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倪文蔚:翰林奇才 治水能臣
作者: 齐悦 谢葵“万里长江,险在荆江”“自古荆楚多水患,治荆楚必先治水”。荆州的市情特殊,最特殊之处体现在水情上。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荆州诞生了一部20万字的治水专著《荆州万城堤志》,主持编撰的是当时的荆州知府倪文蔚。他在荆州主政8年,特别重视保障和改善民生,关心民瘼,修堤守土,兴学重教,政声斐然,有口皆碑。
倪文蔚(1823—1890),字茂甫,号豹岑,望江县雷池乡人。望江县是安徽省安庆市下辖的一个县,地处安徽、湖北、江西3个省交界处的长江水道黄金地段,人文荟萃,历史悠久,成语典故“不越雷池一步”就来源于此。倪文蔚是著名学者、藏书家倪模的曾孙。他幼时家贫,常以野菜充饥。入私塾后,老师喜欢他聪明好学,免了他的学费,常留他吃饭。他曾给人抄书,当坐馆(指家庭教师)。他16岁入邑庠(指明清时期在县学考取的学生,也称“秀才”或“茂才”),18岁补廪膳生(科举考试成绩名列一等的秀才称为“廪生”,廪生可获官府廪米津贴,名额因州、县大小而异,每年发廪饩银4两),26岁拔贡(指通过府试的考生),清咸丰元年(1851年)中举,第二年又中进士,钦点翰林院庶吉士。庶吉士需在翰林院内学习深造,有如今天的见习生或研究生,3年后,在下次会试前进行考核授职,称“散馆”;成绩优异者留任翰林,授编修或检讨,正式成为翰林,称“留馆”;其他的则被派往六部任主事、御史,也有派到各地方任官。清咸丰三年(1853年),倪文蔚任刑部主事(大致相当于今司法部内处级干部),入曾国藩幕府;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任河南巡抚严树森襄办营务,以军功加“郎中”衔,赏戴花翎。
为官伊始,倪文蔚仕途超乎寻常的顺利。通常由庶吉士转官需要3年,但倪文蔚只待1年时间便转正,从中举到任职,起步便是正六品的主事,可谓是一年一级,其顺畅十分少见。清同治六年(1967年),倪文蔚调入接替曾国藩围剿捻军的李鸿章幕下,次年,李鸿章在给朝廷密折上对他的考评是“学行纯粹,器识宏深”,希望朝廷能够“量予超擢”,也就是破格提拔。从此,倪文蔚一路升迁,历任荆州知府、开归陈许兵备道、广东按察使、广西按察使、广西布政使、广西巡抚、广东巡抚、河南巡抚兼署河道总督等职,位高权重。
治荆水八年勤政爱民
清同光时,荆州之地深陷长江洪患的苦难之中。1860年、1870年两次特大洪水,先后冲开荆江南岸的藕池口、松滋口,“一溃成河”,四口分流荆江入洞庭湖的格局至此形成。北岸堤防也发生溃口,两岸淹没面积达3万多平方公里,造成长江中下游极为惨重的洪灾。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49岁的倪文蔚授荆州知府,一上任就高度重视荆江大堤的防护,采取多种措施加固治水。
巩固万城大堤荆江大堤是江汉平原的重要屏障,它的坚固程度直接关系到湖北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也影响到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安危。当时的荆州时常遭遇洪水,修筑加固万城堤防、确保荆江安澜是历代荆州官员必须面对的头等大事。倪文蔚上任后,首要大事便是巩固万城堤防,以防治水患。史志记载,荆江大堤始于东晋永和元年(345年)荆州刺使桓温筑金堤,经历代的扩建和培修,大堤初具雏形,但还留有穴口,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堵塞位于长江中游荆江河段左岸的郝穴,至此,零星堤院和分散堤段连成整体,当时称为万城大堤。
清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发大水,荆江大堤万城至御路口溃决22处,府城被淹,造成大灾,损失惨重。灾后,朝廷发帑银200万两,修复冲毁的府城和堤防,并派大学士阿桂和工部侍郎德成前往督修,调集12个州、县民工,各由本州、县官员带领参加施工,倪文蔚便是12个主事修堤的知府成员之一。工程于当年12月开始,次年3月完成。培修“按照当年水痕,酌量加高培厚五六尺,顶宽八丈”为准进行修复,并另外修建杨林洲、黑窑厂、观音矶等石矶,工程产生土方约为388.5万立方米。竣工两年后,又铸造铁牛九头,分别放置于万城至观音矶之间的各处险段。修建荆江万城大堤是长江修筑堤防历史上由皇帝亲自主持的一次大型的修筑工程。从此以后,万城堤的修防得到皇帝的高度重视,防汛抢险由荆州知府亲自主管,并由湖广总督和湖北巡抚分年轮流驻工主持。堤防修建由过去的“民修民防”改为“官助民修”,但工费仍沿袭旧制,按田亩摊征,简称“土费”。

为了缓解堤防年年溃口的巨大压力,隋同治十二年(1873年)冬,倪文蔚主持对万城堤进行一次全面的加高、加固修筑。倪文蔚在《荆州万城堤志》中说:“沙市繁庶就堤列肆,迁之则民悉重扰,仍之则堤不可加,乃因肆之广狭分植石柱,横施闸板,以备不虞。”沙市(今荆州市沙市区)在清代时以堤为街,拆迁则扰民,不迁则无法施工,民生和防洪如何两全,倪文蔚想出一个办法,在店铺两边砌石柱,柱上挖槽,水大时插上板,以此解决防洪问题。由于倪文蔚重视堤防建设,亲自上堤督修,荆州堤防抗洪能力有了一定的提高。倪文蔚在主政荆州的8年时间里,史志上关于荆州水患的记载频次明显降低,当然,四口分流形成后荆江干流防洪压力得到缓解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
植树防浪在荆江大堤上植草,在长江边种树,至少已经有近千年的历史。清代在荆江大堤两旁营造防护林,还曾经制定专门的法规。清同治十一年八月(1872年10月),倪文蔚号召文武官员和黎民百姓,在堤外种植杨桐,每株相离5尺(约1.7米),每行排列整齐。由于立法严,又广泛动员,荆江大堤两旁曾一度出现“万绿参差”的景观。每到夏季,荆江洪峰频繁,水位暴涨,洪水直逼堤脚,岸边防浪林的杨桐枝条枝丫就以它特有的耐性和韧性,随波起伏,如同弹簧承受压力一样,起到了缓冲的作用,使江水到达堤边时已经失去了冲击力。倪文蔚植树防浪的治水措施对后世影响显著。1954年,长江发生特大洪水时,由于荆江大堤外滩没有防浪林,政府动员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把离堤数十里外的稻草、麦草、棉秆和树枝,运来制作防浪器材,尽管这样,荆江大堤还是被狂风巨浪打出多处的浪坎,有的浪坎深达1米,险象环生。从此以后,政府把培植防浪林带护堤作为确保堤防安全度汛的一项重要工程来抓。1998年,长江流域发生百年罕见的特大洪灾,当时洞庭湖的洪水几乎要漫过大堤,正是因为有了防浪林的保护,抗洪军民把防浪林的枝条砍下,沉入水中,缓解了洪浪对大堤的猛烈冲击,保住了大堤。
抛石护岸倪文蔚在任荆州知府时曾大规模的抛石护岸,离任后,他的继任者在这一堤段又加修七里庙至拖船埠驳岸的防堤,为纪念倪文蔚的功绩,人们将这一段江堤称为“倪公堤”。清光绪五年(1879年)五月,倪文蔚于新修加固的万城堤堆金台处立《荆州万城堤铭》,堤铭上刻着:“维荆有堤,自桓宣武。盘折蜿蜒,二百里许。培厚增高,绸缪桑土。障川东之,永固吾圄。”意思是:考查荆江创建堤防的历史,始于东晋永和年间(345—356)的桓温。巍巍大堤如巨龙一样盘旋曲折,随东去的江流向前延伸,长约100公里。大堤要不断培厚加固,事先做好防御洪水保护家园的准备,使长江洪水驯服地东流而去,让我们美好的家园,永远安全祥和。140多年过去了,石碑铭文至今保护完好,是荆江大堤上的一处古迹。

倪文蔚在荊州所釆取的治水护堤措施,确实是行之有效的防洪护堤的良策,是才智,也是能力,他主政荆州8年,荆江大堤安然无事,是一位勤政爱民的治水能臣。
始于治水终于治水
清光绪十二年(1886年)四月,倪文蔚因病离职,回乡就医。第二年正月病愈入朝,五月因为曾在荆州治水的功绩,年过花甲的倪文蔚被授任河南巡抚,重到水患频仍之地。
清朝之时,河政腐败,黄河下游决口频繁,两岸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当时曾流行这样一首歌谣:“黄河决口,金银万斗;河官发财,民难糊口。”黄河两岸人民深受洪水之害,还要承受河官的剥削勒索,人们恨透了贪财的河官。而到任的倪文蔚则鞠躬尽瘁,受到人们的赞扬。
八月,他上任才3个月,郑州城乡连降10日大雨,沿黄村庄井水四溢、河渠泛滥。十三日(1887年9月30日)晚上,花园口镇以东石桥村后的险工堤段河水漫顶,多处泄漏,坍塌决口,口宽500余丈(约1700米),导致黄河断流,改道东南,浩浩荡荡夺淮入海,祸及15个州、县,顿时朝野震动。光绪帝降旨把河督李鹤年发配新疆军台,钦差大臣李鸿藻革职留用,戴罪立功,率民堵口。历时多日,决口迟迟未能合龙,倪文蔚自责疏于防范,请求朝廷处分,朝廷因他到任不久,转任三品顶戴。他会同前河督成孚立即组织民工抢修河堤,堵筑溃口,至当年九月抢筑了东西二坝,但还须盘筑坝基,加固堤身,后期工程仍然十分艰巨。当时黄河、沁河两河先后溃决,灾区甚广,哀鸿遍野,倪文蔚带头募捐,并设立“工赈营”,以工代赈,既解救灾后民众的生活,又可以充实修筑堤坝所需的大量劳力。
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七月,皇帝命吴大澄署河南山东河道总督,接办堵口工程,当年八月到任视事,他察觉到河工堵口收发料物弊端很多,便和倪文蔚穿上便衣,混杂在送料民工中,背运秸料,进行私访,果然发现发料短缺,克扣工钱。吴大澄有意率众与管料官员争吵,这个管料官员正要将他推下鞭打时,随从立即站出高呼:“这是河帅大人,谁敢动手?”倪文蔚当场喝令对管料官员予以杖责,并带枷在工地示众,以儆效尤。
此时,中国兴起洋务运动,部分官僚主张引用洋技、洋器,强兵富国。新任的河督吴大澄和倪文蔚都是开明的洋务派官员,为了早日堵复大堤,两人奏请朝廷尽快引进外国机器、设备、物料用于石桥堵口工程。为了加强治河,方便工程部同朝廷的联系,倪文蔚奏请开通省会开封至北京的电话线、建立电报局。倪文蔚还同洋务派首领李鸿章函商,向英国汇丰银行借白银100万两,购买了2.5公里长的小铁轨,100辆运用人力、畜力的道轨运土铁车,一套电灯设备和小发电机,从老运河调来2艘小轮船。夜晚,十里长堤,电灯通明,运土车东来西往,小轮船响着汽笛频频往决口处运料。大堤上下,万人攒动,日夜施工,成为旷古罕见的黄河修堤奇观。
在施工中,河督吴大澄发现将石头抛入决口修堤筑坝很不稳固,极易被水冲走,经李鸿章批准,从旅顺港拨来3000桶进口水泥,派来有技术的工匠。他们除了堵口,还砌筑一道水泥灌浆的石坝,从南岸延伸到中流进行分洪。倪文蔚和吴大澄对堵口工程筹划有方,措施得当,先后征用兵民10万余人;对在工的官吏,分工明确,严限完成。他发誓说:如依限不能完成者斩,自己也将以身殉职。施工人员无不震动,于是日夜赶堵,奋勇争先。洋器的引进和使用缩短了堵口工期,保障了工程质量。这是中国人第一次采用铁路、轮船、机器等现代手段来治河。当年十二月合龙将决口堵住。该工程较拨发款银节约60余万两。从此,石桥险工不险,100多年来,分洪坝巍然挺立,成为洋务派成功治黄的重要标志。
清光绪十六年(l890年),倪文蔚升任河道总督,仍然以治理黄河水患为任。年近古稀的倪文蔚终因积劳成疾,在这年六月病逝,享年67岁。
编撰史志惠及后世
倪文蔚是一位才智过人的官员,不仅勤政爱民、恪守忠君爱国的为官之道,还是多才多艺、潜心著述的大学者。他所历经长江、黄河两处治水工程,可圈可点,难得的是,两处治水,他都为后人留下可资借鉴、可供研究的著述。
在荆州知府任上,为政之余,他主持纂修《荆州万城堤志》10卷、《万城堤志续》12卷,在任河督时,编撰《三省黄河全图》。
《荆州万城堤志》(以下简称《堤志》)是历史上第一部关于荆江大堤的专志,为荆江堤防史志的开先河之作,分10卷,共21万余字,成书于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冬,最早刊刻于光绪二年(1876年)。它详细记载了荆江大堤创建、维修的历史过程,记录了大量水文、水利资料,是长江堤防建设管理的宝贵史料,为今人研究长江防洪、防汛提供了可资借鉴的依据。在当时荆江防洪形势极为严峻的情形下,《堤志》的刊刻和流传,对于总结荆江治理的历史经验教训,让守堤者“不至以吏为师”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作用。荆宜施道道员孙家榖称赞说:“固非古圣治水之本意,而实近今救败之良规。”这部志书受到各级官员和守堤堤工的赞扬,是荆州地方官吏的必备之书。大学士李鸿章亲自为之作序。李鸿章和倪文蔚是安徽同乡,又是同年生人,科举仕途也大致相同。湖广总督翁同爵称《堤志》为“策万全,急先务,二百余里之大堤靡不烛照数计,了如指掌”。清光绪年间,荆宜施道道员周懋琦称《堤志》为“于洪水之源流,石矶之建置,岁修之估验,方价之低昂,经费之销算,官汛之责成,以及奏牍文移,疏筑器具,莫不犁然备具,遂为大堤不可缺少之书”。
倪文蔚在《堤志》中记述道:“抵任年余,往来工次,访之故老,近年江身较乾隆戊申年约高丈许。”其依据是清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所铸铁牛原本立于堤面,同治间“已不及堤之半”。有水利史专家据此假设堤防增高值等同于河床淤高,估算得到清代后期河床大致的升高速度是每年2.5厘米左右。这为研究清代荆江大堤的历史发展和长江上游生态环境演变提供了重要依据。
倪文蔚还在《堤志》中提出:“广营高岸,力制湍流,非治水之善策。善治水者,于其合也,分而疏之,于其溢也,旁而蓄之。”主张筑堤、疏导、蓄洪兼施科学而切实可行的治水方略,充分显示了他的真知灼见。
在治理黄河水患中,倪文蔚和后任河督吴大澄协力施工,配合默契。两人共同参研,编撰了《三省黄河全图》。《三省黄河全图》的撰写,说明倪文蔚对于治黄工程的态度,不是停留在单纯履行一个地方大员在其位谋其政的责职层面上,而是本着人民利益、朝廷利益为重的精神,高瞻远瞩、认真负责,为从根本上解决黄河水患,积极地建言献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