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光放映队”27年不停机
作者: 刘舒扬辽宁锦州有一群颇具辨识度的老战士。
每个周六和周日傍晚,都会有一辆军绿色的面包车驶入城市东南角的东湖森林公园。公园里的人都认得这辆车——“老兵义务电影放映队”,那行醒目的红字在车身上贴着呢。
面包车总会停在一个特定位置,那里竖着一面巨大的方形幕墙,摆着几十条长凳,是个露天放映基地。车里的人利落地下车、搬运设备、架设机器,他们都是复员或转业军人,穿着统一的队服,人数是8位,看上去都有些岁数了。一组数据可以帮助我们快速了解这支队伍:平均年龄64岁,成立27年,走过40多万公里、1500多个偏僻山村,义务放映8000多场电影……
一些珍贵的故事和情感也凝结在这些数字中。许多年前,内蒙古草原上诞生了一支叫作“乌兰牧骑”(蒙语原意为“红色嫩芽”)的队伍,他们举着红旗、甩着响鞭,在戈壁草原上为群众演出服务。锦州这群义务放电影的老战士,日复一日,也成为辽西大地上乌兰牧骑般的存在。
投缘
故事或许可以从1995年开始讲起。那年赵云吉31岁,服役于驻地为锦州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原第四十集团军,在教导大队担任射击教练员。
赵云吉向《环球人物》记者回忆,1995年夏天,他第一次见到刘成金,对方说,女儿打算考学,想退出射击队,希望作为教练的赵云吉签字同意。“我有信心把你家姑娘练出来。”赵云吉劝对方。俩人唠了两个多小时,刘成金放心了:“孩子交给你了。”
这次见面后,他们很快熟悉起来,“越唠越投缘”。刘成金也曾服役于原第四十集团军,1995年那会儿刚转业一年多,在锦州开了一家不干胶印刷厂。“所以这‘投缘’里还包含了一份战友情。”赵云吉说。
如此便有了交集。还有几位早前与刘成金相熟的复转军人,他们都来自原第四十集团军,赵云吉加入后,这个意气相投的团体“阵容”逐渐固定下来:刘成金、张显龙、韩彦斌、朱中文、彭玉德、陈凤玖、赵云吉、韩国玺。
刘成金是老大哥。今年74岁的他对《环球人物》记者回忆起那段时光:“周末大伙凑在一起小聚,聊的多是部队生活,这个说‘我爬杆成绩好’,那个谈‘我当通信兵时如何如何’……”令人怀念的军旅生活,在海阔天空的侃大山中得到了某种延续。
直到1996年10月,在一次惯常的聚餐中,刘成金突然提议:“周末不能把时间都浪费在玩乐上啊。我在部队当过电影放映员,技术一直没丢,要不咱们成立个电影放映队,到农村去给乡亲们免费放电影呗?”
刘成金是黑龙江人,小时候,村里一有电影放映队来,他就提着小板凳,跟着放映队一个村一个村地跑,一晚上两场电影看完,已经是后半夜。中间有好几次,刘成金因为光顾着看电影,忘了把生产队的牛赶回牛棚,牛跑丢好几头。为此,他没少挨父母的揍,也被扣了不少工分。
可他就是着迷。露天电影是一种怎样的存在啊——夜色将至,人们早早地吃过晚饭,从四面八方赶来,像赴一场盛情的邀约。场院成了社会交往的公共空间,看电影成了公共性仪式活动,银幕下挤满了男女老少,灯光一灭,传来放映机的“咔咔”声,一束白光照在白布上,构筑出一个绮丽梦幻的光影世界。这些景象,一直被珍藏在少年刘成金的记忆深处。到了部队,他几经辗转,才如愿成为一名电影放映员,从此与放映机的“咔咔”声相伴多年。
1996年的辽西地区,电视机仍未普及,村民要是能看上一场露天电影,够唠好几天。就是在那一年,刘成金在新闻上看到,锦州山沟里的一位老母亲,颤巍巍地背着双腿残疾的儿子,到村里的晒谷坪上看电影。作为一名“电影迷”和曾经的电影放映员,刘成金太了解电影能够带来的丰盈和慰藉了。

“可是咱没有设备啊。”赵云吉有点犹豫。“我来想办法。”刘成金豪爽地包揽下来。于是在那个秋天,“老兵义务电影放映队”成立了,刘成金任队长,张显龙任副队长,其余6人为队员。大家“约法三章”:不怕上山下乡,不吃群众一餐一饭,不拿群众一分钱。
首映
作为这支队伍的发起者与组织者,刘成金开始“张罗钱”了。他办了两年多的不干胶印刷厂“稍稍有点盈利”。争气的女儿一路打进八一射击队,又被选派到青海西宁参加比赛,妻子宋恩芳特地准备了5000元人民币放在抽屉里,打算给女儿做生活费。
刘成金拿走了这笔钱。他坐着火车跑到沈阳,在原沈阳军区文化工作站和站长磨了一天,半价买到一台被淘汰下来的“解放”牌103型35毫米移动式放映机,颜色是鲜艳的红,可惜上面“又是灰土又是暴尘的,非常埋汰”。带回锦州后,刘成金把它擦得和新的一样。
宋恩芳想不通,厂子刚步入正轨,当初借的钱还没还上,丈夫怎么又做出这种事?她用自己能想到的最激烈的方式表示抗议——深秋的锦州,夜里气温已经很低,有好几次,刘成金放完电影,到家门口已是凌晨一两点钟,掏出钥匙一拧,得,大门被妻子反锁了。夜深人静,他不好一直敲门,便回到印刷厂,裹着军大衣在长凳上凑合一宿。
刘成金完全理解妻子的愤怒。“家里情况那样,我这个家庭成员不是瞎闹呢吗?可没办法,为了电影放映队。”
不少人很难理解这份执着,面对《环球人物》记者的提问,刘成金自己也很难讲清楚个中缘由。他在原第四十集团军当了26年兵,这支劲旅培养了张思德、董存瑞、雷锋等英雄模范,早在解放战争时期就打出了“旋风部队”
的威名,又揭开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序幕——其打响第一仗的10月25日,后来被确定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纪念日。
那26年里,刘成金曾12次立功受奖。“当兵时保家卫国,退役了就想力所能及地帮助别人、服务社会。”不过,一开始,将他拒之门外的不只是妻子,还有不了解他们的村民。那时在农村放映露天电影,默认的规矩是,所需费用各家各户分摊,金额从1块钱到5块钱不等。有的村民不乐意了:外人来我们这放电影,钱还得我们自己掏。因此在有些村子里,电影放映队成了不受欢迎的人。
刘成金和他的队员们就是这样碰壁的——前前后后走了好几个村子,“压根儿不让你进村”。有一次,他们去某村,想找村主任商量,看到村民推说村主任不在,就找了个空旷地方,架起机器,从哪家拉的电线,按每场10块钱补偿电费。放映结束,一直站在人群后默默观察的村主任走上前握住刘成金的手:“还真是不要钱,你们是‘雷锋’!”
放映队真正打开局面,还是一年以后的事。那是1997年6月,锦州一家媒体的记者知道了放映队的存在,向附近一个村庄——喜鹊村的村主任推荐了他们。
一个周六下午,坐着一辆租来的小面包车,放映队从锦州出发了。50多公里,不算太远,韩彦斌记得,大伙一路上有说有笑的,心里都特别高兴。喜鹊村从来没放过电影,车子一停下,村民们马上好奇地围过来:这是干什么来了?“给你们免费放电影来了,今天就放!”那场景真让人振奋——“村民们奔走相告,离着几里路、十几里路的,都赶着驴车、骑着三轮车过来了。”韩彦斌说。
那天放的是《高山下的花环》,140分钟,十几盘胶片。村庄在渤海岸边,大黑蚊子咬人咬得厉害,连放映队队员穿的厚T恤都给叮透了,蚊子包又痒又肿,好几天没消下去。“可乡亲们看着都非常喜悦。”韩彦斌觉得,放电影挺有意思,“你放电影的,他爱看,咱这事就没白做,对不对?”这是放映队全体成员的共同感受。
一年后,刘成金和妻子的“战争”也进入尾声。1998年8月,放映队到一个距离锦州市区70多公里远的村子放《湘西剿匪记》,宋恩芳也跟着去了。“这忙的,我就在那瞅着,寻思‘这也真不容易啊’,又是架银幕,又是整杆的,还得往杆顶上爬,多累啊。”


待一切准备就绪,已是下午5点,放映队掏出自带的面包和方便面吃了起来。有的村民看不过去,跑到小卖部买了几包饼干送过来,刘成金观察到,妻子“这就有点转变了”。
那天晚上,宋恩芳坐在村民中间,把那部《湘西剿匪记》完完整整地看了一遍。旁边一位大姨和她唠嗑:这电影挺好,“老兵”挺好,咱们看电影不花钱。另一位大娘则随口提到,偶尔出现的杂音让人听不清。回到家,宋恩芳塞过来一个存折:“赶紧换设备!”刘成金接过来,冲妻子敬了一个军礼。
角色
放映队的活动都在周末或节假日,8人分工明确。彭玉德是司机,韩彦斌负责组织宣传。赵云吉体格好,和陈凤玖、韩国玺一起负责安全保卫和放映场地选址工作——场地必须远离柴火垛,防止有人乱丢烟头引燃;远离高压线和水井;遇着下雨,得时刻提醒村民远离电源插座。
放电影是个技术活。每次出发前,作为放映员的张显龙和朱中文得先检修设备,胶片也要一张张拉出来检查——看胶片齿孔是否有裂痕,胶片接口是不是牢固,以及胶片画面是否顺畅、完整。
东北的冬天,气温可以低至零下30多摄氏度,张显龙都是徒手上胶片。“手套太厚了,手不好使。气温低到一定程度,胶片很脆很脆的,劲使大了,‘咔嚓’片子就折了。你得随弯就弯,把它上上。运转起来以后,机器里头热乎,温度高一点,片子就软乎,正常顺着就走了。”一个冬天下来,张显龙的手被冻得“像猫咬的似的”。
进入数字时代,张显龙又要注意存放影片的硬盘别震了摔了,“片子放不出来,约好的事完不成可不行”。对设备的日常保养维护也得更加仔细,灰尘是精密仪器的大忌。
放电影也是个体力活。一部电影少则一个半小时,长则两个多小时,张显龙得“一直瞅着机器”,及时排除故障。夏天气温高,蚊虫乱飞,冬天更难受,只能站在机器跟前,“就这么个小圈,你这脚得紧着跺呢,促进血液循环,要不更冷”。不过如今这种苦都已经成了过去时。张显龙告诉《环球人物》记者,这些年村里都建起了会议室、活动室,“用不着搁外边了”。
刘成金无疑是整支队伍的主心骨,负责“抓全面”。与城市电影院不同,农民对影片的内容和表达常常不能完全理解,因此在露天电影放映中,放映队的能动性非常重要。刘成金说自己是“放映员和观察员的结合体”。观察什么?“观众对你的信任度——关键就在选片子上,不是什么片子都能放,不对老百姓胃口,人家直接就走了。”
他有过尴尬的冷场经历。那场放一部现代京剧片,讲的是码头装卸工人的故事。影片内容距离村民们的生活太远,又没有字幕,刚放了没多久,刘成金就听到有人发牢骚:“这片子谁看啊,我都看不明白,咿咿呀呀的。”最后,几百人走得只剩两人,其中一位还是村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