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经济与地方协同发展

从学理上看，全球经济转型的大背景下，受知识经济、消费主义和创新理论等多种理论和社会思潮的共同影响，文化经济逐渐兴起和发展起来。按照美国地理学家阿伦·斯科特（Allen Scott）的观点，当前全球社会网络关系的聚焦点是文化经济活动，地方的特殊性通常是基于每个地方的独特历史和地方文化经济不断生产塑造而成的。伴随全球化进程不断深入，各个地方要在越来越扁平化的全球网络结构中凸显其地位，各地开始关注文化经济发展，试图利用文化经济的发展厚植地方的文化资本，进而成为在全球“看得见”的节点。为此，本文将帮助大家明晰文化经济与地方协同发展的意义，了解当前文化经济与地方协同发展的模式，并提出新时期文化经济与地方协同发展的路径建议。

一、文化经济是地方协同发展的精神源泉

挖掘不同区域文化经济发展的地方特征，是助力区域文化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前提；而文化经济本身可以成为地方营造过程中的重要抓手和动力引擎，助力区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因此，探究文化经济与地方营造的协同发展既具有较强的理论价值，也具有现实意义。

第一，文化经济与地方协同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

相较于传统经济发展模式，文化经济中的生产者对自己的文化活动和文化作品投入了极大的关注。这种关注不同于普通生产者单纯为了经济利益的动机，而是基于一种深层的内在精神需求。在文化经济的范畴内，文化活动和文化作品不仅是生产者的关注焦点，也常常成为他们实现自我价值和创造性表达的途径。从消费者的角度看，文化经济提供了一种满足人们精神和情感需求的方式。

文化经济与地方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互动关系。文化经济活动通常深受其所处地方的文化、历史和社会环境的影响，它们不仅反映了地方的特色和身份，也促进了地方文化的传播和发展。同时，地方特有的文化资源和历史传统可以为文化经济发展提供独特的素材和灵感，使之成为推动地方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的重要力量。从生产到消费，文化经济展现了对地方特色的尊重和弘扬，体现了文化与经济在地方层面的相互作用和融合，这不仅加深了人们对地方文化的认同，也给地方经济带来了新的活力和增长点。

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文化经济与地方的协同发展可以视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中国式现代化的表征。文化经济不仅仅是地方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新引擎，还是地方发展的重要精神源泉。文化经济与地方存在协同发展的基础，如何建构出以人为本、充满生机活力的地方，对促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促进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践行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文化经济将为地方可持续发展提供强大的内生动力。

文化经济的兴盛发展体现了经济发展的一种新的趋势，即经济的增长与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日益相关，文化作为资源、产品、服务的经济价值日益凸显。文化对于经济增长的价值，就如同内生技术对经济增长的价值一样，是一种需要公共资助的内生动力。文化经济意味着一种新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式，其经济贡献远超直接的市场收益。特别要谨防将文化经济与文化投机画等号，将其视为某种“爆款”，从而造成地方经济发展的“泡沫化”和“非理性化”。

在认识文化经济时，尤其是在从高速度向高质量转型的新增长战略机遇期，需要一个比简单的市场盈利模式更为开阔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支撑，需要充分认识到文化经济所蕴含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的基本内核。要充分认识到地方文化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可以为经济发展提供精神动力，为地方经济主体树立行为规范，为营商环境建设塑造软环境氛围等。地方文化对经济的促进作用不是简单的直接相关关系，它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地方的内部聚合，即将地方内部人们积极的精神特性聚合起来，从而为特定地方发展提供内生动力。

同时，在数字信息技术迅猛发展的背景下，文化经济很多时候被认作数字文化经济的发展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去地化”的特征。但地方不能成为简单的落地场景，不能忽略其主体性。文化经济发展本身离不开地方的赋能，地方在文化经济发展过程中不能缺位，只有根植于地方的文化经济生态体系不断完备，才能让地方发展的内生动力持续不竭。

第三，文化经济与地方协同发展将建构出独具特色的人地和谐系统。

文化经济与地方协同发展不仅是和谐人地关系的重要体现，而且是推动地方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当文化经济与地方特色和需求紧密结合时，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促使人与环境、自然与社会、物质空间与精神文化空间等多个方面形成积极的互动关系。这种耦合不仅增强了地方的凝聚力和文化认同感，而且促进了社会和谐。在这样的人地关系耦合系统中，文化经济不仅满足了当地居民的文化和精神需求，而且推动了地方经济的多元化和文化创新创意，为地区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同时，文化经济与地方协同发展对于构建具有独特地方特色的人地系统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地方文化经济的发展依赖于对地方历史和文化特色的深入挖掘，这不仅加深了地方居民对本土文化的了解和认同，还激发了地方创新创意的潜力。通过充分利用地方独有的文化资源，建立基于信任和相互尊重的地方网络，地方经济可以更有效地发挥其内生动力。只有紧紧依托地域文化资源，找寻地方文化的特殊性，聚合地方特色文化资源要素，建立具有信任关系的地方网络，才能不断增强地方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提高地方的竞争力、吸引力和扩大辐射范围。

二、因地制宜发展地方文化产业

当前文化经济与地方协同发展已经探索出一些主要路径，这里做一些列举呈现。当然路径远不止于此，还有很多鲜活的实践经验等待挖掘。

第一，打造文化产业成为地方支柱性产业路径。

这是促进文化经济与地方协同发展的主要做法之一。文化产业的发展水平是地方文化经济发达与否的重要标志。从2000年国家“十五”规划中首次明确提出“文化产业”以来，社会各界对文化产业越发重视。早在2010年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就明确提出“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的战略目标。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延续了“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表述。

根据国家统计局相关数据，对全国7.2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以下简称“文化企业”）调查，2023年前三季度，文化企业实现营业收入91619亿元，按可比口径计算，比上年同期增长7.7%。全国文化产业发展迅猛大势下，各大区域也在加快发展，但规模和增速不一。东部地区实现营业收入71959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8.1%；中部地区10600亿元，增长1.9%；西部地区8196亿元，增长12.2%；东北地区864亿元，增长7.0%。

尽管各个地区发展水平不一致，但从省到地级市再到县区级层面，都开始充分认识到发展文化产业的重要价值。从各地方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抓手来看，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各地方从自身文化产业发展的资源禀赋入手，结合文化产业自身的发展规律，出台支持文化产业相关规划和具体政策。二是推动文化演艺、出版发行、影视制作、印刷复制、旅游休闲等传统文化产业转型升级。三是扶持数字文化产业等新兴业态发展。重点推动文化产品和服务的生产、传播、消费的数字化进程，强化文化对信息产业的内容支撑、创意和设计提升，加快培育双向深度融合的新型业态。四是“文化+”战略不断凸显，通过延伸文化产业链条，推动文化与经济、文化产业与相关产业渗透融合，促进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与制造业、特色农业、旅游业、体育产业等相关产业融合发展。

具体到政策抓手层面，按照“项目—园区—平台—要素”的支持思路展开。一是抓重大项目落地，以重大项目引领带动文化产业相关项目、市场主体和要素的进入。二是抓文化产业园区建设，发挥文化产业园区要素集聚的核心功能，推动文化产业园区规模化、集约化、规范化、功能化、协同化发展，进而带动文化产业的提质增效。三是抓各类平台建设，从文化产业发展所需的科技平台，到文化产业创意所需的软性公共服务，通过各类平台打造文化产业创新生态。四是吸引文化创意人才集聚，优化配置资本要素，提升土地要素效能，发挥科技要素的引领，让多要素在地方汇融。最终推动各地把结构合理、门类齐全、竞争力强的文化产业体系打造成为文化经济与地方协同发展的基础。

第二，地方历史文化资源传承利用路径。

由于并不是各地都具备发展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产业基础，文化经济与地方协同发展的最普遍的做法是在发掘保护基础上，开发利用地方的历史文化资源。一方面，加强对文化遗产的发掘，保护和利用在地世界自然遗产、文化遗产，打造一批历史文化街区、传统古村落及文化生态保护区。另一方面，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则通过修史修志，推进古籍整理出版，建设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传习所）和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振兴传统非物质文化遗产。

在地方的具体实践中，文化经济与地方的协同发展很多时候变成了地方历史文化资源开发利用水平的比拼，这在拥有深厚历史积淀的古都、历史文化街区、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历史文化名城等地方的实践中尤为明显。比如，以历史文化名人为代表的历史文化资源之争的案例并不鲜见，李白故里之争、大禹出生地之争、梁祝原发地之争、诸葛亮躬耕地之争、屈原族别之争、杜康之争……甚至发生了“一个花木兰五地争抢”的局面，无一不表现出地方迫切期望将历史文化资源转化为地方文化经济资本。

从具体实践上看，地方历史文化资源传承利用路径有以下几种模式：第一种是原生自然式，对地方的依赖程度最高，在某种历史文化遗产的原生地，以在地居民或村民的自然生活生产和村落的自然形态为旅游内容；第二种是原地浓缩式，是把散布在某地方的各类文化遗产集中开发成景区，或者作为某个景区的历史文化功能展示区的一部分，集中呈现该地方的历史文化精华；第三种是集锦荟萃式，将地方及其周边的历史文化资源都在某个主题景区内呈现；第四种是主题附生式，围绕某种历史文化主题与特定功能的文化和旅游业态结合，如旅游演艺等；第五种是数字体验式，伴随着AR、VR、MR等虚拟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元宇宙概念的提出，历史资源与数字呈现形式的结合成为各地方推动历史文化资源转化的“标配”，通过虚拟人和“沉浸情境”的互动深化，未来这种模式带来的体验感、参与感、环境感也在不断升级。

地方对推动历史文化传承利用，促进文化经济与地方协同均有迫切需要。但当前在实践中，容易“轻内容、重形式”，忽略了历史文化资源深层次的地方意义挖掘，过度追求数字化带来的感观体验，进而导致文化经济的发展与地方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割裂开来，没有实现文化经济与地方协同发展的真正意图。

第三，以文化经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党的民族工作和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我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各民族都有各自浓厚的、不可替代的文化特色。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各少数民族形成了独特的民族建筑、民族服饰、民族佳肴、民族手工艺品等，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真实地再现了各民族的文化传统，具有独特的文化经济价值。

对此，以文化经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广大少数民族地区最为重要的路径抓手。在这些区域推动文化经济与地方协同发展，其实质是依托各少数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对传统文化进行产业化运作，使民族文化资源得以开发和利用，民族自身得以更好地发展。最直接相关的民族文化经济内容包括民族文化产品制造业（如民族工艺品、旅游纪念品、民族刺绣产品、纺织品等）、民族体育业、民族文化音像制品生产、民族文化旅游业、民族歌舞表演经营、民族出版物的生产经营、民族医药的生产经营、民族饮食文化的经营等。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该路径下的民族文化资源转化、产品打造、品牌推广等方面，都应紧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进行谋划。不能简单地将不同的民族文化要素进行“拉郎配”，更不能在发展民族文化经济的过程中“囫囵吞枣、矫揉造作”，最终导致“人人束腰、个个对歌、处处走婚”等场景层出不穷，要坚定不移地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各地方推动民族文化经济与地方协同发展的主线。

第四，地方特色文化产业发展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