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东方，在丝绸之路上跟着感觉走

齐东方

1956年生于辽宁昌图，1982年吉林大学历史系毕业，1984年北京大学考古系毕业，1992年获博士学位。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汉唐时期考古、历史、文物、美术教学与研究。2021年出版新书《我在考古现场——丝绸之路考古十讲》。

齐东方坐在电脑前，蓝灰色的卫衣背面，印着醒目的两个字——尼雅。

1995年10月，他加入“中日尼雅学术考察队”，穿着这件工作服奔赴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进行考古发掘。衣服上的“尼雅”，用了古代木简上的写法，字形飘逸。一起坐飞机时，空姐把“尼”看成了“民”、“雅”看成了“难”，窃窃私语：“怎么会有那么多难民？”

后来证明，这话也算“歪打正着”。考古营地的清晨，一伙不剃头、不洗脸、满身灰尘的人，围在火炉旁，等着白水烧开，泡一碗方便面作早饭。和电视新闻里蓬头垢面、排队领粥的难民，大概无甚区别。

尼雅是《汉书》里所载的“精绝国”，东西方文化曾在这里交织辉映，却难逃沉没茫茫沙海的命运。前几天，齐东方做一个讲座，主办方点名让他说说尼雅遗址那件传奇的“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护膊。他特地把“难民服”翻出来穿了去，心里嘀咕，“是不是有点老土了？”

考古人跋山涉水走四方，他的体力之好、脚步之快，令年轻人汗颜。新书《我在考古现场——丝绸之路考古十讲》，就是齐东方从考古现场发回的一篇篇“报道”，从波斯故地到粟特人的故乡，从高耸的帕米尔高原到血渭草原的吐蕃大墓，重走张骞、玄奘走过的路，再看高仙芝、马可·波罗看过的城堡烽燧。

“一路考察仿佛在现实与梦境中穿梭，不断切换中，莫名的启发无时不在袭来。”他如是写道。

“都能尝到点甜头”

35岁那一年，齐东方第一次“开眼看世界”，走的就是丝绸之路。

1991年春夏之交，他参加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草原丝绸之路”考察，从土库曼斯坦的阿什哈巴德到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历时两个月，行程1.3万公里。

考察路上，一个地方最多住两晚，很多旅店没电梯，入住撤离都得一顿折腾。考察领队丹尼教授是中国考古学泰斗夏鼐在伦敦大学的同班同学，那年72岁，自己拿着大包小包上来下去。作为“小字辈”的齐东方很感动，也从此对学术圈的论资排辈深感厌恶。

两个月的考察，每天都是紧锣密鼓。“早上上车，一路到遗址，下来就走路，再上车，去下一个遗址。晚上还有席间歌舞，你吃着饭，旁边跳着胡旋舞。都累成那样了，就想安静休息。”

不管多累，齐东方每晚都会去听讨论会，“不会俄语，也不懂英语，但至少感受一下氛围”。每个国家都要派代表发言，用丝绸之路上的文物讲历史。一番商量推举后，“小齐”接下了中国代表这个重任。

此前，每位学者都讲自己的研究专项。“伊斯兰建筑的不同形制、波斯地毯的不同风格，都是很细的大学问，但几个人懂那玩意儿？”齐东方决定按自己的方式讲。

他讲的是丝绸之路上中国发现的外国文物，分五个部分：第一金银器，第二玻璃器，第三壁画，第四陶瓷，第五丝织品。每个部分5张幻灯片，4张看照片，一张仔细讲。“你对金银器不感兴趣，对玻璃感兴趣吧？对玻璃不感兴趣，对丝绸感兴趣吧？我让你们都能尝到点甜头。”

果然，好多人向他提问。在外国博物馆，一个器物的年代说明通常是“2-3世纪”或“5世纪”，对齐东方能精准说出“公元××年之前制造”，有人深表怀疑。“道理很简单。中国有墓志，清楚写着这个人是哪年死的、哪年埋的。墓葬里出土的器物，制作年代一定在此之前，所以我们能有准确的纪年。”齐东方解释，顺带科普了中国文化。全场反响热烈，有学者会后跑到他的房间，请求“开小灶”。

那些幻灯片，其实是他专门带去，准备到苏联请教历史学家马尔萨克的，后者被誉为“中亚考古之父”，1971年出版《粟特银器》，将金银器研究置于中亚考古学和艺术史的视野下，影响深远。阴差阳错下，他没见到马尔萨克，却因为一次会议“一炮走红”。

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对齐东方来说，这条学术之路，处处都有命运的“纯属偶然”。

他自嘲是“七七级”里基础最差的，唯爱看书，且“有字就行”，从“两报一刊”里知道了不少名词;从“反动言论摘抄”里背下李白的《上李邕》，被“大鹏一日同风起”“丈夫未可轻年少”勾起蛰伏乡野的少年壮志;从报纸的国际新闻里，慢慢琢磨出“中东”都包括哪些国家，结果高考地理就有这道题。

选择考古专业是“鬼使神差”。报考那一天，他才知道考古的“古”不是骨头的“骨”，是古代的“古”。那时讲“干一行爱一行”，一颗螺丝钉拧在哪里都要闪闪发光，他发奋读书，越学越喜欢。

研究唐代金银器也是“歪打正着”。学考古的大多愿意做“前段”（新石器时代或夏商周），齐东方却觉得那些陶器、石器“不好看、没故事”，相较之下，隋唐丰富得多，“壁画、陶俑、金银器、玻璃器，什么都有”。毕业论文的题目也是自己定的，研究唐代金银器皿的花纹演变，“因为它漂亮”。

这是一块学术的处女地，此前无人开垦。为了进行分期断代，齐东方把碑刻和墓志上的花纹，按照时间顺序捋下来，再横向比照器物，搞清它的年代。他现在回想，觉得“那时还挺聪明的”。

但最大的收获，是发现自己无力解决这个问题。进入唐代，各种文物风格新意浓重，丝绸之路带来纷繁的外来文明，金银器流行的高足杯、带把杯、长杯等，盛行的忍冬纹、缠枝纹、葡萄纹、联珠纹等，都不是中国传统的形制和纹样。“但它们勾连起丝绸之路的哪一端？是波斯萨珊，是粟特，还是罗马-拜占庭？真正做起学问来，才发现自己的知识结构四面漏风。”

问题的种子就此埋下。在北大读硕士时，导师宿白让齐东方去做唐代墓葬研究，但在他的卡片资料中，量最大的还是那些金银器，如此10年，写出博士论文《唐代金银器皿的分期研究》;又花了七八年，扩充了7倍文字，完成60万字的《唐代金银器研究》，成为考古圈经典之作。

唐代金银器的富丽堂皇，唐人气象的雄阔豁达，也拓宽了他的思考维度。“过去写东西，总是强调‘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这当然是事实，但只有怀着包容开放的心，在与不同文化的对比参照中，我们才能更深刻、更清醒地认识我们自己。”这也正是丝绸之路最重要的意义，“丝绸之路的开通改变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思想观念，说不一样语言、穿不一样衣服、有不一样想法的人看见了彼此，通过交流和互动，推动了人类文明共同向前发展。”

自1981年至今，齐东方在金银器上已断断续续耗去了40年，其中既有快乐和满足，也难免煎熬和困惑，“像李清照词里写的，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他说自己做学问就是一首歌：跟着感觉走，紧抓住梦的手，脚步一刻也不停留……然后能到哪儿就到哪儿。

“只有荒凉的沙漠，没有荒凉的人生”

脚力和体力，因此成为一件重要的事。

与很多老师在办公室和新生见面不同，齐东方常常在山上“接见”大家。中央美术学院副教授耿朔是齐东方的学生，他记得新生报到第二天，老师就带大家去怀柔爬野长城，在山下放出狠话：“今天谁要是爬不上去，就准备卷铺盖回家吧，不用跟我读书了。”

对考古来说，走万里路比读万卷书更重要，在实地考察发掘中，永远不知道下一铲子会挖出什么。斯文·赫定的罗布泊之行，无意中发现了被遗忘的楼兰古城;安特生考察石灰岩洞穴，却找到啮齿类的动物化石，从中发现了“北京人”。

1901年，斯坦因从一位磨坊主人那里看到几块带字的木板，一眼认出那是古老的佉（音同曲）卢文，沙海中的尼雅遗址由此重见天日。94年后，齐东方在尼雅N14号遗址东侧采集文物。突然，阳光反射到一件耀眼的东西，他走过去一看，是个完整的玻璃瓶。根据掌握的古代玻璃知识，以及瓶身上的“London”字样（斯坦因之后，再无英国考古者来到尼雅），齐东方推测，它的主人就是斯坦因。

“沙漠遗址就是这样，今天的遗物被风吹出来，明天又埋上，后天可能又吹出来。”那次尼雅考察发掘的8座古墓，就是被沙漠的风吹露出冰山一角。墓中各种灿烂的织锦，几乎是一个丝绸博物馆，有的鲜艳如新，像商场里陈列的样品。

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是“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护膊。当考古队员从墓中尸体旁一点点将沙土掩盖下的织锦翻开，与鲜艳花纹同时映入眼中的，是蓝色白底织出的汉文：“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巧合的是，此前一天，正是齐东方带着一面五星红旗进入尼雅，像谶语一般，第二天，果真“五星出东方”了。

在尼雅沙漠的8天，齐东方每天晚上都写日记，大多是在漆黑一团中用手摩挲着写下，白天一看，串行重叠，满纸天书。野外漂泊，总会引发一点别样的思考。“搞研究有时也像流沙，它有不确定性，今天这里起个堆，明天那里起个堆。真正重要的不是解开了千古之谜，而是解开一个问题的同时，又提出了新的问题。当一个结论或理论‘包打天下’时，也就意味着学术到此为止、不再向前了。”

从尼雅回北京后，齐东方让学生买点吃的，“两瓶二锅头，其他是绿的就成”，晚上请全班到他宿舍接风。当年的学生回忆：“那晚把几张桌子拼成一字长条，齐sir像黑社会老大一样坐在里面最黑的地方，我们全班男生女生用杯子饭盆罐头瓶挨个给老大敬酒。”后来应北大学生要求，齐东方做了一次《走进“死亡之海”》的讲座，200人的教室塞进去近400人，讲完最后一句“只有荒凉的沙漠，没有荒凉的人生”时，全场掌声雷动。

喧闹也容得，寂寞也耐得

大多数的考古现场，并不是这么传奇浪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