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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划分经典理论中的生产力与社会发展阶段
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来看，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生产力性质，是划分经济时代和国家经济发展阶段的主要标志。按照这个划分逻辑，以劳动资料特别是生产工具的不同为标志，生产力的发展阶段一般可被分为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铁器时代、机器大工业时代、信息化和数字经济时代等。每个发展阶段的劳动资料，均代表了生产力发展的基准水平。
在西方经济学经典理论中，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也是重要的研究主题。1960年，美国著名经济史学家罗斯托出版《经济成长的阶段》一书。他以产业部门的形成、人类的追求等为标准，将人类社会发展划分为六个阶段，依次是传统社会阶段、为起飞创造前提阶段、起飞阶段、向成熟推进阶段、高额群众消费阶段和追求生活质量阶段。1990年，美国著名竞争战略专家迈克尔·波特在《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中，探究了不同发展阶段经济增长的驱动因素，将一个国家的发展过程划分为要素驱动阶段、投资驱动阶段、创新驱动阶段和财富驱动阶段。
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发展阶段划分时的视角确实不同。但显而易见的是，在划分出的每个发展阶段中，生产力发展水平肯定是有显著差异的。
怎样正确看待传统产业升级与新兴产业培育之间的关系
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必须处理好传统产业升级与新兴产业培育之间的关系。如果认为产业有高端和低端差异，因此识别并逐步淘汰“低端产业”，产业体系就会更加现代化，这是对围绕新质生产力促进产业深度转型升级的误读。这一认识误区可能带来的行动偏差，表现为在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人为界定高端产业和低端产业，“喜新厌旧”甚至对传统产业“一关了之、一迁了之”。
在推动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把传统产业人为当成“低端产业”，限制其发展甚至“一刀切”要求简单退出，不仅压缩传统产业向高附加值环节攀升的可能空间，更重要的是，这将严重抑制企业家精神的发挥。我国传统产业存量规模巨大、发展参差不齐、升级潜力充足，远还没有进入“无潜力可挖”的发展阶段。坚持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发展新质生产力，绝不能将一些行业当成“低端产业”简单退出。
什么是全要素生产率
全要素生产率（TFP）是度量经济单元生产效率的重要工具，是衡量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贡献的一个重要手段，该指标实际上反映的是生产过程中无法被定量衡量的那些因素的贡献，包括技术、制度、人力资本、企业家才能、产业结构等。当一个经济体能够形成新质生产力时，其全要素生产率必然会得到提高。
全要素生产率作为新质生产力的评价标准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可行性。首先，相比传统的单一要素生产率评价方法，全要素生产率更加全面和准确地反映了生产过程中各要素的综合贡献，客观反映出经济体生产效率水平和整体发展态势，从而有利于更加全面地评估新质生产力对经济效益的贡献；其次，全要素生产率能够科学地反映出无法定量测量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决策者提供重要参考依据；最后，全要素生产率作为评价标准能够促使经济体不断追求创新和技术进步，从而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
创新者为本的人才政策体系着力方向在哪里
一是深化中小学教育和高等教育改革，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能力。
二是充分激励具有突出科研潜力的青年人才。青年科技人才是我国科研创新人才的巨大来源，一些优秀的青年科技工作者已经取得突出的科研成绩。要支持青年科技人才“挑大梁”“当主角”。
三是完善战略科学家、高端科研人才的培育和选拔政策。
四是强化自主培养，实现人才国际化与自主培养并举。要形成人才自主培养政策体系，营造适合多梯次人才成长的良好制度生态。
五是不断完善科学家精神的土壤。优化人才表彰奖励制度，加大先进典型宣传力度，在全社会推动形成尊重人才的风尚。
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需要关注哪些问题
第一，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政府和市场关系中，矛盾的主要方面在政府。政府需要在更好发挥作用上下功夫，而不是在更多发挥作用上下功夫。我们不能陷入“市场万能论”的无政府主义泥坑之中，但也不能陷入处处是政府过度干预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窠臼之中。
第二，打破部门分割、地区封锁，构建全国统一的大市场。形成全国统一的14亿人口的市场，将在世界竞争格局中形成无与伦比的“力”和“势”，将在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格局中形成新的生产力和“投资中国”“消费中国”的强大吸引力和竞争新优势。
第三，深化财税、金融等体制改革。要加快健全现代预算制度、优化税制结构，完善财政转移支付体系，形成中央和地方事权、财权匹配的体制和机制，强化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财力保障，着力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加快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强化金融监管，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现代金融制度，着力建设金融强国。
——摘自人民日报出版社《经济前沿课：新质生产力》（赵振华等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