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助力现代化

和很多生于上世纪50年代的人一样，陈来的命运转折点发生在1978年。

1977年秋天，《人民日报》刊文说“研究生制度正式恢复”。当时的陈来，正在通县边上的冶金地质研究所工作，看到消息后非常兴奋，第二个星期就跑去北京大学。看完招生专业名单，他感兴趣的有两个：一是哲学，二是经济学。最终，他选择了中国哲学史。1978年5月参加考试时，他紧张得写字手都哆嗦，答完题，还在卷子上写：“考试有点紧张，字写得有点不规整，请老师谅解。”

这位紧张的考生成了北大1978级中国哲学史的研究生，由此真正走上了研究哲学史的道路。7年后，他成为北京大学培养出的新中国第一个哲学博士。他跟随张岱年、冯友兰等哲学大家，研读中国经典，探索古代哲学大家的思想，从孔子、孟子、荀子，到王阳明、王船山，从古代宗教到伦理；他游走于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之间，研究传统文化与国学，追溯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

近些年，陈来感觉自己越来越忙碌。作为清华国学研究院院长，他一边埋头案牍，著书立说；一边开班授课，传播、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端午节后第二天的上午，《环球人物》记者来到陈来家中，和他聊了聊哲学人生，以及他对中华文明、传统文化、国学等的研究与探索。

读冯友兰的书，听张岱年的课

和陈来打过交道的人，都能感受到他身上有一种中正平和之气。这种气质，既源自常年研究中国哲学的滋养，也与他几乎“直线型”的人生分不开。用他自己的话说，“从小到大的发展在逻辑上来说是非常一致的——在一种常态的价值系统下，力求自己能够做得完美。”

上世纪50年代初，陈来生于北京一个知识分子干部家庭，从小就听话，“没做过离经叛道的事”。1969年春，他到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插队，每日劳作，闲余时间他都用来读书，也是从那时起开始了哲学的学习。4年后，经连里推荐，陈来上了大学，被分配到湖南中南矿冶学院（现为中南大学），读地质专业。

地质专业并非他兴趣所在，奈何当时不能自己做主。长期的哲学学习，练就了陈来思维敏捷、自学能力强，常常提前一到两个学期把专业课自学完。其他时间，他都泡在图书馆读书，苏联敦尼克等人编写的七卷本《哲学史》就是那一时期读完的。当时，学校倡导“开门办学”——把课堂带到厂矿去，因政治课老师不能跟着每一班的学生，陈来就给自己班上政治课，给同学们讲《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等。

1978年，陈来通过北大中国哲学史研究生考试。同时录取的还有李中华、吴琼、陈宜山、陈战国、刘笑敢等，这些人后来都在哲学界赫赫有名。

“我觉得，我们1978级的研究生在学术史上跟前代的差别，就我个人来讲，主要是一个‘接’的问题：从哪儿接？接得上接不上？我入学的时候，读的是冯（友兰）先生的书，听张（岱年）先生的课。”陈来回忆说。

当时，张岱年给研究生开了两门课，一是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二是中国哲学史方法论。每当上这两门课时，教学楼前的自行车就格外多，座位格外紧张。听课的有研究生，有本科生，有教师，还有外校来的。陈来至今记得，先生治学有“八字真经”：好学深思，心知其意，“意思是读古人书要仔细体会其原意，了解其精神境界。这八字对我影响深远”。

相熟之后，陈来常去张岱年家中受教。“先生对我循循善诱，非常平和亲切，可以说是手把手教我做哲学史研究。”进门时，总是师母含笑开门，张岱年立于她身后，两位老人一前一后，身体挺得很直。

硕士毕业后，陈来跟随张岱年读博士，1985年毕业。那年，参加博士论文答辩的有3人，陈来是第一个。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正在北大上课，也出席了答辩会。回到美国后，杜维明在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的一个杂志上写了一篇文章，文中说：“北京大学把他第一个人文学的博士授予了一位年轻儒家学者。”正是因为有此机缘，随后陈来受邀到哈佛讲学。

从1985年到1990年，除去两年在哈佛，陈来主要工作之一就是给冯友兰先生当助手。当时冯友兰准备写《中国哲学史新编》，找来好几个助手，有的负责读报，有的负责记录，有的负责找材料，陈来则是帮助看稿子。一月之中，他去冯友兰家谈话两次，以新编的内容为中心，要么聆听先生的想法，要么提出自己的意见，从来没有闲谈。“我的意见，冯先生一般会同意，因为我不是破坏冯先生的原意，而是维护冯先生逻辑的一致。”后来，在《中国哲学史新编》一书中，冯友兰专门向对书提了意见的一些人致谢，特别提出“陈来同志提了重要意见”。

1988年，陈来请冯友兰为其命字。冯先生说：“‘来’之诸美义，可一言以蔽之曰‘日新’。以‘来’为名者，以‘又新’为字，方足辅之。”“冯先生对我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陈来说。

“又新”二字，自此就紧紧跟随陈来，他一直以此鞭策自己，孜孜追求着中华文化“日日新，又日新”。

上世纪90年代初，他将精力转向对儒家思想根源的全面探索。当时，传统文化、国学被一些人认为是保守的、阻碍现代化的，不时受到打压。他不为所动，依然潜心做学问，“站在时代的前沿和时代文化的中心，是我在文化上一贯的态度和立场”。

2009年，清华复建国学研究院，他出任首任院长。

继承是基础，转化是方向，创新是重点

《环球人物》：在6月2日的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讲到了中华文明的五大突出特性，包括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这五个突出特性如何来理解？

陈来：五个突出特性综合了以前对中华文明特性的研究，彼此相辅相成，实为一体。

突出的连续性是最明显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工程的研究成果，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突出的创新性，纵观中国历史，不管是典籍典故，还是发明创造，无不饱含与时俱进、勇于创新的不懈追求；突出的统一性，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突出的包容性，讲的是中华文明在保持自己特色的同时包容、借鉴、吸收各种文明的优秀成果；突出的和平性更不用说，和平、和睦、和谐是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来一直追求和传承的理念。

值得一提的是突出的创新性。中国哲学的宇宙观是强调“生生”的宇宙观。这种宇宙观把宇宙看成一个变易不息的大流，一切都在流动、变化之中。正是这种变易的哲学，支持着中华文明不断“与时俱进”的发展，与时俱进就是适应变化、与变化俱进。变化包含创新，永久的变易包含永远的革新，日新就是不断地创新。

《环球人物》：据您的研究，中华文明何以成为世界文明史上唯一连续性的文明？

陈来：中华文明的这种连续性之所以成为可能，除了地理、历史、文化等各种因素外，中华民族自觉的传承意识和传承实践，始终是一个重要原因。自觉地继承、传承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一项重要特征，也是中国文化连续性发展的根本条件。

《环球人物》：您曾著书《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与西方近代文明价值观相比，中华文明价值观有哪些独特性？

陈来：早在轴心时代，中国就系统提出了文明的价值、德性，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形成了自己的价值偏好，主要有四点：责任先于权利，义务先于自由，社群高于个人，和谐高于冲突。

《环球人物》：说到继承、传承，不得不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对此您是怎么看的？

陈来：习近平总书记有关传统文化的“两有”“两相”“两创”的方针，为全面继承和发展中华文化指明了方向。“两有”就是对古代文化要有区别地对待、有扬弃地继承；“两相”就是中华传统文化要和当代文化相适应、和现代社会相协调；“两创”就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另外，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中，反复提到要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因此，继承、弘扬应当是转化、创新的前提，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继承是基础，转化是方向，创新是重点。

近几年，关于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举措、事例不少。比如说2022年春晚上的一个舞蹈节目《只此青绿》，得到大家一致好评，我觉得在“两创”上做得很好，它把《千里江山图》的色彩、意蕴、情感等用舞蹈形式呈现出来，是对中华民族灿烂的文明发自内心的崇拜和认同。

《环球人物》：在您看来，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重新提倡优秀传统文化，对于中华民族有什么意义？

陈来：对中华文化的自觉传承发展不仅是我们对中华民族发展所应承担的天然使命，同时也是基于当代中国社会建设的实际需要。首先，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巩固、提高的根本来源；第二，社会的道德建设和价值观建设需要中华文化的参与；第三，中华文化蕴含的治国理政的经验智慧可以作为当代治国理政的借鉴。

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国文化

《环球人物》：前不久，您在首届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上发表了“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国文化”的演讲。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中国文化与现代化关系的？

陈来：大概是上世纪80年代后期。当时，我写过文章讲东亚的现代化，当然并不是西方的现代化不值得研究，它已经是现成的了。但早期现代化理论是一种片面的现代化观，认为非西方国家的传统等于落后，现代化等于进步，所有国家现代化的发展模式都要走西方国家走过的道路。特别是主张非西方国家要将自己的传统文化抛弃、去除，代之以西方文化。亚洲国家19世纪以来的追求现代化过程中，影响最大的观点就是这种观点。

再看东亚。19世纪后半叶以来，东亚国家先后奋起追求近代化。“工业东亚”的概念就是80年代初出现的，指日本和东亚四小龙的经济现代化。东亚为什么会成功？当时有两种解释，结构的解释和文化的解释。前者认为东亚的发展主要得力于政治制度和经济政策，后者便是儒家伦理、儒家文化。儒家文化不再是现代化的阻碍，而成为助力。

《环球人物》：具体来说，儒家文化如何助力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