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护“猿”宇宙

7、8月份的海南岛，正值雨季，万物蓬勃生长。天很早就放亮。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霸王岭片区，新的一天，大概是从一声高亢悠扬的晨啼开始的。

这片莽林位于岛的西南部，地跨昌江黎族自治县、白沙黎族自治县和东方市。拂晓时分，不到6点钟，某只海南长臂猿在朝霞中醒来。它头顶有短而直立的冠状簇毛，没有尾巴，通体黑色——对于成年个体来说，这是雄性的证明。

它是海南长臂猿某个家庭的“一家之主”，俗称“大公”，栖居在一株树的树冠处。它的家庭成员——通常是两只母猿（即“大母”和“二母”）以及几只小崽，则散居于周边树冠。“大公”嘴巴一冲天，代表“集合！集合！”的鸣叫便在薄雾弥漫的清晨回荡。其他家庭成员很快加入进来，共同汇成一场持续5至20分钟的“合唱”。

它们并不知道，自己在人类眼中是何等珍贵。上个世纪，海南长臂猿一度从50年代初的约2000只骤减至70年代末的不足10只，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入濒危物种红色名录，濒危程度为“极危”。至今天，它们已恢复至6群37只，被命名为A、B、C、D、E、F家庭群。它们是仅分布于中国海南的特有物种，也是海南热带雨林的旗舰种和重要的生态指示种。

无数人小心翼翼地守护着海南长臂猿和关于它们的一切。几十年间，来自四面八方的守护者，共同构成了这段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跨时代叙事。

寻踪

每次上山，海南长臂猿监测队队员李文永至少在4点前起床。他常年跟踪海南长臂猿C家庭群，得在天亮前赶到位于白沙黎族自治县青松乡的监听点，那里能听到C群“大公”发出的第一声鸣叫。

骑着摩托车从村子里出发，15分钟后到达半山腰，剩下的路只能靠最原始的步行。李文永脖子上挂着一台相机、手上拿着望远镜，身上背一只大黑书包，里面塞几块备用电池，一个能装两三斤水的水壶和几包饼干——“太累了也吃不下什么东西”，他告诉《环球人物》记者，一天在山上蜿蜒行进三四公里是常态。

雨衣也是必备品。大雨总在顷刻间劈头盖脸浇下来，若没有雨衣，李文永便就地取材，折几片宽大的葵叶挡在头顶，寻个遮蔽处躲一躲，雨停再继续。

他通常和一两位同事结伴而行，循着C群“大公”的晨啼一路摸过去。最佳监测距离保持在30米左右，队员们站在树下，在纸质表格上记录下它们的方位和一举一动，形成宝贵的一手资料。

晨啼过后是早餐时间，黄葛榕果实这类浆果是海南长臂猿的最爱。“荡到哪，吃到哪，拉到哪。有时我们看它准备要拉，就快点跑开，跑不及，你就被它拉到头上。”李文永难以形容那种气味，但可以肯定的是，非常刺鼻，“很多苍蝇都来了”。立马彻底清洗是不可能的，条件有限，只能做一些简单的清洁，然后继续接下来的工作。

每个月，李文永有12天巡护森林，“看有没有人砍树”，10天跟踪监测海南长臂猿——其中，5天时间在C群，5天在A群。他的作息也完全是“海南长臂猿式”的，不仅要早于它们起床，傍晚太阳落山，看到它们在树上躺下了，才能放心地离开。

有一只海南长臂猿认得他。李文永记得，第一次见到它是7年前，“刚出生没几天，被母猿抱在怀里，皮肤红红，稀疏的毛灰白灰白的”。后来，李文永看着这只婴猿毛色变黄，又慢慢变黑——海南长臂猿一生中要变换几次毛色，一般到七八岁时毛色才渐分雌雄，雌猿变黄，雄猿则依然为黑。

有时候看它玩得有些“得意忘形”，忽地从树上掉下来，继而又敏捷地攀住树枝，慢慢爬上去，李文永觉得有意思极了。

有一次，他正跟得起劲，没想到这只长臂猿一个转身，竟试图伸手来抓他胸前的相机。他的第一反应并不是惊喜，而是害怕，“它的獠牙是很长的”。逐渐熟悉起来后，他才体会到个中奇妙。“长臂猿也是懂我们的吧，知道你不会伤害它，是来保护它的，所以想过来跟你玩。”

迄今13年的监测生涯中，这样的时刻屈指可数，他很珍惜，但又免不了生出几分怅惘：“现在还有这样的机会，也怕它大了就不跟你玩了。”

李文永是青松乡苗村人。在苗语中，用以指称“海南长臂猿”的词语发音近似汉语的“关”字。白沙产一种山兰米。每年6月，村民进入深山，于山腰处开荒耕耘，在海南长臂猿数量还算可观的年代，大家时常能听到远山不绝于耳的叫声，但要注意，绝对不可以伤害它们，那会“招致灾祸”。

在老人们的回忆和告诫中，年幼的李文永有了对这种神秘生物的模糊印象，不过，琐碎具体的日常生活很快将其淹没。“我们最要紧的是管好自家的牛不丢，因为牛要耕地，没有牛，我们就没有米、没有饭吃，所以其他事情不去操心。”

从1987年起，当地政府鼓励农民发展农业生产，村民走上了以木薯、甘蔗起家，以橡胶树造林发家的路子。婚后，李文永和妻子也种了一些甘蔗，兼以割胶为生。这样的日子在2010年迎来重要转折——海南长臂猿监测队在霸王岭成立了。

此前，海南长臂猿的生存状况已经引起各方高度关注，作为中国唯一保护长臂猿及其生存环境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原海南霸王岭自然保护区（今已划归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霸王岭分局）的面积由10万亩扩至45万亩，海南长臂猿栖息地质量正在得到逐步改善。监测队成立后，队员要从周边村子招募，李文永报名了，初衷简单直接：“为了一家5口的生活。”每个月监测10天，可以领1000元工资。这成了他结缘海南长臂猿的开始。

队员们正式上岗之前要接受培训，跟着来自保护区管理局的工作人员上山，现场学习如何寻找和监测海南长臂猿。李文永接受了两个月的培训，带他的老师叫陈庆。

惊喜

陈庆只比李文永年长几岁，但培训这些新招募的队员时，他已经有近30年的林业生态资源保护经验。

陈庆的入行经历颇有些戏剧色彩。他算是“林二代”，高中毕业后在霸王岭附近的一处林场做伐木工。1984年前后，当地的造林工作趋于经常化、规范化、良种化，原坝王岭林业局（1997年改名霸王岭林业局，今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霸王岭分局的前身）营林科急需人手采集林木种子，擅长爬树的陈庆因此被借调过来。

这之后，华南濒危动物研究所在霸王岭开展长臂猿种群生态研究，需要一名向导，熟悉情况的陈庆又被借调至保护区。那时山上还没有供人过夜的房屋，抵达驻点后，陈庆和大家立马用葵叶“盖”了一间“临时房”。多雨潮湿的环境里，待了一会，人浑身都是发霉的气味。第二天起床后，陈庆正迷糊着，就听到海南长臂猿的叫声。“哇！很兴奋，跑过去听，感觉它们叫声传得好远哦。”他回忆，那几天，清晨与猿啼为伴，“就好像以前公鸡催你起床一样，它叫的时候，我们要赶紧冲过去，每次都冲到大喘气，它叫到哪里，我们冲到哪里，不停地观察、记录”。

下山后，他做了个决定：离开工作6年的林场，成为保护区的一名护林员。“我做护林员，心里觉得很舒服。”陈庆对《环球人物》记者说——这理由听上去有些牵强。不过在他的讲述中，与海南长臂猿的相遇，似乎确有某种“冥冥之中”的玄妙。

陈庆说，自己脑海中始终有这样一个朦胧画面：七八岁时，他和家人住在另一个林场，附近长满海南长臂猿钟爱的野荔枝，一只毛发金黄的海南长臂猿蹲坐在一棵树上，“周围的树全被砍掉，它没地方去了”。不过，这究竟是梦境还是亲眼所见，他不得而知。

更真切的记忆来自18岁。那天陈庆正在伐木，头顶忽然传来一阵树叶急剧晃动的“哗哗”声，几团黑影掠过，他抬头——两只胳膊长长的“猴子”，一黑一黄，正从一棵树荡到另一棵上。

“之前就听说林场外面有长臂猿，我们也不懂是什么样子，那次见到我才知道‘长臂猿’是怎么一回事。它荡来荡去，晃的动作很优美，让人看了很舒服。”他怕周围有危险，学了几声狗叫，把它们“赶”走了。

1984年，陈庆选择当护林员的时候，霸王岭只有两个海南长臂猿家庭群，总共十几只。华南濒危动物研究所的专家叮嘱他，每个月要坚持监测10天。上山时，除了必要的食物和水，一个挎包，一架望远镜，一台录音机，一个笔记本，一支笔，就是陈庆的全部“家当”。他至今对那架望远镜的出色性能赞叹不已：“倍数很高，一望过去就知道长臂猿在干什么。”

那时，学界对海南长臂猿的食性还很不了解，正是陈庆这样长期在一线的监测者记下或拍下海南长臂猿的食物，为相关研究提供丰富的材料。

起初，有好多野果嫩叶，陈庆叫不上名字，每次研究所或其他机构的专家一来，他就凑上去问东问西，慢慢也都认识了。到今天，他已经成为业内有名的植物“土专家”，“基本海南省内80%的植物都没问题”，有时仅靠一块树皮就能辨认出它的品种。

行走山林，危险无处不在。如今，李文永语境中的“危险”，大多是指神出鬼没的眼镜蛇和竹叶青蛇，以及时不时滚落的巨石。而在陈庆的年代，“危险”还有另一层人为因素，比如隐蔽的捕兽夹。有次他入了神，只盯着高处的海南长臂猿，却不慎踩中了偷猎者的陷阱。铁夹狠狠咬住他的左脚，“感觉骨头要断了，汗一下子流下来”。他扶着铁夹，慢慢挪到一块大石头上坐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