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好教学的体系化与现代化

大学经济学教育的核心还是日常教学。六位在海外著名大学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以下简称“中心”）创立者一致认为，中国的经济在高速增长，中国过去的改革经验和案例为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丰富宝贵的素材。中国经济要走向世界，中国的经济学研究要逐步为主流经济学界所接受，这需要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努力，需要一批世界级的经济学家。为实现这一目标，中心紧抓日常教学这一核心环节，设计出一套完整且成体系的本科、硕士和博士培养方案。不断提高日常教学的质量，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培养高级经济学人才成为中心的首要任务。

1993年夏，林毅夫、张维迎和我向北京大学校领导提交了成立中心的报告，其中对中心未来的教学作了全面的规划。1993年12月，中心召开筹备会议决定，由我负责对中心未来教学做具体的研究设计。从1994年中心正式成立到1997年底，我牵头负责中心的教学工作。成立后的前两年，中心教员们主要是为北大经济学院、光华管理学院、人口研究所、国际政治系，以及社科院研究生部等其他院系机构开设课程，包括中国经济改革专题、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货币银行与金融市场、计量经济学等各类课程29门次。

与此同时，在这两年中（1994—1996年），中心一直在计划、筹备、申请开设中心自己的课程体系，创设自己的培养项目。课程的设置需要北京大学批准，中心招收研究生、EMBA等则需要教育部批准。在当时的条件下，我们白手起家，在一张白纸上画出最美的图画。每一个教学培养项目、课程设置、教案安排、招收硕士博士的申请都经历了几上几下，反复被打回来，我们都耐心细致地分析原因和查找依据，不断补充解释说明，直到获批通过。在此过程中，我带着有关同事经常到北大教务处、人事处、校长办公室、有关院系去汇报工作和作解释说明，也去教育部有关司局汇报过多次，海闻、李庆云、卢锋、胡大源、张帆教授以及张佳利、邢惠清老师都给了我许多帮助。这里还要特别感谢北京大学的王义遒副校长，义遒副校长是资深的物理学家，当时分管教学和科研工作，他非常重视教育创新和教学改革，也很关心中国的经济学教育。在中心成立之初各项教学和招生筹备工作中，王校长都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和帮助，为中心后续的快速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经过不懈努力，中心成功于1996年秋季开始招收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同时为本科生开设经济学双学位和经济学辅修项目。

在教学上，中心始终坚持与国际接轨、洋为中用的原则。在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上，强调理论联系实际，特别是联系中国经济改革、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具体案例。中心开设的各项课程，以其新颖翔实的内容和认真设计的授课方式吸引了众多学生，受到北大师生的普遍好评，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首都其他高校的部分学生也赶来听课。

CCER经济学双学位和辅修项目的创立

1996年3月，我向北京大学吴树青校长汇报了开设经济学双学位和辅修的想法，立即得到吴树青校长和有关校领导的大力支持。经学校批准，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从1996年秋季开始，为北大在校本科生设立经济学双学位和经济学辅修。经济学双学位和辅修的教学方案，是在充分考虑国际一流大学教学经验和北京大学具体实际的基础上，经过与几位主管副校长和教务负责同志多次反复讨论，并广泛征求了北大相关三个系的50多名本科生的意见后，最终制定完成的。“双学位实施公告”一经公布，4天内就有700多名同学报名（计划招收200名），可见北大同学们对经济学的兴趣很普遍、对学习经济学的意愿很强烈。

开设经济学双学位和辅修，也是旨在培养宽口径、厚基础的跨学科本科人才。现代科学的发展越来越需要学科之间的交流与合作，许多优秀人才的产生和重大研究成果的突破都与跨学科的基础训练有关。例如在经济学领域，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本科的主修专业就是物理学和运筹学，而1995年经济学诺贝尔奖得主卢卡斯的本科专业则是历史学。

发达国家知名大学中，本科生的训练知识面往往比较宽，综合性比较强，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发达国家拥有资源培养大量的研究生，所以本科训练的主要目标重在拓宽基础，而不是培养深入钻研和掌握某个具体学科专业知识的专门人才，后者主要由研究生院培养。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在1994年中心成立时，整体上还不具备大量培养研究生的资源条件，本科生毕业后往往就要作为专门人才使用。这一实际情况，客观上使得我国的本科教育比较注重专业界定和专业性知识的传授，因此我国本科生训练专业性强、知识体系聚焦特定领域的培养方针和教学体制，与当时及此前较长一段时期的国情是相符合和适应的。

当时北大的本科训练基本上仍以系院为单位进行。各系院自成体系，为国家培养专业人才。这种格局的优点是我们培养出来的毕业生专业基础扎实、专业学习比较深入；不足之处则在于各系的训练是分割的、封闭的，学生的知识面较窄，适应性和通用性较差。北大作为文、理、法综合大校的优势，在本科训练方面未得到充分体现。如果说综合优势、跨学科训练是一块巨大的未开发的宝藏，北京大学就坐在这座资源富矿的金山上。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改进本科教育方针是一项长期工作。具体到经济学本科教育方面，有一项成本小、收效大，并且当时就具备可操作性的体制创新工作，这就是设立经济学双学位和经济学辅修制度。

在许多发达国家的一流大学，双学位和辅修制度是相当普遍且行之有效的本科生培养方法。此外，试行经济学双学位和辅修制度，也有利于缓解北大当时部分专业的一些同学转系的较强意愿。这是因为不少同学在高考报志愿时并不十分了解自己的专长和兴趣，上了大学以后才发现自己真正的兴趣所在。例如，1995级图书馆系文科班中，曾有一半左右的同学要求转系或转专业，其中多数同学希望转到如经济、管理学院或图书馆系的理科专业。在此背景下，推出经济学双学位和辅修项目，有助于帮助各位同学在本院系学习的同时，有机会选择自己喜爱的另外一个主修专业或辅修专业，是一项成本小、收效大、可操作的教学体制创新。

1996年经济学双学位和辅修推出时，我们专门制作了一个小册子，详细说明了项目的实施细则。例如，经济学双学位和辅修都采用学分制。双学位要求48个学分，即12门课程（每门课不少于60课时，计4个学分），其中4门为数学课程，8门为经济学课程，包括必修与选修。必修课程包括微积分、线性代数、微观、宏观、计量等，选修课程包括实分析、货币与银行、博弈论、国际金融等。而经济学辅修则要求32个学分，即8门课程。细则中还对项目的申请录取方式等作了详细的说明，并对每一门课程的主要内容都作了简要介绍。1997年5月，中心又对这一实施细则进行了修订，对教学和考试纪律作了进一步的规范。

1996年秋季学期，中心开始招收自己的硕士、博士研究生并开始实施经济学双学位和辅修计划。当时中心的师资力量和人手都很紧缺，许多招生和行政管理工作都是由志愿者同学们来做的。在双学位和辅修的第一届、第二届招生中，曹雄飞同学承担了大量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许多前几届双学位的同学都知道有一位曹雄飞老师，其实他是我们CCER招收的第一届（1996年）硕士研究生。曹雄飞同学是个热心肠，他看到中心招生工作忙不过来，就主动过来帮忙，结果经常没日没夜加班加点，甚至好多次都是在我的办公室打地铺过夜，同学们都叫他“曹老师”。经济学双学位和辅修的实施细则由我起草，北大管院的江慧琴和张昕等同学帮我打印排版印刷。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有许多志愿者同学在中心帮忙，以极大的热情和极高的责任心出色地完成了大量工作，非常令人感动。

1996年秋季学期，中心第一届经济学双学位课程中就有经济学原理这门课程，该课程对于帮助同学们培养经济学的思维方式、为后续学习奠定良好基础，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林毅夫主任建议应该由最资深的教授来担任这门课程的授课教师。我主动承担了这一任务，为近400名学生讲授经济学原理的大课，除注册选课的学生外，每次上课都还有许多旁听的同学。教学相长，我结合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为同学们讲授经济学原理，也从与同学们的互动中学到许多东西。

中心的经济学双学位和辅修项目，自开设之初即收到同学们的踊跃报名参与，至今仍是北大本科教育系统中受众群体最大的专业和项目之一。从教学效果看，项目得到了学生、家长和学校三方的肯定和认可：学生结合自己的兴趣得到了更多选择，得偿所愿因而满意，家长因为子女就业前景改善满意，校方因为同学稳定了专业学习态度、缓解了当时一度较大的转系压力而满意。当然，也有观点认为，双学位修读如果花费过多时间，会影响学生所在院系本专业学习的效果；与之对立的观点是，同学们的专业学习效果不仅仅是由时间决定，更多要看其内心的兴趣和自我激励驱动力，修读双学位可能占用了一些时间，但是反过来可能促进同学以更加平衡的态度看待本专业，对改进学习本专业的态度反而有积极效果。我本人也在不断反思经济学双学位的利弊和功过是非。双学位项目给了北大同学们跨专业选课的机会，有效满足了许多同学的兴趣和学习需要，也为中国的经济学研究和经济发展吸收了许多理工科背景的复合型人才。当然，双学位招生规模要适当，双学位培养对学生时间精力的要求也要适度，不能影响到其他学科的专业培养。

CCER研究生教学与培养体系的创立和实施

中心许多教员曾在海外大学任教多年。在教学和科研中，我们时常在想，如何使中国的经济学教学科研早日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纵观经济学发展的历史，我们发现，世界一流的经济学家大多数是出现在经济比较领先的国家。比如成体系的经济学最早出现在英国，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经济学研究则处于领先地位。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以来实现了高速增长，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之一，也理应贡献一流的经济学研究成果、培养一流的经济学家。中国在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实践中所积累的案例，也为经济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素材。中国的经济学家坐在这座金山上，完全具备研究出一流成果的条件。然而，当时中国经济学的科研和教学还处于比较落后的水平，大多数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也鲜为国际经济学界所知。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叙事和研究方法的规范性问题。

因此，在设计中心研究生的教学与培养方案时，第一，我们强调要规范化。总体上我们的目标是规范化、本土化、国际化，中心训练出来的研究生要能用规范、通用的经济学语言将中国的实践介绍给世界。

比如，中心坚持学术文章要尊重并指明已有的研究成果。当时有不少学术文章，通篇讲的都是别人的成果，实际上只有最后一小部分是作者自己的贡献，但却并未说明，影响知识的有效积累和学术研究的发展进步。对此，我们明确要求，中心师生写论文时，首先就要讲清楚前人已经解决的问题，然后讲自己研究的新贡献，这样的文章才有学术意义。

再比如，中心对论文参考文献的引用进行了规范。当时有一种倾向，就是写文章时大量罗列参考文献，而不考虑文献与本文内容联系是否密切。对于这种倾向，中心也明确进行了纠正，我就要求自己的学生在做论文时，必须认真选择参考书目和文献，要能够说明每一个引用的文献与自己论文的关系，并规范引用。现在回过头看，中心的坚持产生了深远的积极影响，过去30年我国经济学论文在参考文献的使用方面有了很大的进步，近年来已经比较规范了。

第二，我们注重吸收有理工科背景的学生，培养复合型人才。严格的理工科本科训练，与系统的研究生经济学训练，有时可以产生1+1>2的效果，有助于经济学人才的培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