准。

在拜登和本·萨勒曼之间造成一系列微妙气氛的卡舒吉案件，发生在2018年10月2日。59岁的贾迈勒·卡舒吉（Jamal Khashoggi）出生于沙特一个显贵之家，祖父曾是开国国王阿卜杜勒·阿齐兹一世的私人医生。上世纪90年代，他因为在阿富汗、苏丹等冲突地区担任国际报道记者声名鹊起，还充当过沙特政府和“基地”组织创始人本·拉登之间的联络人。不过进入21世纪之后，由于卡舒吉持续批评沙特王室的宗教和公共政策，双方逐渐交恶。2017年卡舒吉出走美国，但他以自己在《华盛顿邮报》的专栏为阵地，继续发表对沙特内外事务的批判性看法，尤其是质疑新王储本·萨勒曼的一系列集权措施。2018年10月2日，他因为私事进入沙特驻伊斯坦布尔领事馆，旋即下落不明。沙特政府在两星期后承认卡舒吉已经死于谋杀，并指控5名基层情报人员为直接责任人，判处其20年徒刑。

2021年2月25日，在拜登本人的要求下，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ONDI）公布了一份关于卡舒吉案件的调查报告，认定本·萨勒曼“直接批准了绑架或杀害卡舒吉的行动计划”。沙特政府的态度自然是全盘否认，两国关系就此陷入僵局。拜登拒绝和本·萨勒曼王储做直接接触，仅愿与其父亲、86岁的萨勒曼国王对话，并一再强调老萨勒曼才是沙特的“真正主政者”，显然是在表达对王储的不满，这反过来又积累了更多负面要素。阿联酋大学政治学教授、阿布扎比智库“酋长国政策中心”创始人伊卜提萨姆·凯特比（EbtesamAl-Ketbi）告诉本刊：“很长一段时间里，美国政府认为让中东盟友按照自己的喜好行事是理所应当的。问题在于，和冷战时期相比，今天美国对沙特的安全承诺变得远为模糊和不公开，拜登政府与特朗普的地区政策目标也不一致。沙特人现在决心优先捍卫自己的议程。”

美国与沙特的特殊双边关系，始于1945年2月罗斯福总统和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达成的“情人节协议”。沙特政府承诺帮助美国维持中东石油市场的稳定，美国则以优势海空军力量保护沙特免遭敌对国家的攻击。从那时起至今，尽管遭遇过1973年石油禁运的冲击以及“9·11”事件后的舆论挑战，两国的特殊关系大致仍是稳定的。不过在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后，影响两国关系的变数开始持续增加：一方面，页岩油产业的勃兴使得美国再度成为石油出口国，甚至在产能方面跃升为和沙特、俄罗斯并驾齐驱的第一档原油生产大国。在2014年之后长达6年半的全球能源“熊市”期间，美国和沙特的石油工业成为直接竞争者，沙特作为OPEC“安全阀”的功能受到了美国的直接挑战。压力之下，利雅得当局不得不选择与俄罗斯结成同盟，借助新的OPEC+机制调控原油产能。尽管在2020年，沙特和俄罗斯之间也爆发过惨烈的原油价格战，但双方很快恢复冷静，决心携手应对新冠肺炎“大流行”的冲击。诚如沙特外交国务大臣朱拜尔（Adelal-Jubeir）近期所言：“石油问题是一整个基本面，决定它的不只是地缘政治。”

另一方面，随着“阿拉伯之春”以来中东政治阵营的重组，美国和沙特的安全合作也出现了动摇。2015年奥巴马政府力排众议与伊朗达成核问题协议，被利雅得当局视为“背叛”。尽管特朗普随后批准了1100亿美元的巨额军售交易，并恢复了对德黑兰的全面制裁，但华盛顿方面的两项重要倡议都没能获得沙特的全力支持。其一是以海湾合作组织为基干、针对伊朗及其什叶派盟友的逊尼派军事同盟，也就是拜登政府设想的“中东版‘北约’”的雏形。这一计划符合沙特传统的安全关切，然而利雅得方面对美国履行承诺的意愿信心不足——即使是在2019年5月沙特横贯半岛输油管线遭受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袭击、国际能源市场出现恐慌性波动的背景下，美国政府也保持了相对克制的姿态，拒绝对胡塞武装的最大盟友伊朗实施军事打击。这使得波斯湾沿岸国家普遍怀疑美国是否真能履行对中东盟友的安保承诺。加尔加什在7月15日的发言对这种拒绝按历史惯性行动的心态阐述得相当到位：既然减少战略资源投入、以签署新的核协议的方式解决伊朗问题已经成为拜登政府的总体方针，海湾各国又何必过分采取主动？

第二项倡议则是“撮合”沙特与以色列，使其成为美国在中东的新的安全秩序的基石，这也是拜登在吉达多次强调的美方的战略性目标。沙特政府本质上并不排斥这一进程：自2015年萨勒曼国王登基以来，沙以两国在情报共享、国防采购乃至红海经济开发方面展开了广泛合作，早已不再是疾若仇雠的状态；两国对伊朗也怀有共同的安全疑虑。但在以色列政府始终拒斥“两国方案”（尽管拜登本人至少在名义上呼吁实现巴勒斯坦建国），并且并不会为波斯湾安全承担责任的背景下，沙特在这种盟约关系中获得的收益将会大大小于以色列。因此，利雅得当局最终采取了更加谨慎的态度：同意对以色列民航开放领空，但在双边军事合作以及“全面关系”等更重要的问题上不置一词。

在拜登的两天沙特之行期间，本·萨勒曼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冷静和克制。除去为自己在卡舒吉案件中的角色辩护了几句外，他对OPEC+的增产问题以及美方正在努力推进的新伊朗核协议守口如瓶，似乎自己关心的仅仅是吉达峰会上公开讨论的援助巴勒斯坦难民、实现半岛国家电网互通以及发现可循环经济等各国基本立场一致的问题。直到7月28日，当王储开始他的欧洲之行并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爱丽舍宫共进晚餐时，风向才稍微发生转变。本·萨勒曼借马克龙之口强调了利雅得目前所处的有利地位——在全球面临大范围能源危机、欧洲急于实现油气“脱俄”的背景下，沙特阿拉伯对中东能源出口国的协调作用“具有长期重要性”。在美国并未表现出有意投入更多战略资源的情形下，沙特政府决心坚持“本国议程优先”的既定方针。拜登的沙特之行结束了两国之间的软对抗，但成果有限。

就在拜登离开吉达三天后，7月19日，中东地区政治中的另外三位关键人物——俄罗斯总统普京、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以及伊朗总统易卜拉欣·莱希（Ebrahim Raisi）在德黑兰举行了一次针锋相对的首脑峰会。这也是自新冠肺炎“大流行”暴发以来，普京首度出访中东。不同于吉达峰会上那些带有长期色彩的目标，德黑兰峰会涉及的完全是三国面临的现实问题：正在进行中的美伊核问题谈判，经济制裁对俄罗斯的压力以及恢复黑海粮食出口的可能性，土耳其在北叙利亚和伊拉克境内针对库尔德武装的军事行动……尽管三国在叙利亚问题上的立场存在相当多的分歧，但在最后发表的宣言中还是强调了合作打击“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的决心。巴勒斯坦裔政治分析师、开罗智库“埃及研究院”研究员赛义德·埃尔哈吉（Said Elhaj）告诉本刊：“通过这次峰会，普京向西方传递了一个信息：乌克兰战争爆发后欧美国家对俄罗斯的孤立没有成功。莫斯科依然能在华盛顿的对手和盟友之间找到自己的外交活动空间。”

实际上，尽管吉达峰会和德黑兰峰会看似属于两个泾渭分明的阵营，但彼此间的信息交换和互动一直存在。据半岛电视台报道，7月第一周，约旦和伊朗高级官员在伊拉克政府的牵头下举行了一次小范围对话，就叙利亚－约旦边境的安全问题以及“中东版‘北约’”倡议交换了意见。约旦方面最终承诺不会加入任何有以色列参与的军事同盟，伊朗政府则承诺不会利用边境线从事对约旦经济和安全的破坏活动。如此一来，拜登中东之行的一项重要使命实际上在摆上台面之前就遭到了挫败。而两场峰会虽然都未能实现预期目标，但折射出的问题却是全新的：冷战时代完全被大国政治所左右的中东外交，正在表现出越来越多的混合性、非排他性特征。无论是沙特和俄罗斯在OPEC+机制中的合作，还是土耳其、埃及这两个美国曾经的战略盟友与俄罗斯的一系列互动，都反映了深刻的现实变化。

实际上，外交领域的“大迂回”（The Great Detour）的出现，可以说是自新冠肺炎“大流行”暴发以来，中东地区政治最新和最重要的发展趋势。典型例证便是延续超过70年的阿拉伯－以色列对抗图景的消失：作为特朗普最重要的外交遗产之一，从2020年9月到12月，以色列先后与阿联酋、巴林、苏丹、摩洛哥四个阿拉伯国家实现了关系正常化，成果超过此前40年之和。而随着以色列强硬派领导人“比比”·内塔尼亚胡（Bibi Netanyahu）长达12年的总理生涯在2021年夏天宣告终结，特拉维夫与沙特阿拉伯、阿曼等国的双边关系迎来了显著改善。作为对比，曾经吸引过全世界关注的巴勒斯坦－以色列和平进程已经停滞了整整15年，巴勒斯坦问题的重要性彻底让位于经济、安全等现实考量。作为抽象共同体的“阿拉伯世界”近乎不复存在，现实主义最终成为中东国家间政治的主旋律。

继以色列成功“突围”之后，2021年1月，本·萨勒曼王储与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在欧拉峰会上达成复交协议，结束了两国持续三年半的对峙状态，也开启了“大迂回”的下一阶段。10个月后，阿联酋外长阿卜杜拉·本·扎耶德突访叙利亚，打破了后者自2011年内战爆发以来的孤立状态；而巴沙尔·阿萨德总统在2022年3月对阿联酋的回访，则为叙利亚在今年11月阿尔及利亚峰会上重返阿拉伯国家联盟创造了条件。同样呈现出缓和之势的还有土耳其与多个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关系——尽管埃尔多安继续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北部用兵——2021年3月，安卡拉当局恢复了和埃及中断8年的外交接触。同年8月，阿布扎比王储穆罕默德·本·扎耶德（今年5月出任阿联酋总统）与埃尔多安举行会晤，促成了后者在2022年2月对阿联酋的回访，双方就投资、国防等问题签署了一系列合作协议。

充满戏剧色彩的“大迂回”，甚至也蔓延到了遭受海湾合作委员会孤立多年的伊朗。2021年12月，阿联酋国家安全顾问塔赫农在造访德黑兰之际，正式邀请伊朗总统莱希访问本国。今年6月19日，本·扎耶德外长再度和伊朗外长阿卜杜拉希扬通电话，重申了“发展两国关系的共同愿望”，并透露自己有意访问德黑兰。所有这些互动中，美国的影子似乎已经变得模糊。诚如以色列前外长什洛莫·本-阿米（Shlomo Ben-Ami）在今年4月的一篇专栏文章中所言：“中东正在学习在没有美国的情况下生活，尽管美国还将继续影响地区安全局势。”不过，他也坦言：“尽管这种双边关系重组对中东安全产生了重要影响，却缺乏确保地区和平与安全的包容性多边结构所具备的变革潜力。”

换言之，变化仅仅发生在政治家之间是不够的——在中东外交迎来“大迂回”的同时，叙利亚境内的漫长战争仍在继续，黎巴嫩已经在财政破产状态下挣扎了超过两年，伊拉克自去年10月大选以来始终没能组成新政府。双边关系的缓和的确减轻了中东各国政府面临的外部压力，但通货膨胀、物资短缺乃至贫富加剧分化的乌云已经郁积成型。这一评价或许也适用于美国——在历史上，还没有哪位美国总统能在汽油价格超过每加仑4美元的情况下连任成功；而在7月第二周，美国市场上现货汽油的平均价格已经上涨到了每加仑4.7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