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下笨功夫 才有真功夫”

1987年的北京市朝阳区大北窑，不是今天人们熟知的CBD（中央商务区）核心地带，现在拥挤繁华的地标建筑区域，在当年还是一片荒凉的郊区，其间分布着一些轻工业工厂。

对于这个地方，白春礼印象深刻。1987年底的一天，他坐着公交车，从位于北京西郊中关村的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一路颠簸到东郊的大北窑，下车再往东走，寻找一家专门做电子控制系统设备的公司。

白春礼的目标是购买一台机箱。他并不知道这家公司是否有货，只是去碰一下运气，当赶到仓库时恰好还剩最后一台。验完货、付完款，白春礼要来一个纸箱子将设备装进去，然后吃力地搬到公共汽车站，已经是下午5点了。

“等车的人太多了，每来一趟车，我就抱着箱子往上挤，结果左一趟挤不上去，右一趟挤不上去，等了好几趟才终于上车。车里更是人挤人，我又带着个大箱子，周围人嫌弃地用白眼看我。等回到单位，我累得上气不接下气，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30多年后，白春礼依然记忆犹新。

坐在《环球人物》记者对面的白春礼，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很多。两年半之前，他卸任了中科院院长职务，在这个岗位上，他工作了10年。追忆自己的科研生涯，往事历历在目，有些是他始终不渝的信念，有些是他未曾预料的机遇，但所有的一切都与中国的科技发展休戚与共。

“一穷二白”的起步

白春礼的人生中有几个重要的转折点，1987年是其中之一。那年11月，他从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博士后和访问学者）回国，进入中科院化学所工作。

在美国时，白春礼从事的是扫描隧道显微境（STM）研究，这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纳米技术。他希望中国能在该领域取得突破，这也是他回国的最大动力。

然而，当时的化学所在这一领域的科研条件几乎是一穷二白，加上白春礼年轻，一些资深同事不太相信他能做成，说：“我们是搞化学的，要做能看到原子的仪器，怎么可能？专业都不一样。”

但在看过白春礼的项目申请报告后，化学所领导还是批准了。由于科研经费紧张，单位决定用贷款的方式提供12万元资金。所领导对白春礼说：“这笔钱是其他课题组的，暂时贷给你。等你从其他渠道申请到经费后，再还给所里。”之后，中科院时任院长周光召听取了白春礼的工作进展汇报，决定给予30万元院长基金作为对项目的特殊支持。

“许多工作几十年的老同志申请经费都非常困难。为了支持科研创新，所里能做出这一决定是非常不容易的，在当时是一种破天荒的举动。”白春礼说。

创立STM实验室时，单位只能提供一间空空的地下室，白春礼自己去买电线和工具，用地板革铺地面，在墙上刷大白；为了节省经费，他蹬着三轮车到仓库，捡回一些破桌椅、水管子，请木工修一修……没有人手，白春礼找到两名老同志、一名刚毕业的年轻人，就这样组成了课题组。

更大的难题是实验设备。在国外时，相关公司都有产品目录，白春礼只要打个电话，厂家直接送货上门。但在国内，哪怕是采购一些电阻、电容之类的小元器件，都必须跑到商店去挑，而且好多东西根本没有。有一次需要64个灰度级的计算机图像板，白春礼四处打听，很多商家都不知道什么是灰度级，最后得知中科院声学所在海淀区上地有家公司正在研发这种产品，他赶紧跑去订购。

放弃美国优渥的待遇回国后，白春礼的工资不过百元人民币，和爱人李春芳住在借来的一间简陋平房里，骑自行车上下班。当时北京市出租车价格是每公里1.2元，白春礼东奔西跑买设备连打车都舍不得。

“把经费节省下来，可以多买一些好设备。”白春礼说，“虽然国内的科研条件差一些，但我的理想就是研发中国自己的STM，所以内心是充满激情和希望的。”

“回来吃苦，图什么？”

为了早日取得突破，白春礼几乎一天也没有休息过。研究扫描隧道显微镜需要安静的环境，晚上干扰少、噪音少，因此他总是忙到深夜12点之后，直到传达室的人来敲门提醒。有时为了等实验数据，他忘了时间，下班时发现大门被锁上了，只好翻栅栏出来。

冬天，地下室没有暖气，但在实验最紧张的时候，大家每天只能睡四五个小时、吃一顿饭。实验室的地上放了一个泡沫塑料垫，夜里太困时就在上面睡一会儿。

很多人觉得白春礼“傻”，既不理解他为什么要过得像个苦行僧，更不理解他为什么要回国，“放着美国的汽车、高薪不要，却要回来吃苦，图什么？”

有一次，白春礼在食堂排队买饭，跟一个不认识的人聊了几句，提到自己是化学所78级的硕士研究生，结果那个人问道：“听说你们78级里有个叫白春礼的，放着美国4万美元的年薪不干回国，还自己花外汇给单位买东西，这事是真的吗？”

白春礼不愿解释，只能用行动证明自己的选择。

转眼到了1988年春节前夕，按惯例每个课题组都会发一点年终奖金，但STM实验室发不出来。化学所科技处处长不忍心，就从科技处“支援”了100元。白春礼感动得眼泪直打转，对课题组同事说：“咱们4个人，除了我每人发20元，再用20元买些花生瓜子，开个茶话会，另外20元作为课题组的公共基金。”结果3名同事都没要奖金，最后大家用20元开了茶话会，剩下的80元都做了公共基金。

1988年的春天，经过4个多月的奋战，课题组在地下室里比原计划提前一半时间完成了STM的研制任务。当看到清晰的原子图像在屏幕上滚动时，大家兴奋至极。

“那天回家的路上，我猛然发现树上已长出手掌大的叶子，才意识到春天已经来了。”白春礼说。

紧接着，课题组开始研制更加先进的原子力显微镜（AFM），于1989年初研制成功。在此基础上，白春礼又带领团队研制了超高真空扫描隧道显微镜、低温扫描隧道显微镜、激光检测原子力显微镜等。这些高科技仪器都应用于国内的科研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

“作为中国人的自豪感”

很多人问过白春礼当年选择回国的理由。他的回答很简单：报效祖国。这四个字是从小潜移默化根植于他内心深处的信念。

“小时候，我听父亲讲屈原、岳飞、文天祥的诗词和故事时，经常感动得热泪盈眶。长大后，读到老一辈科学家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排除万难回国的故事，也肃然起敬。他们是在祖国最困难的时候回来的，因为海外学子更能深切地体会到祖国强大的意义。”

白春礼常常提到自己非常敬重的一位科学家——郭永怀。作为世界航空学泰斗冯·卡门的弟子，郭永怀在1956年回国。为避免美国政府阻扰，他在公开场合将自己十几年的珍贵研究手稿付之一炬。回国后，郭永怀为“两弹一星”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却在1968年因飞机失事遇难。

在遇难现场，郭永怀和他的警卫员牟方东的遗体紧紧抱在一起，当人们费力将他们分开时，才发现两人胸膛间夹着一个未被烧焦的公文包，里面完好无损地装着刚完成的热核导弹项目试验数据。

2019年，在中国科学院大学本科新生的开学典礼上，作为名誉校长的白春礼将郭永怀的故事又讲了一遍，震撼了现场的所有人。

“当一个人有信仰与追求的时候，再苦再累也不觉得，更不会在意别人的议论。我们现在可以给归国人员提供很好的物质待遇，但仅靠物质吸引是远远不够的。中国的年轻人应该有更高层次的精神追求，如果仅仅为了名利才肯付出，那是肤浅的人生。”白春礼说。他也常常告诫后辈：肯下笨功夫，才有真功夫。

白春礼的青少年时代是在物质贫乏的环境中度过的，但书籍给了他很大的精神满足，学习成绩始终名列前茅。高中毕业后，他下乡插队到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仍然放不下书本，每天收工后总是找一个角落看数理化。到了周末，同伴们招呼他打扑克，他也常常婉拒，只想安静地读书。

在将身边的书看完后，白春礼趁着回家探亲的机会，又把哥哥的高中课本托运到了兵团。同伴们看到一个大邮包，以为是好吃的，一哄而上把邮包拆了，结果大失所望。

“有人嘲笑我是书呆子，但我不争不抢、干活麻利，所以大家对我总体上还挺认可的。”白春礼回忆道。

1974年，根据毛主席“从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中选拔学生”的指示，经过全连战士三轮不记名投票，再加上文化课考试，白春礼被推荐进入北京大学，成为一名本科生。

临行前，战友们用旧衣服与当地老乡换了一点白酒，又买了蔬菜，为白春礼办了一个欢送会。

“那是我平生第一次喝醉，为了这些战友，为了他们深深的友谊，也为了感谢他们无私地推荐我上大学。他们把机会给了我，我总觉得不能辜负他们的期望，这也是后来决定回国的动因之一。”

从北大毕业后，白春礼又在中科院化学所读完了硕士、博士，1985年远赴美国，到加州理工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并进入著名的喷气推进实验室工作。两年后，研究告一段落。在中科院同意延长白春礼赴美工作期限、美国也有公司高薪聘请他的情况下，他决定按期回国。

“要说对留美一点没动心，那是假话。有几天我彻夜难眠，思来想去。美国各方面条件优裕，可说到底，我们不过是高级打工仔，永远进入不了主流社会。作为一个外国人，我也不可能进入美国的科研核心领域。”

白春礼一次次想起内蒙古戈壁滩上的漫漫黄沙，扪心自问：出国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国家需要科技人才，花了这么多钱培养我，没有理由不回去。为中国的科技事业尽一份力，是我的责任。”

还有一件事让白春礼更加坚定了回国决心。在1987年的国际扫描隧道显微镜学术会议上，他与美国同事合作的论文被列为大会报告，许多国家的代表都参加了此次会议。但在大会收到的一大堆论文中，白春礼发现没有一篇来自中国。他默默地想，一定要为祖国争口气。

回国前，白春礼自费购买了一批工作必需的小型仪器和关键零配件，花费了几千美元。这在当时是一笔大数目，为此他卖掉了小汽车。回国途经香港时，随身行李超重，为了多带一些科研资料和元器件，他又扔掉了许多衣物。

几年后，中国在扫描隧道显微学领域的突破性进展，受到了国外同行的关注。美国的公司主动联系，希望与白春礼团队合作开发。1993年，第七届国际扫描隧道显微学会议在北京举行，这是该领域首次在中国召开会议。白春礼作为大会秘书长，面对来自世界各地的400余位科学家宣布会议开幕。

“那一刻，我心中涌起作为中国人的自豪感。多少年的艰辛付出，得到了最好的回报。”

“科技进步只能靠自己”

1992年，白春礼被评为中国十大杰出青年；1993年，当选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1997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