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根到底，中国人要有血性”

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签订，中国赢得了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

70年过去了，如今采访志愿军老战士，基本靠吼，因为他们当中很多人的听力已经严重下降。参加过上甘岭战役的老战士蔡兴海即是如此。原属志愿军第38军炮兵团的老战士萧模林，耳朵在战场中被震聋了，接受采访要戴上助听器，但《环球人物》记者仍然要“吼”。除了助听器，萧模林还得与轮椅为伴，他的左腿膝关节被美国飞机炸得脱臼，“一走路这腿就掉下来了”。但当年在敌人面前，哪怕腿脱了臼，他的腿肚子也从来不会发抖。

正是前线战士们用舍生忘死的气概筑起的铜墙铁壁和伟大抗美援朝精神，击退了强敌的连天炮火。1953年9月12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的讲话中，对抗美援朝战争总结道：“作战的双方，都把自己的战线称为铜墙铁壁。在我们这方面，确实是铜墙铁壁。我们的战士和干部机智，勇敢，不怕死。而美国侵略军却怕死，他们的军官也比较呆板，不那么灵活。他们的战线不巩固，并不是铜墙铁壁。”

“就是一种‘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心情”

无论时代如何发展，我们都要砥砺不畏强暴、反抗强权的民族风骨。70年前，帝国主义侵略者将战火烧到了新中国的家门口。中国人民深知，对待侵略者，就得用他们听得懂的语言同他们对话，这就是以战止战、以武止戈，用胜利赢得和平、赢得尊重。中国人民不惹事也不怕事，在任何困难和风险面前，腿肚子不会抖，腰杆子不会弯，中华民族是吓不倒、压不垮的！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有敌机！大家做好防空准备！”警戒人员大喊。当时临近中午，一阵隆隆的巨响笼罩了阵地。凭借多年作战经验，时任志愿军第38军炮兵团2营5连代理指导员的萧模林觉得不太对头，这似乎不是飞机的声音。他趴在地上，用耳朵贴着地听，感受到大地的颤抖。他又插上一根木棍， 发现木棍剧烈摇晃。他判定，这个声音不是来自天上，而是地面！这不是飞机，是敌人的坦克，而且距离我方阵地只有两三公里了。

果然，没过多久，美军一个团以6辆坦克开路，步兵分乘卡车紧随其后，沿密林间的公路，气势汹汹地向我团阵地扑来。萧模林把大拇指往前一伸，根据侦察技巧，测出敌人距离我炮兵阵地约600米。

这下麻烦了。“炮兵团的三八式野炮的射程为9公里，九〇式野炮的射程为14公里，而且炮弹的轨迹是抛物线，这么近的距离，怎么打？”萧模林向《环球人物》记者回忆道。

还有一个问题。通常，志愿军炮兵和步兵协同作战，可眼下只有炮兵。“1951年夏，第五次战役第二阶段结束后，志愿军司令部命令我们配合志愿军第60军180师到金化南阻击敌人，掩护大部队北撤。我们随后迅速向目的地开进。当我们冒着敌机轰炸、炮火封锁，翻越天德山到达预定位置时，却发生了一个极大的意外——180师受到敌人围堵不能按时到达。没有了步兵的掩护，我们团的24门野战大炮时刻处于危险之中。野战炮是陆军重要的远距离火力支援兵器，个头大、分量重，必须用大量骡马或者机动车辆拖曳，如果没有步兵的掩护，几乎没有防御能力。”萧模林说。

后退是不可能的。1950年入朝作战以来，萧模林参加了第一至第五次战役，他深知对付强大、骄横的敌人，必须让他们付出血的代价才能将之打服。

萧模林记得，第二次战役结束后，上级交给他一项任务：到战场上掩埋志愿军烈士的遗体。他当时还是炮兵团政治处的一名组织干事，带着12名战士来到三所里一带为烈士们收殓。这里刚刚发生了惨烈的松骨峰阻击战。

“咱们有一个连180人，第一次战役时，牺牲了一些，剩下一百零几个人。第二次战役在松骨峰阻击敌人，绝大部分阵亡，只剩下六七个人。我在阵地上看到，枪支完全摔碎了，机枪零件扔得满山都是；烈士们的遗体保持着各种各样的姿势，有抱住敌人腰的，有抱住敌人头的，有掐住敌人脖子把敌人摁倒在地上的，有和敌人烧焦在一起的。有一名战士手里紧握着一颗手榴弹，弹体上沾满敌人的脑浆……”

萧模林和战士们用毛巾把烈士身上的渣土擦掉，把遗体一个一个装进白布袋，就地掩埋。后来，萧模林等人清查发现，美国阵亡的将近 600 人，“也就是一名志愿军换6名美军”。“我的好战友们，党的优秀战士，就这样用顽强的战斗意志筑成了敌军无法攻破的‘堡垒’，打出了中华男儿的精气神。”

“第二次战役歼敌3.6万，震动了美国，之后他们把部队大量南撤。美国在历史上没吃过这么大的亏。第三次战役的时候，我们突破临津江追击敌人，就像赶羊似的，把敌人从‘三八线’一带赶到‘三七线’一带。”萧模林说。第四次战役，他又参加了汉江守备战。“第四次战役打下来，一个连剩下二三十人，最多剩50人，牺牲很大。”

1951年4月，第四次战役结束以后，38军炮兵团回安东（今辽宁丹东）休整。一天，萧模林的妻子吴雪薇从工作地黑龙江赶来探望。萧模林不情愿地说：“你来干啥？我们马上要再次开赴朝鲜，我要走了。”

没过几天，吴雪薇就回去了，行前给萧模林买了一块瑞士莺歌手表，花了100多块钱。她走后，萧模林考虑到战场伤亡很大，这次再赴前线不一定活着回来，就把手表卖了。“我们政治处干事和司令部的参谋住在一起，下饭店把卖的钱都吃了，吃了十来顿，就是一种‘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心情。”

5月，第五次战役中，萧模林随部队涉水强渡昭阳江。水流很急，水位可达脖子位置。渡江过程中，能看到一具具志愿军步兵战士遗体在江上漂浮着，顺流而下。大家都暗暗下决心，一定要为战士们报仇雪恨。

随后，向金化一带行军途中，在翻越天德山的路上，有一座小桥，仅能通过一辆汽车。志愿军后勤部一辆运送给养的卡车坏在桥上，挡住了去路，司机等人修了近一个小时也没修好。

不能再等了，否则不能按时到达指定位置，完成阻击任务。必须赶快丢弃汽车，让出道路。萧模林跟修车的同志讲了这个情况，但他们不愿弃车，与萧模林争吵起来。萧模林也理解对方的心情。志愿军本身装备就少，谁舍得轻易丢弃？

萧模林请示团领导，征得同意后，命令炮兵团5连战士把车推到河里，让开大道，保证了炮车及时通过。“由于我们行动迅速，避开了敌人的锋芒，不然我们可能也被敌人‘包了饺子’。”

及时赶到阵地的炮兵团，与敌军坦克相距只有几百米了，我军野战炮无法正常发挥作用。萧模林当即决定，把大炮放平，当枪使！他命令部队调整炮口，直瞄前方500米，所有火炮齐发！敌人还没回过神来，打头的坦克就被击毁，一下横在了路中央，堵住了敌军前进的道路。

“这下进退两难的变成他们了！敌人呼叫空中支援和远程火炮支援，陆续发起 10 余次进攻，都被我们击退。这次战斗，我们发射炮弹3000余发，创下了炮兵部队单独歼敌1000余人的纪录，而我方只伤亡10余人，毁伤火炮1门。这次战斗，连队荣立集体三等功，我个人荣立二等功。”萧模林说。这场战斗后来作为经典战例被收进了解放军炮兵某师军事教材。

到1951年6月，5次战役共歼敌23万余人，把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美国在遭受损失及其盟国的压力下，被迫同意进行谈判。

“这不是空中拼刺刀吗”

无论时代如何发展，我们都要锻造舍生忘死、向死而生的民族血性。在朝鲜战场上，志愿军将士面对强大而凶狠的作战对手，身处恶劣而残酷的战场环境，抛头颅、洒热血，以“钢少气多”力克“钢多气少”，谱写了惊天地、泣鬼神的雄壮史诗。志愿军将士冒着枪林弹雨勇敢冲锋，顶着狂轰滥炸坚守阵地，用胸膛堵枪眼，以身躯作人梯，抱起炸药包、手握爆破筒冲入敌群，忍饥受冻绝不退缩，烈火烧身岿然不动，敢于“空中拼刺刀”。在他们中涌现出杨根思、黄继光、邱少云等30多万名英雄功臣和近6000个功臣集体。英雄们说：我们的身后就是祖国，为了祖国人民的和平，我们不能后退一步！这种血性令敌人胆寒，让天地动容！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1951年1月，在武汉读高二的陶伟参加了空军，成为一名飞行学员。就在当月，志愿军飞行员李汉击落1架美国飞机、击伤2架美机，打破了美国空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激起无数中国青少年从军报国的志向。

当时，陶伟所在班共40人，听说志愿军来招募飞行学员，有30多人踊跃报名，最终20名同学成功入选。陶伟出生于1934年9月，当时只有16岁。

经过两年多的学习和训练，1953年4月，18岁的陶伟作为志愿军空4师10团2大队的战斗机飞行员，第一次参加朝鲜上空的飞行战斗，由7名老飞行员带着他。由于陶伟所驾驶僚机的发动机经过多次翻修，高空推力不足，同长机的距离越来越远，最后掉队了。这时，4个小黑点从左前方飞来，飞近了再定晴一看，发现是4架敌机。

年轻的飞行员没有感到害怕，而是觉得终于有机会杀敌了。“那时候我们技术不好，我们的飞行员，训练时间只有一两百个小时，而美国飞行员有一两千个小时。他们经常偷袭我们落单的飞机。”这时，敌机突然一个战术动作，飞到陶伟左后方，开始攻击陶伟驾驶的米格—15战斗机。他按照此前所学，猛地一压操纵杆，飞机先向左转弯，而后再回转，在空中划过了一个漂亮的“S”形，飞到敌机后方。他果断开火，击中其中一架敌机，对方匆忙逃跑。

一个月后的5月17日，志愿军8架飞机升空，与敌人20架飞机展开较量。陶伟掩护长机击落一架敌机后，开始返航。志愿军的飞机装载的油不多，作战半径小，只能在朝鲜北部活动，保护鸭绿江大桥和发电厂等设施，不能长时间和敌机周旋。而美国的F—86“佩刀”战斗机个头大，装油多，速度快，是当时美国最先进的战斗机，能飞比较远的距离。有一次，一架F—86开火击中了我军正在开会的一个山洞，当场牺牲了不少团以上干部。

这次，陶伟在掩护长机返航过程中，就遭到两架敌机的跟踪追击，陶伟和长机几次摆脱都没成功。“他们的时速是1090公里，我们是1076公里，相差14公里。一小时14公里，一分钟就是230多米，所以每次作战术动作摆脱他们，他们三四分钟就能追上我们。”陶伟说。

得想个办法。作为僚机驾驶员，陶伟想再次做出“S”形动作，支援长机。“S”形动作里头有讲究——10天前，陶伟和长机也曾遇到这种情况，当时敌机是冲着陶伟的僚机去的，长机就往外转弯，但转的角度小了，回来的时候，距离敌机很近，也就是没有飞到敌机后面，对敌机构不成威胁，这样就很被动。

这一次，陶伟在外转时有意把角度转大一点，飞出去的距离远一些，这样回来时，正好飞到敌机后方，敌机成了陶伟瞄准的目标。

遗憾的是，在陶伟转出时，敌机突然开火，长机被敌机击落，只剩陶伟孤军奋战。他正要为长机报仇时，敌机突然放出减速板，来了个“空中急刹车”，企图让陶伟的飞机冲到前面去，成为靶机。前方敌机在迅速逼近，陶伟本能地把飞机向上拉起来，做了一个向左滚转动作。他抓住千钧一发之机，在飞机滚转了大约180度时，人还是头朝下，就立即开火了。敌机当即被击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