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构建中国自主财政知识体系

近些年，财政知识的宣传和普及程度不断提升，财政传播工作开创了新的局面，公共部门和社会大众对财政问题的关注度越来越高，理解程度也在加深。财政实践不断拓展，有不少“财政之问”需要回答，这迫切需要财政理论创新和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而财政知识传播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促进财政理论创新和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

回答中国“财政之问”，须有自主知识体系

“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要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使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真正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上述两段话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殷切希望，也是中央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谋划。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仅要求经济实力、国防实力要成为世界一流，更重要的是知识创造也要成为世界一流，成为人类知识重要的策源地，尤其是哲学社会科学。从全球视角看，现有知识的策源地从历史来看是在西方，从自然科学，再到社会科学。在人类知识的增量上，中国所作的贡献越来越大。但是，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当前的进展与中央的要求，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起来，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尤其是在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进展较慢的时候，思想很难得到解放，制度创新、体制创新就更加困难，科技创新就难以有宽松的环境。因此，我们既要看到当前发展取得的卓越成就，也要认识到面临的短板，这个短板重要的方面就是自主知识体系创新。

构建中国自主财政知识体系是做好财政沟通，更好地发挥财政基础和重要支柱作用的关键前提。财政一收一支，像血液和神经一样分布于社会有机体全身，与其中的每一个细胞、脏器相连，财政政策的敏感性高于其他政策，对国家稳定、经济稳定、社会稳定及其可持续发展，起着基础性作用。财政与人民的未来安定感高度相关。教育、养老、医疗等问题，都涉及人民的未来，搭建社会保障体系正是为了构建人民对未来的确定性，使大家能够安居乐业。从这个角度上看，财政类似于一个保险公司，人民交钱，国家为老百姓遮风挡雨、提供确定性。正因如此，我们可以从多个角度去理解财政，从财力的角度看，财政保障政权运行和基本公共服务供给，集众人之财、办众人之事。然而，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我国拥有14亿人口，在筹钱办事的过程中，税要怎么征？为什么要这么征？为什么税率要这样设定？支出用途如何设定？谁是利益相关者？支出标准是什么？这些大大小小的问题，要让人民了解，让人民满意，让社会达成最大公约数，必须依赖财政沟通。

因此，财政沟通实际上是比财力更为基础的一个重要方面，筹钱、花钱的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财政沟通。纳税体现了大家对国家的认同，纳税人的遵从程度是财政沟通效果的重要表现。当大家自觉纳税时，表明认同度更高，社会凝聚力也更强。历史上就发生过多次因为财政沟通不畅而导致危机爆发，如法国大革命。因此，做好财政沟通是国家治理的关键内容，十分重要。那么，如何做好财政沟通？一个最为基本的问题是要将财政的道理讲清楚。其中，财政知识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要做好财政沟通，就需要财政知识传播。现有的财政知识有存量的、旧的知识，这些知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主导我们对财政的认识，由此也影响政策制定者、研究人员以及老百姓的行为。然而，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快变”社会，旧的知识能不能在新形势、新情况之下去解释新问题并发挥指导作用？目前看，非常困难。知识陈旧会大大削弱财政沟通的效果。因此，亟需推动财政知识创新，尤其要推动构建中国自主财政知识体系。

推动构建中国自主财政知识体系的关键问题首先要认识到风险社会所带来的巨变

当前，我们已经进入风险社会，传统的财政经济理论对当今社会的新问题、新现象认知非常局限，这催唤中国自主财政知识体系构建。风险社会在我们现在来看，是技术进步，尤其是数字技术引发的。数字技术带来的数字革命在深度和广度上远超过工业革命，比工业革命对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更具有颠覆性。所以，数字革命不是与过去的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并列的，它不是工业革命的简单延续，更不是工业革命框架下的第四次技术革命。因为数字革命改变了整个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改变了整个社会的组织架构、人与人的交往方式，经济社会的底层逻辑，包括治理的底层逻辑都在发生变化。

整体看，大家现在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是没跟上的。而实践的进程却很快，经济社会，包括政府自身都在快速推进数字化。数字化，意味着原有的规则行不通了，如就业领域，雇佣就业减少，自雇就业增多；就业中劳动关系减少，劳务关系增多；原有劳动法适用领域在收窄。依托于网络平台的就业不同于工厂式就业，其带来的经济变化、社会变化是前所未有的，对公共管理带来的挑战越来越清晰，尤其是通用人工智能ChatGPT的出现，对未来的影响是无法预测的。

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一二三产业在融合，原来产业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产业政策是工业化的概念，现在就要换新词了，一下子还找不到这样一个新概念，但是至少供应链、产业链政策比传统的产业政策可能要更准确，因为供应链是跨界的，即使从这个角度，也已经不够了。所以，如果现在还是沿袭老概念描述新事物，这就有点问题了。这种变化正在呼唤我们对新问题、新现象的新解释。因此，就需要知识创新。

对财政来说，风险社会意味着其职能使命发生了重大变化。财政的本质不再是传统的以国家为主体的分配关系，而是转变为以国家为主体的“风险关系”，即如何为老百姓遮风挡雨，防范化解公共风险。所以，现代社会进入风险社会以后，财政更本质的问题是如何防范化解公共风险，构建社会共同体的确定性。市场层面解决风险的问题有保险市场，做生意签订合同，其本质就是防风险。现在不确定性越来越大，风险越来越高，所以，凡事都得有协议，就是建立防范化解风险的契约关系，实质上是一种基于共同利益的风险关系。可以说，“无风险，无契约”。广义地讲，法律制度、道德规范也是一种契约，是一种公共契约，即卢梭讲的社会契约。为什么交税？交税首先要愿意，大家已经意识到从个人来认识它是有限的，当其变成一种法律，即一种共同的意志转化成一种法律的意志，表现为对个人的强迫，而整体是愿意的，因为这样做可以维护大家的共同利益，如国防、治安以及公共设施等，但是极个别人在某种情况下可能是不愿意的，这就形成了具有强制性的制度安排，形成防范公共风险的秩序。若缺少规则和秩序，经济社会就陷入高度不确定性中，即一切人的利益都处于随时可能受到损害的风险之中。

现在经济社会面临的首要问题是风险问题。例如，在银行、大企业都有首席风险官，这说明风险从一个局部问题变成了一个整体性的核心问题。在全球大变局、人类进入风险社会的时代，一个国家也应该有首席风险官。风险官应当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关注到各个方面风险的变化，哪些风险应当是个人、企业承担的，哪些风险可能像涨潮一样越涨越大，这就是需要政府去关注的，甚至是国家出手防范化解的。在风险社会，“风险共同体”是“利益共同体”的另一面，利益是一个分配问题，为个体行动提供利益激励；而风险是一个互联问题，为共同行动、集体行动凝聚共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之所以能够由胜利走向胜利，是因为大家齐心协力，中华民族风险共同体意识凝聚起了巨大共识，形成了强有力的集体行动。为什么有集体行动？集体行动实际上是由风险共同体意识而引发的，当风险共同体意识内化到每个成员的血液当中，渗透到人的潜意识之后，所有成员就会产生一种自觉的行动。现在面临的情况越来越复杂，应该怎样维护我们社会共同体的生存、可持续发展？如何防范化解风险，其底层基础为何？那就是从风险关系出发，深刻认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风险属性，以及由此组成的风险共同体属性。

不言而喻，对财政的认知，除了从经济角度、社会角度、法律角度、政治角度来观察之外，更重要的是从风险角度。基于风险的财政认知，实质上包含但又超越了上述基于学科的观察视角，因为风险是跨越学科的。只有重新认识财政、理解财政，财政的道理才能讲得更清楚，具有政治、社会功能的财政沟通才会更有效。

传统财政经济理论面临困境

传统财政经济理论在回应财政领域的时代之问、人民之问和解财政方面的中国之惑、世界之惑的局限性越来越明显。当前流行的财政学都是“经济财政学”，其理论建立在经济学基础之上。确定性思维对经济学的影响是由来已久、根深蒂固的，尽管过去的经济学家们都意识到了不确定性和公共风险的存在，但大多基于微观个体视角，等同于“偶然性”，这与经典物理学的“决定论”是联系在一起的。直到今天，包括经济学在内的主流哲学社会科学都仍是建立在基于确定性的“决定论”基础之上，尽管自然科学的发展早已经突破了决定论。不难想见，构建在确定性思维基础上的传统经济财政学，无法真正地和有效地认识财政的地位和职能作用。透过表面的观点，传统经济财政学隐含着诸多不确定性观念元素和公共风险理念，比如传统经济财政学关注的制度，实质上是防范化解公共风险的历史产物，否则，制度就不会产生，没有必要存在；现代行为经济学和现代货币理论等已经触摸到公共风险理论的边缘。然而，在传统的经济财政学当中，确定性思维是基础，内嵌到了经济学逻辑当中，不可避免地存在与现实世界不相符的理论与逻辑缺陷，对公共风险认知也非常局限，最终陷入理论与现实脱节的处境。

因此，重新认识风险、风险社会，意味着我们对世界、对财政，以及对财政学、财政学科、财政话语体系的认知框架都要发生颠覆性转变，这就要求我们立足中国，基于时代之问、人民之问对中国自主财政知识体系进行构建。

始终立足于中国实际

中国自主财政知识体系构建需要以问题为导向，而问题从何而来？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所以，问题是从时代中来、从实践中来。财政知识传播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就是将财政知识由生产者传递给政府、市场、社会以及公众等国家治理主体。与此同时，财政知识传播本质上是沟通，而沟通是有回路、有反馈的。各类国家治理主体遇到的一些新问题、新现象，对财政理论的新需求又反馈给知识的生产者。这时，财政知识的创新需求就产生了，又推动了财政理论的再生产和再创新，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各位财政工作者应该对这一点有比较深刻的体会，大家长期工作在财政一线，对于经济社会上发生的新现象、新问题、新需求等，都具有更加灵敏的嗅觉、更加直接的触觉和更加直观的视觉，尤其在这个“快变”的社会，财政工作者是最先感知到这些变化的，对于时代是什么样的，实践是什么样的，哪些是人民群众以及政策和改革执行者关切的问题也最有发言权。《财政研究》《财政科学》两刊的通讯员作为财政知识传播主体之间的沟通桥梁和参与者，为两刊提供了大量知识创新所需要的原料和诉求，也帮助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和两刊更准确、及时、广泛地了解财政实践以及财政理论创新需求。可见，财政知识传播可以让财政知识创新更进一步，做到“以时代为观照，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推动中国自主财政知识体系构建。

最广泛地传播好中国财政故事

构建中国自主财政知识体系过程中，还需要将我们的财政知识传播出去，推动财政理论继承、发展和创新，同时要传得远，最广泛地传播好中国财政故事。一方面，财政知识传播是财政理论继承、发展和创新的基础。中国自主财政知识体系构建必须借鉴优秀的财政研究成果。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大量引进西方的成果，学习、消化、吸收、应用这些研究成果，但创新的含量相对较少。2023年是改革开放45周年，接近半个世纪，确实值得总结。中国自主财政知识体系构建一定要基于中国的实际、中国的文化，也就是一直强调的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必须坚持两个结合，我们并不排斥国外的理论和实践经验，而是要更多地立足中国实际，将中国文化思想资源吸收到今天的理论创新之中。守正创新，依赖于财政知识传播，探索历史文化资源、汲取灵感。不仅如此，我们还要依赖于财政知识传播，将我们的新发现、新理论传播出去，进行充分交流和沟通，这样才有利于中国自主财政知识体系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有一席之地。另一方面，在中国自主财政知识体系构建过程中，一定要讲好中国财政故事，揭示新时代财政的新逻辑，扩大中国自主财政知识体系的影响力。

发挥好财政知识传播沟通平台的重要作用

一直以来，《财政研究》《财政科学》都在担当“知识助产士”的角色，财政知识如何形成以及更好地呈现给实际工作者、理论研究者和大众，一个重要的方式就是通过刊物，除此之外，还有教材以及培训，在不断传播和发展过程中沉淀为知识，进而最终演化成一种观念，而这种观念又逐步渗透到政策制定和日常行动之中。这个过程是隐性的、看不见的，但时间长了，其作用就会显现。财政知识的创新也同样依托于刊物逐步传播、发展和演进。《财政研究》以“面向前沿、面向现代和面向世界”为办刊宗旨，从多角度、多层次、多领域反映中国公共理论研究和实践方面的新成果、新动向、新经验和新知识，为中国公共领域的改革和发展服务。《财政科学》以“贴近现实、贴近地方、贴近决策”为导向，重点突出政策理论、政策评估和政策模拟的研究，注重前瞻性、政策性、时效性、地方性和易读性。在分工上，《财政研究》强调学术性，《财政科学》更加强调政策性，在实践中形成的一些知识，这些知识进一步加工就成为理论的知识。两刊是知识传播的平台，编辑是知识的“助产士”，而各位通讯员是知识的传播者，尽管大家不直接编稿，但是大家反馈情况，也是财政知识创新的贡献者。另外，财政知识是有多重形态的，既有理论形态，也有实践形态。实践形态上表现为政策调整、制度完善和改革推进等，这蕴含着理论形态的财政知识。知识是个体系，它是分类分层的。刊物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知识生产和转化的平台，也是财政沟通的一个平台。所以，从这点来说，发挥好刊物在自主知识体系构建过程中的作用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