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之春”亲历者:我们不会原谅
作者: 冯群星 曹劼 黄培昭2010年12月17日,年仅26岁的突尼斯小贩穆罕默德·布瓦吉吉当街自焚,以抗议警察暴力与政府腐败。18天后,全身三度烧伤的他在医院痛苦地死去。
熊熊燃烧的火焰夺去了布瓦吉吉的生命,也推动众多跟他有类似遭遇、在贫困生活中苦苦挣扎的阿拉伯民众走上街头。一场声势浩大的、打出追求“民主”“自由”旗号的反政府风暴迅速席卷中东与北非,这便是被美国等西方国家赞誉为“民主胜利”的“阿拉伯之春”。
想象中的春天压根没有到来。11年过去了,“阿拉伯之春”演化为残酷的内战、“伊斯兰国”的恐怖暴行,以及全球难民危机。它不再是人们追求自由民主的象征,而是成为战乱、死亡、国家和民族分裂的代名词。
如果说越南战争、阿富汗战争验证了美国枪炮下民主的必然失败,那么“阿拉伯之春”则证实了美国操盘的这种民主输出也是一地鸡毛。
“自由和尊严不能两者兼得吗?”
在突尼斯中部的西迪布济德,穆罕默德·布瓦吉吉26岁的年轻脸庞被印在一处大楼的墙面上。11年前,他在家乡自焚,被民众奉为英雄;如今,这幅肖像却成了痛苦的来源。“我会咒骂它,我想把它弄下来。”54岁的当地妇女伊曼恨恨地说,“就是他毁了我们。”
这些年来,经历了“阿拉伯之春”的国家或主动或被动地走上“民主化”道路,境遇却不尽相同。作为“春天起点”的突尼斯经历了较平和的民主化进程,因此被西方媒体视为“民主转型样板”:2011年1月,执政23年的本·阿里政权倒台;同年底,突尼斯举行独立后首次民主选举。然而,民主是什么?能解决什么样的问题?为谁而解决?这些在突尼斯从来都没有明确的答案。
根据突尼斯无党派组织“阿拉伯晴雨表”的民意调查,当初民众反对本·阿里政府的首要原因是渴望改善经济状况,其次是在民主框架内打击腐败。然而,人们对于民主的定义存在分歧。25%的受访者认为民主是“通过选举改变政府的机会”,22%的人将其定义为“满足每个人的基本需求”,还有21%的人认为民主应着眼于“缩小贫富差距”,可见美国民主鼓吹的“一人一票”并不是多数突尼斯人的诉求。“阿拉伯之春”发生后的2011年3月至今,突尼斯已迎来五任总统、九任总理,每次选举中民众的投票率一直很低。
这些年来,突尼斯人确实更自由了,但也更加贫困了。动荡发生前,突尼斯经济在阿拉伯国家中表现亮眼,被誉为“突尼斯奇迹”。2009-2010年度《全球竞争力报告》显示,在综合经济竞争力、生活质量改善等诸多领域,突尼斯在133个国家中名列世界第四十位、非洲第一位。
“阿拉伯之春”过后,突尼斯经济增长持续低迷,失业率居高不下。世界银行数据显示,2010年至2020年,突尼斯的人均GDP(现价美元)由4344.64美元(约合2.77万元人民币)降为3521.59美元(约合2.24万元人民币),下降了18%。突尼斯的失业率则在2021年3月达到17.8%,国家外债总额超过40亿美元(约合254亿元人民币)。根据英国媒体2021年初的一项调查,84%的突尼斯人认为“阿拉伯之春”后贫富差距扩大,59%的人表示“不会原谅当时的革命者”。
穆罕默德·布瓦吉吉的家人已经前往加拿大定居,几乎完全不跟家乡人联系。在他的妹妹莱拉看来,这十年来,突尼斯在政治上取得了一些进展,但并没有解决将哥哥推向绝路的经济问题。“每次投票时,他们都会说‘我们要这样做,事情会改变’,但当他们掌权时,一切都没有改变。”
在西迪布济德,几乎所有计划多年的开发项目都处在停滞状态。“我们这十年都干了些什么呢?‘革命’的摇篮一无所获。”西迪布济德地区工人工会主席穆罕默德·加姆德说。
62岁的艾莎·库莱希住在距离西迪布济德约一小时车程的凯鲁万。她说,本·阿里时代的腐败现象仍然困扰着她的生活。政府分配给当地的外部援助中,“大部分钱都消失了”。“我们赢得了一点自由。在本·阿里的统治之下,我们无法说话。但这会影响我的生活吗?我想要自由和尊严,我不能两者兼得吗?”


“我不知道我们是否还有希望”
埃及是第二个在“阿拉伯之春”中推翻原政权的国家。2011年1月,埃及首都开罗和部分省份发生大规模的反政府示威游行活动。同年2月,埃及时任总统穆巴拉克宣布辞职,结束对埃及长达30年的统治,埃及的强人政治时代结束。
取代穆巴拉克的是民选总统穆尔西,但他隶属的穆斯林兄弟会推动伊斯兰化政策,仅仅执政一年就因未能解决经济和民生问题被军方解职,由现总统塞西接任。2013年塞西上台以来,埃及政局相对稳定,埃及社会的“革命热情”明显消退,但“阿拉伯之春”后遗症仍在,反政府示威也于近年再次爆发。
埃及是非洲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与非洲大陆的邻国相比,其经济相对繁荣。但“阿拉伯之春”带来的动荡,使得埃及旅游业收入和外国直接投资大幅下降。仅以2011年度为例,世界银行数据显示,埃及的GDP增幅从动荡前五年的4%至7%断崖式下跌至1.8%,一半人口日均消费在世界公认的2美元(约合12.74元人民币)贫困线以下。
塞西政府积极开展经济改革,但2016年底的汇率放开造成物价飙升,2017年7月以来提高燃油价格与电价给民众带来沉重负担。多年来,埃及饱受外汇枯竭、经济下滑、失业率和通胀率居高不下等问题的困扰,直到近两年才回到“阿拉伯之春”前的水平。




现年65岁的莱拉·苏埃夫是开罗大学教授、埃及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她出生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自幼拥有丰裕的物质生活与思想自由,年轻时就开始参与社会政治活动。她仍记得2011年“阿拉伯之春”在埃及开始时的情景:开罗的解放广场被上万名示威者挤满,有人走了数百公里路来参加,人们相信将赢得民主。
“阿拉伯之春”过后,莱拉的儿子阿拉和女儿莫娜、萨娜投身政治,因为参加示威活动或发表异见言论而多次入狱。阿拉原本是一名软件工程师,过去11年中却有近9年时光在监狱中度过。白发苍苍的莱拉已经习惯坐在开罗的人行道上,静静地举着纸牌为阿拉发声。
对莱拉而言,2011年那些日子已成为海市蜃楼般的缥缈回忆。“我们不知道我们是否还有希望。”不久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莱拉这样描述她对民主的看法。她认为,美国和欧洲提供给埃及政府的援助并不是为了民主建设,而是为了本国军工行业的利益。“我们被打败了。”
在埃及人权工作者欧凯勒看来,西方国家给予埃及的支持显得格外薄弱。“西方人,尤其是美国,一直强调遵守民主进程,然后要双方都自我克制──讲得好像双方势力是均等的。他们传达的信息就是‘别担心,选完总统一切就结束了’。”然而现实是,选完总统之后,当地人民几乎什么都没有了。
“没有身份认同,我们只是一盘散沙”
突尼斯和埃及至少保持了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相比之下,利比亚、叙利亚、也门这些陷入长年内战的国家,则是“阿拉伯之春”中最悲惨的样本。
从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向东行驶约200公里,就是马基迪·曼古什的家乡米苏拉塔。自从11世纪跨撒哈拉贸易兴起以来,米苏拉塔一直是利比亚的重要商业枢纽,后来发展为全国第三大城市。
曼古什族在米苏拉塔地位显赫,城里最古老的一个区就以他们的氏族命名。在利比亚前领导人卡扎菲当政的时代,马基迪的父母都有稳定工作,全家人过着温馨的生活。马基迪的三个姐姐和两个哥哥都考上利比亚的名牌大学,他则在2010年秋天进入米苏拉塔空军学院。
2011年1月,突尼斯小贩穆罕默德·布瓦吉吉去世后不久,马基迪在学校军营里看到了突尼斯和埃及发生动荡的新闻。他感到震惊,但并没有将混乱的局势与利比亚联系在一起。直到一个月后,枪声开始在城里此起彼伏。“这时我们意识到出大事了。”他回忆说。
2月16日,反政府抗议活动在利比亚各地爆发。3月19日,美国等10余个国家开始军事干预利比亚,利比亚战争正式打响。在反对派武装、美法等多国联军与卡扎菲政权的争斗中,米苏拉塔是战事最持久、最激烈的城市之一。马基迪因此被政府军选中执行“特殊的爱国任务”:潜回家乡,摸清反对派武装领导人的位置。
这次回乡,马基迪目力所及之处,全是被炸毁或烧得漆黑的房屋,短短几个月,美丽的米苏拉塔被炮弹打得千疮百孔。马基迪好不容易回到家中,却从哥哥姐姐处得知,母亲陪病重的父亲去了突尼斯,大哥和一些朋友则加入了政府口中的“叛军”。和他此前被告知的不同,“叛军”不是什么犯罪分子,只是急于摆脱独裁统治的普通市民。“我曾站在政府军那边,但他们撒了谎,耍弄了我。”他加入了当地的反政府民兵队伍。
2011年10月20日,卡扎菲在武装混战中身受重伤死亡,成为“阿拉伯之春”中第一个被打死的领导人。他建立起的长达42年的政权也随之终结。“利比亚有石油,人民聪明能干,并且都渴望更好的生活。”那一天,马基迪对利比亚的未来高度乐观,“利比亚终于迎来了新的一天。”
然而,利比亚的混乱没有结束。各种派系展开内斗,瓦解了建立新国家的希望。2012年秋天,马基迪领到了空军学院的毕业证书。对于已经一年半没有上课、什么课程都没有学完的他而言,这其实只是废纸一张。“但这就是新的利比亚。一切都是谎言和腐败。革命遭到了背叛,利比亚成了失败国家。”
卡扎菲倒台后的头两年,利比亚至少有一个表面上的中央政府。但2014年之后,民族团结政府和“国民军”在利比亚分庭抗礼。土耳其、卡塔尔和意大利支持前者,埃及、沙特阿拉伯、法国等国家则认为后者才是合法政权。双方战火持续燃烧,根据联合国的调查,外国对利比亚的干预也达到“空前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