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永玉逝世，那位“有趣老头”走了

对死亡，黄永玉留下过名句。

50多岁那会儿——想来已是40多年前了——黄永玉陪着80岁的表叔沈从文回了趟老家湘西凤凰。叔侄俩去看了就读过的文昌阁小学，又到老宅。回北京后，病榻之上，沈从文抓住黄永玉的手：“谢谢你，带我回凤凰。”几年后，沈从文去世，归葬湘西。在他墓前，黄永玉立了石碑，碑文曰：“一个士兵，要不战死沙场，便是回到故乡。”

94岁那年，黄永玉名字又一次刷屏。他公开谈论，自己百年后会用一种不同的方式——我已经写好遗嘱了，死后骨灰不要了，“跟那孤魂野鬼在一起”，朋友想我的时候，“看看天、看看云嘛”。说这话时，身后是凤凰古城，荷花怒放，一派“接天莲叶无穷碧”的景象；沱江上，有他设计的四座桥——“风”“雪”“雨”“雾”。

时光倏忽而过，6年后的2023年6月13日，他践诺而终，洒脱而去——“待我离去之后，请将我的遗体进行火化。火化之后，不取回骨灰。任何人和机构，包括我的子女、孙子女及亲朋友好，都不得以任何理由取回我的骨灰。我希望我的骨灰作为肥料，回到大自然去。请所有人尊重我的这个愿望。”

回想起来，在黄永玉生前接受《环球人物》专访时，记者印象最深的一段话，也是关于死亡的。“我劝你们不要把死亡看得太重。就算是皇帝，费尽心思修了地宫陵寝，几百年几千年后，还不是被后人挖了出来？”说完，这位“有趣的老头”恣意大笑，像在说一件很畅快的事。

“勤奋”

那次见面是中秋节前夕，已经到了“荷香销晚夏”的时节，他自己亲手设计的北京住所“万荷堂”正在修葺，便约《环球人物》记者到了另一处小楼。没有钟爱的荷花相伴，他画的是另一种晚夏常见的花：玉簪。

“你看，这里，这灰色的地方，还差几笔，再画几天就画好喽！”一人多高的画板上，绿叶浓淡铺陈，白簪生机勃勃。明亮和鲜艳是他的风格，90多岁还能画“大画”是他的奇迹。

画画是个十足的体力活。黄永玉的前辈和同辈画家里，齐白石60岁左右开始“衰年变法”，大获成功，但到了90岁手也颤抖了；黄胄60多岁患有腿疾，无法站立，要以杖自助，擅长的巨轴就难以再画，转而速写不辍；程十发70岁以后，受到心肺疾病困扰，“画不动了”。

“黄永玉直到90多岁照样画白描，拿毛笔的手不抖，这是让人非常惊叹的。白描是一个没有太多附加，就靠勾勒线条的组织、疏密来展现事物的画法。九十高龄还能画大幅的白描，可能在美术史上也不多见。”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黄永玉“八十画展”“九十画展”的策展人陈履生告诉《环球人物》记者。

近几年，黄永玉还在为原定于今年8月的“百岁画展”源源不断准备新作。《环球人物》记者问过他：数过自己有多少张画吗？

他哈哈大笑：“没数过，不用数，你们肯定也数不出。”

他也喜欢画漫画，旁边配上寥寥几句说明，让人忍俊不禁。他画自己家的鹦鹉，配文：鸟是好鸟，就是话多。他邀请来一屋子客人，结果人人都低头玩手机，他就画孙悟空在花果山开会，一旁题上大字：不准用手机。90岁时，他画了一幅自画像“比我老的老头”，是个赤脚、光肚脐、手舞足蹈、烟斗掉在脚边的形象。看这些画，无法不想起作家萧乾对黄永玉的形容：“浮漾在他粗犷的线条间的正是童稚、喜悦和奔放。”

黄永玉的艺术之路起于木刻。他手绘过一张地图《哈哈！这八年！》，用红笔写道“1937年3月离开凤凰”，红线在中国地图上勾出一个嶙峋的半合拢轨迹，再写道“1937年7月在厦门，抗战开始”。这也是他“流浪”的起点——父亲把这个儿子托付给堂弟，带去陈嘉庚在厦门创办的集美学校读书。战火中的学校教育断断续续，他就在这时候自学木刻，14岁成了东南木刻协会的会员。

离开学校后，他流离在福建、江西等地，当过战地服务团团员、剧团见习美术队员，也流落到山区小瓷作坊做过小工，一路以木刻和绘画为生。日本飞机来轰炸、少吃少喝，都不要紧，只要流浪的包袱里还有木刻刀、木板和书，就安心了。“我这一辈子也没向谁学过什么东西，是在谋生中锻炼出来的。”黄永玉从容地总结。

1948年，24岁的黄永玉辗转到香港，在《大公报》做临时美术编辑，与金庸、梁羽生成了同事。有一次，他和朋友到一家餐厅吃饭，大家都没带钱，他照着鱼缸里的热带鱼画了一张速写，用手指蘸酱油抹在画上，算是着色。画完，他打电话给好友叶灵凤。不一会儿，叶灵凤笑眯眯地来了，黄永玉把画交给他，他付稿费，帮大家结了饭钱，人人尽兴而归。

1956年，黄永玉出版《黄永玉木刻集》，其代表作《春潮》《阿诗玛》轰动中国画坛。《阿诗玛》还被一家香烟厂看中，生产出同名香烟，一度红遍全国，这是后话了。

木刻、水墨、线描、油画、漫画、雕塑、陶瓷……他触达的艺术门类太多了，不循章法，自己挥洒。“黄先生艺术上的最大特点，就是多样性和融会贯通。我们从美院毕业的，学油画就画一辈子油画，学国画就画一辈子国画，学版画就画一辈子版画，黄先生并非如此，他没有受过科班的教育，也没有唯一的领域，他从一而终的是对艺术的热情和爱好。他甚至把文学融会贯通到绘画里，画作上有许多很妙的题跋，一句话几个字，让人捧腹大笑、叹为观止，这在当代画坛上是不多见的。他贡献了20世纪中后期到21世纪初期这段美术史上一部厚重的个案。”陈履生说道。

黄永玉自认，无他，唯勤奋耳。“若果有人称赞我：‘这老家伙挺勤奋！’倒还是当得起的。”

他回忆1991年去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度过了半个夏天、一个秋天和半个冬天，每天画10小时以上的画，鬼迷心窍，有时连烟斗都忘了点，还觉得时间少。意大利熟人免不了笑话他：“你来意大利干什么呢？最出名的3样东西你都没有兴趣。”

“我知道他们说的是风景、酒和漂亮的女孩子。但我有一只很出色的带画架的画箱，一具满意的三脚架，一个漂亮的手工牛皮背袋，容得下我想象中室外绘画作业所需的一切杂物——卫生纸、饮水、板烟、烟斗袋、火柴、小刀、烟头盒、照相机、胶纸、钱包、笔记本、调色喷、水罐、眼镜盒……每天早上我几乎是全身披挂地带着这些行头流浪四方，它们少说也有20公斤。画框拆散捆成一捆，画布卷成一个筒，到地儿之后架起来，再用胶纸把画布粘在画框上，画完如法地拆下来卷起。”离开意大利时，要带回家的作品是：40幅油画、8件雕塑和一些零星的画作。数目令妻子和友人震惊，而他得意到想仰天长啸。

“文化艺术本身就是个快乐的工作，已经得到快乐了，还可以换钱，又全是自己的时间，意志极少限度地受到制约。尤其是画画的，临老越受到珍惜，赢得许多朋友的好意，比起别的任何行当，便宜都在自己这一边，应该知足了。”

“干活”

生活当然也有种种烦恼，黄永玉的解决之道是创作。“画画解决不了的事情，我就用雕塑，雕塑解决不了，我就写作，用文字解决。”

作家黄裳对黄永玉的文字有个点评：尤好弄文。“过去画人文士常常品评自己的艺术成就，如‘诗第一，画次之’之类，这往往是不大靠得住的。内藏玄机多多，不可尽信。永玉是个‘好弄’之人，木刻、绘画、雕塑、造型艺术……之外，尤好弄文。散文、电影剧本、新诗、杂文……样样来得。在我的私见，他的画外功夫，以散文为第一。”

黄永玉的散文，着实有趣。比如写虫子，“半夜三更睡在床上看书，发现一颗细红点在书页上慢慢移动。它大约只有头发直径的二十分之一大，顺手指轻轻一抹，书页上留下一颗小小红点，红得抽象至极。我给它算过，三十秒走一英寸”。

他有时又“毒舌”。比方写徐志摩，“他的极限的功绩就是为一些有名的地方取了令人赞叹的好名字：‘康桥’‘香榭丽舍’‘枫丹白露’‘翡冷翠’”。又比方写美国人和德国人，“写生的时候，忽然一群罩着五颜六色花衣裙的大屁股和穿着大短裤的毛手毛脚的背影堵在我的面前。我这个人活了这么大把年纪，可真没有见过罐头式的齐整、灿烂、无理的障目之物有这么令人一筹莫展的威力。法国人、意大利人、日本人、丹麦人、荷兰人有时也会偶然地挡住我的视线，但一经发觉，马上就会说声对不住而闪开。为什么他们就不会？我至今弄不明白”。

《环球人物》记者和黄永玉见面的那个下午，他午睡方醒，坐在沙发上，手里握着一支海泡石烟斗。午后阳光斜照，窗外草木繁茂，窗内树影斑驳，客厅一角摆放的鱼缸里传来潺潺水声，生出一番夏日已去、新秋渐浓的美意。那时，他刚完成自传体小说《无愁河的浪荡汉子》第二部《八年》的下卷，正斗志昂扬地开始写第三部《走读》。

在书的自序里，黄永玉写道：“这小说，一九四五年写过，抗战胜利，顾不上了……重新动笔，是一个九十岁人的运气……”

重新动笔，也是一个90岁人的勤勉。《无愁河的浪荡汉子》采用的写作方式是先在《收获》杂志连载，然后结集成书。每期，黄永玉用纸和笔撰写3万字文稿，再自画10多张插图，这一写一画，就是十几年。他很骄傲，冲着记者说：“11年来我从没拖过稿哦！”不拖稿哪有什么窍门，就是勤奋。他每天工作八九个小时，上午写，下午画，晚上还读书，一日三大事，唯一的消遣是看电视转播的重量级拳击比赛。“你看，我一天就是坐在桌旁，用钢笔在格子上写字，然后画画。我的天地很小，我的生活很简单。”

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审刘稚，是这套超大体量小说的责编，也就跟黄永玉有了超过10年的交集。当初拿到第一部《朱雀城》的书稿，看见的第一句话是“我三岁”。“从他有记忆的3岁开始写，恨不得写到2012年我们见面的那一天，写满这一生近百年。”

如今，结果是伤感的。直到2021年第三部《走读》出版，黄永玉才刚刚写到1949年他20多岁的事。“也许今天的读者很难有耐心看进去这么长的小说了，但他的文字、他的审美、他的哲学都是高级的。”刘稚说。

在文学的天空里，很难不把黄永玉和表叔沈从文联系起来。黄永玉说沈从文的《边城》《长河》，是“与家乡父老子弟秉烛夜谈”的“知心的书”。同样写湘西，人民文学出版社前社长管士光形容黄永玉的文字：“相比沈从文的优美和忧郁，《无愁河的浪荡汉子》有另一种矫健气质。”

刘稚说得更具体：“你可以说它是一个画家的眼睛，而画家的眼睛总是跟常人的眼睛不一样；你也可以说它是一个文学家的眼睛，把那个时代的凤凰古城写得活色生香，写出了呼与吸、兴和衰。而且他还有个本事，到了广东会说广东话，到了福建会说福建话，当地人都以为他是本地人。随着他的流浪，他不断深入到各地的文化圈层里，为那一代中国文人群体留下了文字的雕刻和画像。我认为，在文学上，他还远远没有得到他应有的评价。”

黄永玉自己却不像传统意义上的文人。比如他的手。刘稚观察过，那是一双骨节粗大的手，一看就是劳动的手、做工的手，而不是作家的手。“他给我的感觉，就是从来没有停止过工作。”

《环球人物》记者问黄永玉：“每天这样工作，觉得辛苦吗？”

他抱着烟斗说：“我不怕辛苦。唯一的就是年纪大了，体力弱了。工作不辛苦，哪叫工作？其实玩也辛苦！比如打牌，又累又花时间。我不会打牌，我也不喝酒，下棋也不行。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就是工作，我没有浪费时间在别的东西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