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城的哥们儿

文学，也许就是释迦所说的缘起吧。是文学让我们互相取暖，惺惺相惜，彼此读懂，互耀光亮，成了哥们儿。

敬师二十出头时便在《未名诗人》上发表了《北方的河》。我与他结交并非因其诗才，而是兴趣相投。倒是他嗜书如命的习惯一直潜移默化着我。敬师在文学、哲学领域皆有所涉猎，读书时专注得连旁人的呼唤都听不见，直到别人生气地跺跺脚怒斥他“清高”，他才平静地抬起头来尴尬地问：“你刚才说什么呢？”他似乎不在乎别人的感受，话不投机，就摔门而去。过不了多久，又会跟无事发生似的有说有笑。

对于敬师，我对他的欣赏始终多于挑剔，尤其在于恪守孝道的方面—即便在经济拮据的年月，仍坚持把老母亲接到齐鲁的家中，悉心照料。我对他说：“其实不是你孝，是你媳妇孝。”他都会笑着点点头。时间久了，就觉得敬师是家人，彼此欣赏，偶尔嫉妒，偶尔争得面红耳赤，似乎都变成了相处的一部分。

问心，是一个让人见多了就烦，不见又想的兄弟；振龙，是另一个哥们儿。

北方人对于哥们儿的表述似乎更为直接，是带着热乎气的那种知己。互称哥们儿就可以搂着膀子，一起横着走路；就可以在宿舍里，凉拌一棵大白菜，端放在板凳上，一起坐在床沿上“对酒当歌”。有一次，一个大学同学从济南来齐鲁看我。振龙问我：“也没什么礼物可送，送他几本书如何？”“当然好了！”正中我下怀，我接着说，“送书，有面子，远铜臭，年轻一代的真文明！”“那就让他自己去书店挑选，我付款。”振龙说。结果我那个同学就真的把振龙当成“大款”了，竟然从书店拿走了一千多块钱的书，由振龙买单。许多年过去了，这件事仍让我懊悔不已。

我常常想起管仲在谈起鲍叔牙时的话：“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人生是短暂的，一旦在心里种下点什么，它瞬间就参天了。当你回眸远眺，再远的物理距离，它仍在你眯着眼睛的视线里。

方栋住在二楼，我的楼下，比我进厂晚一些。他毕业于“华师大”，是公司经理办定向招来的，到我们车间不过是实习镀金，随时可能振翅高飞。那天，他手执一本《夏雨岛》诗社社刊在我面前晃了晃，问道：“会写诗吗？”

我本来以为他从名校出来，应该是杨柳细腰，戴着眼镜，有一种弱不禁风的样子。但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他虽然不算身材伟岸，却也虎背熊腰，而且诗酒豪气。方栋酒量大，跟哥们儿喝酒，他是来者不拒的，席间还常以青莲居士自居，执筷当剑，嘴里念念有词：“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再后来，我去南方工作，与方栋十几年来一直没有联系。突然有一天，他给我发了一条信息：“把定位发给我，我去青岛吊唁老爷子。”他是从我的朋友圈看到我父亲离世的消息。当时我的眼泪唰地流了下来。

方栋教会我的是，只要心里有一份情，它就是风雨不熄的烛光，无论相距多远，无论相离多久，都会一直燃着。

跟会泽第一次见面像是一次约会。

那天，会泽先给我打了一个电话，然后握着一张《石化工人报》找上门来：“我是看到《石化工人报》上你的作品，决定跟你做朋友的。”他一脸认真的表情。我有些受宠若惊，甚至激动得不知道把手放在什么地方，慌慌地把手在牛仔裤上蹭了蹭伸向他，握他的手，如握一枚橄榄。我有一种预感，会泽可以做一辈子的兄弟。

会泽在防疫站上班，我在炼厂，直线距离也就一里路程。因此，闲下来的时候，我们就有更多的机会一起聊天儿或者吃饭，兴致来了，一首好的诗歌作为话题，就可以聊上半天。我们谈读书谈写作，评论一些与自己八竿子打不着的人或事，躲在角落里看电影，倒是惬意！

有一年春节过后，会泽一家三口驱车两百公里去青岛看我。我已经戒酒多年，但我知道他喝酒也很谨慎，便试着问：“喝白的还是喝啤的？”“白的！”他不假思索。于是，我俩你一杯我一盏地对饮起来，一瓶酒下肚也就四十分钟的样子。“还喝吗？”我红光满面地问他的时候，已经是舌头不打弯了。“那就再来一瓶！”他依然不假思索地回答道。又是你一杯我一杯，直到全部喝光。送会泽走的时候，我差点儿站不起来，然后迷迷糊糊地睡了两天，直到一周后回到顺德，还继续去医院打吊瓶。在我看来，会泽就是北方人口中说的那种可以为朋友两肋插刀的兄弟，所以这酒不能不喝。

如果没有敬师的引荐，我们不会更早地认识蓬桦兄。

此前，报社的田老师曾经提过蓬桦：“有个小青年，部队来的，会写诗……”于是，我心里种下一个悬念—“诗人周蓬桦”，似乎连名字都有些梦幻！

我们从炼厂步行到蓬桦居住的一化宿舍，必经一座平桥。后来蓬桦为此写了一篇散文《长长的桥》，记载了一段我们共同的青春时光。

在到达蓬桦的宿舍之前大家还在讨论：是叫周老师好呢，还是叫小周好？抑或直呼蓬桦？大家一致认为，叫周老师见外，叫小周显得不是很亲切，叫蓬桦省掉一个“周”字觉得更贴心。于是，我们就决定直呼蓬桦，然后多了一个兄弟。实际上，如果没有蓬桦的影响，我们这伙哥们儿是不会那么痴迷于写诗的。蓬桦是益友，也是良师。

就我本人来说，开始写诗，是属于盲写的，读了一遍舒婷或者北岛的作品就匆忙下笔。后来，初读蓬桦《红罂粟》时，我大受震撼，那文字如清泉漱石般纯粹灵动，一尘不染。我刻意仿效其笔法，与文友谈天总不忘强调：“周蓬桦是我的启蒙老师。”彼时他尚未斩获贝塔斯曼杯文学奖和美国新语丝文学奖，虽属后话，但与其天赋慧心是密不可分的。

不知从哪一天开始，我们真正成了朝夕相伴的哥们儿。大家在一起写诗、喝酒、抬杠，卷在一张床上横七竖八地睡觉；醒来即使是半夜，也会跑到郊外大声喊叫，到收完的玉米地里赛跑、摔跤……

我在日记里写道：“哥们儿是没有血缘的兄弟，如同冰糖葫芦，串在一起才有共同的甜蜜。”

太阳城文学社也是蓬桦倡导成立的。1987年12月，一场雪后，一间仅十多平方米的单身宿舍，如同沙丁鱼罐头般，挤了二十多个文友开会，因为没有板凳，大家要么坐在床边，要么挤挤挨挨地站着。

几天后，《石化工人报》刊载了一则消息：太阳城文学社成立，社刊《太阳城》，名誉社长周蓬桦，社长王可山，顾问耿林莽、桑恒昌、王洪亮，发起人杨会泽、朱振龙、王方栋、纪敬师。不久，我们就出版了第一本社刊《太阳城》。

时光荏苒，三十七年转瞬即逝，真是弹指一挥间啊。

我想起《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的一句话：“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每个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回忆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这难道不是我们这些哥们儿的写照吗？

太阳城，阳光之城。文学，不仅是一条缘分纽带，更是我们这些哥们儿永恒的太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