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防高官为何都拿F-35说事儿？

美军F-35战机

当地时间1月15日，美《防务一号》网站记者塔克（Patreick Tucker）和威斯博格（Marcus Weisgerber）几乎同时发出了两篇报道，报道内容分别是代理防长米勒（Chris Miller）和空军助理部长罗珀（Will Roper）的谈话内容。巧合的是，这两位即将卸任的国防高官都对之前美发展F-35战机的思路颇有微词。由此我想到了2020年最后一天美国防部宣布推迟F-35战机全速生产的决定，并冒出了一个念头：美军的武器装备发展要换路子吗？

要解释这个念头，先以空军采购的F-35A战机举例。简单说，自2001年美军火巨头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中标F-35战机以来，一直处于系统开发和演示阶段（SDD）。空军采购的F-35A型直到2007年才签署了第一份低速生产合同（LRIP）。按计划空军需要的1763架F-35A本应到2034年就完成采购，用以替代机龄较老的四代战机，但其间因价格超标、技术不成熟等原因，F-35A一直不能进入全速生产阶段（FRP）。原本FRP定在2017年，但一路推迟到2021年1月。结果在2020年12月31日，国防部不得不再次宣布推迟FRP。这样使空军的F-35A战机到达“满员”快也要到2043年，慢则可能被拖到2049年以后。因此米勒在14日接受媒体采访时认为“F-35是五角大楼采购方式错误的一个例子”。而罗珀同一天也对媒体说，F-35“要成为我们能够批量购买的廉价战斗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如果说米勒和罗珀对F-35战机的微词是文职国防官员的一个视角，那么战机使用者的视角就更能说明问题了。比如2020年8月空军第22任参谋长布朗，一上任就发布了题为“加速变革，否则败北”的首份备忘录。在备忘录中他虽没有直接点到F-35战机，但他写到要“加快推进数字化、低成本、高技术的能力建设”和“简化流程并鼓励明智的冒险行为”。布朗的这种说法，不仅与米勒在采访中提到的未来装备应以“低成本、走量采购”的思路相吻合，而且也与罗珀在去年9月15日提出的减低成本、加快迭代、增加采购量的第六代战机采办新概念——“数字世纪系列”（Digital Century Series）相吻合。简言之，无论是文职官员还是穿制服的军人，都在试图摆脱价格昂贵、研制周期长的武器装备采办“困境”。当然，他们这么说并不是没有依据的。例如根据去年12月美智库（CSIS）的一份报告显示，冷战结束时的1991年美空军拥有约4000架战机，平均机龄只有8年；而到了2020年，战机数量减至约1980架，平均机龄已达约26年。

美空军这种武器装备发展思路转变迹象，让我想到了美海军作战部长吉尔迪（Mike Gilday）在1月11日发布的一份美海军未来10年发展纲要——“领航计划”。在这份18页的“纲要”中，吉尔迪明确强调：我们未来的舰队设计也将重点放在更多的小型水面战舰上……在日常竞争和高端战斗中，部署更多的成本更低、更实用、更小的水面作战舰艇。如果了解美海军冷战后因价格昂贵和技术不成熟下马了几型军舰的背景，就清楚吉尔迪这番话表明，目前美海军在武器装备发展上也面临着与美空军同样的“困境”。

最后我想说一个时间上的巧合，即60年前的1961年1月17日美总统艾森豪威尔在卸任演说中，特别对美国“二战”后出现的军火利益集团——“军工复合体”（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发出了警告。其实目前美海、空军在武器装备发展上试图摆脱的“困境”，本身就与美国一直存在的“军工复合体”对公共政策绑架有关。从这个意义上说，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军事威胁论”恐怕都难以在美国舆论界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