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任馆长“逃出大英博物馆”
作者: 刘舒扬
9月初的伦敦还未正式入秋,气候凉爽宜人。周末上午10时,留英多年的中国姑娘安然组织了一群观众在大英博物馆门口集合——5名中国家长带着他们的孩子,很是热闹。
进馆无需预约,加之暑期旺季已过,安然带着大家很快入馆。馆内没有空调,闷热的空气混杂喧嚷的人声,这是她再熟悉不过的景象。作为“遇见英国”团队的主创和金牌讲解员,安然在大英博物馆内讲解了7年,对这里的上万件展品如数家珍,“每一件都喜欢”。一个月前大英博物馆的失窃丑闻被曝光后,她十分震惊,“真是痛心疾首”。
失窃丑闻持续发酵,外界对大英博物馆文物管理能力的质疑声也越来越大。多国提出抗议,要求归还本国文物。作为英国乃至全球最负盛名的文化机构之一,大英博物馆内争议文物的归属问题一直备受关注。如今,旧账未还,又添新债,大英博物馆深陷争议旋涡中。
监守自盗?
和安然一样,中国国家博物馆前副馆长陈履生几乎是第一时间关注到了大英博物馆文物失窃的消息。
当地时间8月16日,大英博物馆发布公告称,发现“藏品丢失、被盗或损坏”,“一个工作人员已被解雇,博物馆目前将对此人采取法律手段。伦敦警察厅经济犯罪指挥部也在调查此事”。10天后,大英博物馆理事会主席乔治·奥斯本证实,“约有2000件藏品被盗”。所涉藏品包括公元前15世纪至公元19世纪的黄金首饰、半宝石和玻璃宝石,它们近期都没有被公开展出。
藏品居然是在库房里出事的,陈履生感到“难以置信”。他有40多年的从业经验,探访过全球370余家博物馆。“博物馆的库房不对公众开放——你能说出故宫的库房在哪儿吗?我对故宫也算是比较熟的,但我还真不知道故宫的库房在哪儿。再比如我曾任职的国家博物馆,它的库房和库房入口在哪儿,一般人根本不知道。”
库房不仅位置秘而不宣,安保措施也很特别。陈履生告诉《环球人物》记者,任何博物馆的库房,大门上往往有多把锁,钥匙由多人分别保管,开门时需几把钥匙同时使用。“像大英博物馆这样的老馆,硬件设施也许不如新馆,但要进去肯定也不容易。”所以此次失窃事件一经曝光,陈履生立马就想到一种可能性——会不会是监守自盗?
而这件事情本可以避免——两年前,馆长哈特维希·菲舍尔及其副手就接到过不止一次关于馆内藏品失窃的提醒。2020年,丹麦古董商格拉德尔在浏览大英博物馆网站时发现,藏品目录里有一块浮雕碎片被挂在某购物网站上出售,并且网站上那名卖家几年来已累计向格拉德尔出售了多件珍品。
格拉德尔觉得不妙。他在2021年2月给副馆长乔纳森·威廉姆斯发了一封电子邮件,提醒对方,博物馆可能存在监守自盗现象。4个月后,格拉德尔向菲舍尔了解事情进展,得到的答案却是:“经过彻底清点,我们什么也没丢。”
如今终于东窗事发。今年8月25日,菲舍尔宣布引咎辞职。3小时后,威廉姆斯自愿辞职。临时馆长由72岁的维多利亚与艾尔伯特博物馆前馆长马克·琼斯担任。菲舍尔这场开始于2016年春天的馆长旅途,到此结束。
伤口撒盐
菲舍尔在上任之初曾备受期待。大英博物馆馆长一职面向全球招聘,由大英博物馆理事会任命,经英国首相批准后正式上任。“与中国的博物馆馆长主持全面工作不同,在西方的博物馆体系中,馆长主要负责给博物馆找钱,类似职业经理人。”陈履生对《环球人物》记者说。
所以大英博物馆馆长不熟悉日常馆务是常见现象,有时他们甚至连馆里正在举行什么展览都不知道。2010年10月至2016年8月,陈履生在担任国博副馆长期间接触过包括时任大英博物馆馆长尼尔·麦克格瑞格在内的“三大馆”(指大英博物馆、法国卢浮宫和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馆长。他们给人的共同感觉是:“比较高冷,在公众场合不善言谈。因为像我们关心的馆际交流这种事,他们馆长是不管的,一般由分管相关内容或部门的副馆长负责。”
菲舍尔也是其中一员。前任馆长麦克格瑞格在2015年关于菲舍尔的任命公告中表示:“菲舍尔是管理大英博物馆的最佳人选。博物馆、工作人员、理事会及其无与伦比的藏品都是真正的国际化的。因此,新任馆长拥有全球视野是很重要的……我相信,他将在大英博物馆最近取得的成功基础上再接再厉,确保这里仍然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博物馆之一。”
菲舍尔的确足够国际化。1962年12月,菲舍尔出生在德国的西北部城市汉堡。他的父亲来自德国东北部,母亲则来自法国的斯特拉斯堡。菲舍尔回忆,小时候,语言鸿沟“直接贯穿了整个家庭”,再加上母亲在米兰和意大利湖畔长大,使得他从小就精通德、法、意、英4种语言。
16岁时,他去美国待了一年,一边在爱荷华州的农场工作,一边在当地高中上学。一年后他回到德国,刚拿到驾照就开车去了伦敦,返程时车上装满了沉甸甸的二手书。菲舍尔曾在波恩、罗马、巴黎和柏林学习,1994年在德国德累斯顿一位画家兼雕塑家的指导下获得博士学位。他喜欢巴黎,他后来的妻子,一名精神分析学家,就住在那里。
在德国埃森市居住期间,菲舍尔开始在全球博物馆学领域声名鹊起。那是2006年,他从瑞士回到德国,任弗柯望博物馆馆长。作为德国第一家公开收藏和展示现代主义先驱作品的公共机构,弗柯望博物馆囊括了保罗·塞尚、保罗·高更、梵·高、亨利·马蒂斯等艺术家的作品。菲舍尔上任不久,就成功说服一家基金会同意为扩建博物馆捐资。第二年,大卫·奇普菲尔德(2023年荣获建筑界最高奖“普利兹克建筑奖”)开始为博物馆设计扩展展厅。根据一本时尚杂志的描述,新建筑“与邻近的人文高等研究院协调一致,形成了新的城市景观特色”。
2012年,菲舍尔搬到易北河畔的德累斯顿。他的新身份是德累斯顿国家艺术收藏馆(SKD)馆长,是SKD下属14家世界级博物馆及档案馆的主人。
德累斯顿有过一段特殊的记忆。1945年2月13日至15日,盟军对其进行了大规模空袭,几乎将这座“易北河畔的佛罗伦萨”夷为平地,造成两万多人丧生。二战后德国积极承认战争罪行,与受害国和解。菲舍尔坚持,对SKD14家下属机构的任何翻修,都必须留下一些明显痕迹,以保留那些“过去因独裁和战争被剥夺的宝贵的东西”。
2013年,德累斯顿出现极右翼排外组织“欧洲爱国者抵制西方伊斯兰化运动”(简称PEGIDA)。此后几年间,每个周一,示威人群都会挥舞旗帜,走上街头。
菲舍尔“有意识地决定不保持中立”。2014年12月,SKD在其外墙上投射出“德累斯顿为所有人”的字样。菲舍尔还向一些团体发表演讲——这些团体都是为了反对示威者的定期游行而成立的。他说:“世界文化在这里,还有承载这些文化的人们。”他说服当地政府允许SKD在大楼外悬挂长条幅,上面写着:“德累斯顿国家艺术收藏馆。作品来自五大洲。满屋都是外国人。萨克森自由州的骄傲。”后来,SKD挂起“朋友来相会”的横幅,在周日向来自叙利亚等战乱国家和北非地区的难民,以及当地民众敞开大门。有报道称,现场很快就人满为患,“气氛热烈而开放”。
上述经历使菲舍尔积累起良好的声誉,也把他推到大英博物馆面前。“我从未梦想过会被邀请负责这个伟大的英国机构……我很荣幸被邀请成为大英博物馆馆长,并追随尼尔·麦克格瑞格的脚步……”他在关于自己的任职公告中如此说道。可到了英国后,他却有些水土不服。

2019年1月,菲舍尔在接受一家希腊报纸采访时称,拆除帕特农神庙的雕塑是一种“创造性行为”,重申了大英博物馆不将它们借给其他博物馆的立场,并表示它们归博物馆的理事们所有,而不是雅典人民所有。这无异于在希腊人民的伤口上撒盐。
菲舍尔曾计划在2024年离任大英博物馆馆长一职,现如今只能提前离场。在今年8月的辞职声明中,他为自己的失职道歉:“很明显,大英博物馆对于2021年的警告以及现在已经完全显现的问题没有做出应有的全面回应。这一失败的责任最终必须由馆长承担。”
时间回到2016年3月,菲舍尔即将就任大英博物馆馆长时,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在一篇文章中写道:“随着麦克格瑞格先生的离开,以及泰特美术馆馆长尼古拉斯·塞罗塔爵士可能很快就会退休(下个月他将年满70岁),英国的文化需要一位新的倡导者。菲舍尔先生会接受挑战吗?”这篇文章名为《执行任务》。现在看来,菲舍尔的这项“任务”,当是失败了。
官僚作风
是时候谈谈有权任命馆长的理事会制度了。1963年,英国国会通过了《大英博物馆法》,规定大英博物馆理事会为大英博物馆的法人团体,拥有管理权。“管理博物馆资产、监管博物馆财务、任命馆长。这是理事会的主要职责,它是博物馆中地位最高的机构。”陈履生向《环球人物》记者介绍,他去法国拜访一家博物馆的馆长,对方的办公室宽敞明亮,墙壁布满绿植,还能俯瞰整座巴黎城。不过,隔壁的理事会会议室不仅面积更大,四面还都是干净整洁的玻璃幕墙,较之馆长办公室有过之而无不及。
理事会制度固然可被视为博物馆公共性的一种组织体现,但大英博物馆理事会从诞生之初似乎就带有某种“基因缺陷”。英国艺术史学家詹姆斯·汉密尔顿认为,“公允地说,大英博物馆从一开始就积累了浓厚的官僚作风。”
18世纪的英国诗人托马斯·格雷是大英博物馆阅览室的忠实读者,曾记录下其间的暗流涌动:“理事会成员之间已经绝交……奈特医生已经堵住了通往那间小屋子的通道,因为有些同事去那儿时会经过他的某扇窗户。”
“发生争斗很正常。”陈履生说,“理事会成员构成比较复杂,在一些问题上很难取得一致性意见。更何况,成员们并不都与博物馆的立场保持一致。”他记得2014年前后,也有人想把这套理事会制度引入中国,但没能成功。“西方博物馆的运营制度有相当一部分不适用于中国,我们还是要有中国特色。”

大英博物馆在管理上的漏洞显而易见。馆内有7.5万平方米,94个展厅,去年一年迎来了近410万游客。可它最新公布的财报显示,2023年负责“公众访问与事件”的雇员只有331名——这意味着,就算将全部雇员投入安保工作,每位雇员每年也要对接1.2万余名游客;若是将这些雇员放到展厅中,平均每个展厅只能安排3到4个人。
安然对这种人力的捉襟见肘印象深刻。“他们努力在馆里巡视,告诉游客不要碰文物,不能带着有颜色的饮料进馆……但有些情况也确实看不到。”她常看到有人触碰展品,有些文物甚至“很明显地被摸得变了颜色”。
“失窃”在这里也是高频词。2011年一枚价值不菲的卡地亚钻石失踪,2004年15件中国文物被盗,2002年一尊有着2500年历史的希腊大理石头像被偷走,还有1997年的波斯古书、1993年的罗马钱币和珠宝、1990年的日本雕像……30年间,藏品屡屡失窃。
文物尚且如此,其他物品自然也不能幸免。“经常有小偷在馆里得手,客人总丢东西。”安然感触颇深,“大英博物馆不是个容易沟通的地方。我们有事找馆方负责人,发了邮件经常是石沉大海,比如向他们反映了好几次,说有不合规的讲解员在馆里兜售讲解服务,他们也明确说这是不被允许的,可这种事现在每天仍在发生。他们给我的感觉就是——‘成绩可以不是最优秀的,但千万别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