荔枝山

我叫阿来，生于正月初五。我懂事后，听大人说，家徒四壁的父亲在四伯母的帮助下娶到了我母亲。我的出生让父亲欣喜若狂，但也给本来就一贫如洗的家庭带来了压力。为了改善生活，父亲和母亲到后山的自留地砍掉了杂树，清理了野草，再放一把火，烧出了肥沃的土地。他们挖了三百多个树坑，买来荔枝树苗，全都种下了。

荔枝山成了我们家的希望，父母亲精心打理这满山的荔枝树。我从四五岁开始，每年的春天都会随父母亲到荔枝山上除草施肥，而每年的夏天都会在荔枝成熟的时候度过最甜蜜的日子。别人家只在自家房前屋后种下三五棵荔枝树，果子成熟了，小孩只能眼巴巴地看着鲜红的荔枝不敢伸手，因为家里还得靠卖这些荔枝来改善生活。而我们家居然拥有了一个果园，荔枝随便摘随便吃，一直吃到腻。

荔枝可值钱了，果子成熟时，晚上得去守山。我和四伯母家的诚哥、水哥，还有我的弟弟，吃过晚饭后赶到山上去守山，父亲来的时候我们再回家。说是守山，实际上我们几个小孩就是玩，在小木屋里打牌，或在树林里捉迷藏。四伯母对我们家的帮助，父亲一直很感激，常说没有四伯母的帮助就没有我们一家的幸福，他让诚哥、水哥一起去守山，实际上是让他俩到山上随便吃荔枝。

这年夏天的一个周末，我嘴馋了，便偷偷地上山，打算到果园吃个够。推开园门，看见诚哥蹲在一处坡坎边，他脚边是一堆荔枝壳。他见到我，有点尴尬，随后指着一个小土洞说：“刚才有一条小黑蛇钻到洞里去了，我要把它撩出来。”

我怕蛇，觉得抓蛇是一件危险的事，却又觉得刺激，便说：“有可能是毒蛇，要小心啊。”

诚哥说：“我见过大人抓蛇，动作要快，抓住七寸就没事。”

诚哥把一根细长的木棍伸进洞里不停地搅着、捅着，还时不时地往外拉。折腾了好久，终于拉出了一条小黑蛇。小黑蛇有铅笔大小，它紧紧咬着小木棍，尾巴不断地摆动着。诚哥左手紧抓小木棍，右手迅速抓向蛇的七寸。没想到蛇的反应极快，它突然松开小木棍，脑袋闪电般摆向诚哥的右手。诚哥“啊”的一声，松开小木棍，抬起右手一看，食指被咬破了两个小洞，血正从小洞中渗出。诚哥吓坏了，大哭道：“我被毒蛇咬了，会不会死啊？”

当时我们没有通信工具，附近又没有人，我一下子不知所措，说：“诚哥，我们快点跑去找医生。”

诚哥说：“听大人说，被蛇咬了不能跑动，一跑毒液传得更快，人也死得更快。你快点去叫大人啊。”

我手忙脚乱地用藤条扎好诚哥的手指，便飞一般跑回家里。还好父亲正在家里，他听我说完，马上冲向果园。他背上诚哥向村医疗室飞而奔去。村医简单地处理诚哥的伤口后，父亲又把诚哥绑在背上，开着摩托车朝十里外的的县医院风驰电掣而去。

医生检查后说：“这蛇不是很毒，但如果医治不及时，也会致残，还好你们没有耽误治疗时间。”

诚哥出院后，四伯母带上一只老母鸡和两斤猪肉上门感谢我们。当时，这礼物在我们这边算是贵重的了。

“诚哥和水哥一家不容易，要对他们好，像对亲哥一样。”我常记得父亲的这句话。诚哥、水哥的父亲，也就是我的四伯父，年轻时去北方参加铁路修建受了伤，只能回家养病。人刚到中年，却佝偻着身子走路了，一路走一路咳，每天除了自己熬药，还坚持给孩子们煮饭。父亲几乎倾尽所有给四伯父治病，但四伯父的身体时好时坏。四伯母经常发脾气，吵架摔东西。过了两年，一个寒冷的冬日里，父亲把我们都领到四伯父房间前候着。我们知道，四伯父快不行了。四伯父的房门开着，灯光很暗。四伯父对我父母说：“我两个儿子还小，辛苦你们照顾了。你们要团结，要好好地活着，我在天上会保佑你们的。”

父亲为了给四伯父治病，把家里的钱都用光了，哪怕有荔枝山撑着，还是入不敷出，家里欠下了一大笔债。正当我们为还债而一筹莫展时，远在东罗煤矿的大伯父写来一封信，说矿山需要一个吊车司机，问父母能不能去开吊车。真是瞌睡碰到了枕头。经过商量，我们一家人决定动身去大伯父家。如果觉得合适，留下母亲一个人开吊车。而这个时候，母亲刚刚怀孕。

这天天刚亮，我们便搭上赶往县城的早班车，到了县城再换乘一趟赶往火车站的班车，然后坐上开往南宁的火车，下了火车再换乘班车……终于到达东罗煤矿区附近的大伯父家里。我和弟弟都很兴奋，一路舟车劳顿，虽然很累，但是我们第一次坐了汽车还坐了火车，见到了大城市的模样，那宽敞的马路上车水马龙、人来人往，那林立的商铺里商品琳琅满目。我大开眼界，心想等回到家，一定要跟班里的同学炫耀我见到的这一切。

大伯父是个矿工，但我没有见过他下井后再上来的样子。等到我上了高中，看了路遥的《平凡的世界》，看到孙少平的师傅死于矿难，孙少平也因一次事故在英俊的脸上留下永远的伤疤，我才知道，这一份工作在当时让人羡慕也让人畏惧，在那一两百米甚至更深的黑暗的地下，死亡之神随时可以把人带走。可是先活下去，比未知何时到来的死亡更重要。

大伯父也有三个小孩，冬姐、江哥和萍姐，冬姐那时读中专，我们没得见面。很多年以后，我们兄弟姐妹过年相聚，围在温暖的火灶前回忆往事，江哥和萍姐总是为了我们在东罗的那段日子，到底是谁更懂得照顾小弟小妹而争吵。

我的记忆里满满都是萍姐。我们刚见面，大伯父和父亲坐在客厅里聊天，她就偷偷拉我到房间，打开衣柜，搬个小板凳站上去，从衣服堆里掏出一个铁盒子，告诉我这里都是她的私房钱。打开一看，有各种伍角、贰角、壹角面值的纸币十几张，她当即抽出一张五角的，带我去买子弹糖。那袋五颜六色的子弹糖，着实温暖了我。嘴里含着子弹糖的时候，我还想起和诚哥一起守山的夜晚，他偷吃荔枝的时候，居然都不摘一点儿带给孤独又害怕地待在小木屋里的我。

我还记得矿区里的医院，医生护士们都穿着统一的白大褂，面容姣好，待人友善。也还记得在矿区里的大礼堂，萍姐带我去看演出，我跟在她身边，看着她跟朋友们热情又礼貌地交谈，想起我们班的同学一边擦鼻涕一边打架的样子。

在矿区住一个多月后，我和父亲先返回了。离开的那天早上，我和父亲搭上了一辆去火车站拉货的大卡车。在火车站候车的时候，我盯着候车厅玻璃柜里的三角蛋糕很久移不开眼，父亲给我买了一块。我第一次尝到蛋糕的味道，没舍得一下子吃完。在我参加工作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我最喜欢的零食，还是各种蛋糕。

我们回来后不久，母亲来信了。母亲不识字，信是大伯父代写的。母亲在信里说她在矿区开吊车，送矿工上下井。这个工作不难，但工作时间长，矿工下井多久她就得在井口守多久。还说她天天提心吊胆，每一次把所有在井下作业的工人都拉上来了才能松一口气。

没有母亲在家的日子，我和诚哥、水哥结伴上学。路过下屋大奶家的时候，一起对付那两只喜欢追着人叮啄的鸵鸟般的大火鸡，放学回家后上山打柴、挑水淋菜、烧火做饭、喂鸡喂猪。母亲陆续寄一些钱回来，家里有了一些储蓄。这时候我们才发现，原来我们的房子已经不够住了。我们只有两间房子，父母住一间，我和弟弟住一间。我开始意识到男女有别，我和弟弟住在一个房间不合适。还有如果母亲生下弟弟或妹妹，我们的房子更紧张，父亲觉得有必要在房子旁边的空地上再盖一间小房。空地上长有一棵荔枝树，要盖房子，得先把树砍了。树是谁的？空地又是谁的？父亲说空地是我们家的，留空地就是为了以后要建房。四伯母说树是他们家的，从她进这个家之后，他们家的牛每天放养回来都拴在这棵树上。扯不清，这事儿就暂时搁下了。

第二年的夏天，母亲回来了，还带回了一个胖小子。建房的事再一次被提起。母亲说她除了给我们寄钱，还存下了三千多块。父亲说这一年卖荔枝也存下了一千多块，盖房子添家具还有孩子们的学费都够了。可四伯母一口咬定空地是她家的。母亲说：“我们再找她谈谈吧。”

父亲对四伯母说：“四嫂，你看我们家现在一共五口人，挤住在两间小房子里，我们家旁边这点儿地……”

四伯母说：“你四哥走了以后，也没留下太多像样的东西，你们在这块地建房，我们可就什么都没有了。”

父亲说：“可是这块地原来是我们的。”

四伯母说：“说是你们的就是你们的了？有谁能证明呢？”

谈话有了火药味，诚哥、水哥也开始怒目而视。他们的眼光和脸色让我感到陌生和害怕。我感觉双方像是面临一场决斗。

大伯父是我们的主心骨，我们就给他写信讲了这件事。大伯父回信说这地原本是我们家的，但村里涉及土地问题事情往往很复杂，不少时候是谁使用就是谁的。他劝我们家让一下，不要让外人看着是我们家欺负他们。

再去和四伯母谈时，她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你们住房紧张，是应该建房子的。可是这块地给你们后我们什么也没有了。我们也要养家，又没有什么找钱的路子，不像你们还有座荔枝山。你看能不能拿两亩荔枝地换这块空地？山上的地可没这块地值钱啊。”

一分多地换两亩地，四伯母这个算盘打得也太响了吧？父亲拂袖而去。那个夜晚父亲和母亲一直在低声地说话。我躺在床上努力地听，也没有听清楚他们说什么。

第二天，父亲又去了四伯母家，然后和诚哥、水哥一起去了荔枝山。不久，四伯母砍掉了那棵荔枝树，我们家也在那块空地上盖了房子。

后来父母再带我们上山为荔枝树施肥的时候，看见那道用竹篾做成的分界线。母亲说：“我有点儿心疼呢。”

父亲说：“阿来还有阿弟啊，你们要好好读书，要走出去，外面的世界很宽很大。人心是很复杂的，这条路你们一定要走正了。”

【作者简介】丰小辰，女，生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作品散见于《红豆》等刊物。

责任编辑   蓝雅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