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永新，文海“编舟记”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来袭。《收获》杂志主编程永新闷在家中，看完稿子，读完一直想看的书，百无聊赖，坐在电脑前，把开了头的《青城山记》硬着头皮往下写。隔离期间，他每晚宵夜，把酒柜里的红酒都喝完，胖了七八斤，夜观星空，感觉人类在宇宙中何等渺小和无力。

他一直想写一个具有超能力的人，如何在一个压抑逼仄、没有亮光的世界里生存。主人公丰子就是这样的人。作为武学奇才，他被招揽入朝，出战平乱，每每凯旋。时局晦暗，人性幽微，丰子隐忍苟活仍为棋子，又不愿落草为寇，最终以“气功”伪装自杀，隐遁江湖。

小说里几处写到花卉植被，拿不准的地方，他请教过阿来。初稿还给徐皓峰看了，关于道家修行和明朝武林，给他提了两条意见。

阿来和徐皓峰，都是《收获》的作者。这个名单还可以开具很长，覆盖中国当代文学史的运行轨迹。自1982年进入《收获》实习，程永新已为这本杂志服务了40年，发掘了余华、格非、苏童、马原、孙甘露、王朔、李洱等一批作家，被称为“先锋中的先锋”“中国的珀金斯（成就了菲茨杰拉德、海明威、托马斯·沃尔夫等一批作家的天才编辑）”。

这些年来，程永新写过诗歌、戏剧、小说，自嘲眼高手低又懒惰散漫。作为职业编辑，每天在稿海里筛选佳作、打捞“遗珠”已经够累了，索性心安理得当个业余作家。

《青城山记》让他从“业余”过渡为“职业”，此后又写了《我的清迈，我的邓丽君》和《若只初见》，重新修订了旧作《风的形状》和《麻将世界》，集结为小说集《若只初见》。

很多故事来自他的个体经验，一代人的情感结构与精神世界在其中虚虚实实地辗转腾挪。“文学是永远的梦想，曾经沧海难为水，阅历越丰富越有用文字来表达某个瞬间的冲动。”程永新在创作谈中写道，“有些瞬间烟消云散，而有些瞬间像矿藏埋在了心底，而且还会像海洋下面的植物，茎须顽强地向四周生长。”

编辑部新来的年轻人

就像《青城山记》里那群嚣张的猴子。

1986年，《小说选刊》办活动，程永新和一帮作家爬峨眉山，半山腰遇到猴群造反，不停袭击游客。一位老道士出现，用手杖猛戳石板，满山的猴子纷纷逃窜，四周尽是树叶晃动的声浪。这个场景一直在他的脑海里，多年后变成了小说的开头。

程永新那时是《收获》的“新人”。这本诞生于1957年，由巴金、靳以共同主编的文学刊物，比他大一岁，“文革”前刊发过《茶馆》《创业史》《山乡巨变》《上海的早晨》等“十七年文学”名篇，影响巨大。

第一次看到《收获》，程永新正在海边农场，为个人出路苦苦彷徨。

他出生在上海的棚户区，一岁丧父。因为家庭出身不好，母亲和姐姐不允许他和外人来往。街道对面是一处花园洋房，墙内传来的钢琴声让他迷恋神往。童年的所有文学积累，都来自姐夫的藏书，巴尔扎克、果戈里、契诃夫、托尔斯泰……保管得整洁簇新，还回去就不堪入目了。

他从没把上海当作故乡，好像“无根的浮萍”，逃离于是成为青春的主题。1975年，程永新中学毕业，放弃留在上海的机会，选择去江苏的大丰农场。海边寸草不生，全是盐碱地，“白花花的，像冬季的雪天”。他们的主要劳动是挖沟灌水，改造土壤。环境严酷，物质贫乏，一个月净吃茄子。

1977年，高考恢复，因为基础差，他没敢去;第二年，分数线到了中专，可以回城，但他不甘心，准备再战。

1979年，复刊后的第二期《收获》，因为刊有冯骥才的《铺花的歧路》、从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在农场被传阅得破烂不堪。那一年，程永新21岁，他第二次参加高考，填志愿时犹豫再三，彻夜难眠，最后报了复旦中文系。

3年后，他来到巨鹿路675号上海作家协会。这里原是沪上实业家刘吉生的私家洋房。花园鱼池中央有一尊希腊爱神像，亭亭玉立，高举双臂。曾在这里进进出出的，是巴金、吴强、闻捷、傅雷、柯灵、王西彦、茹志鹃……

程永新沿着旋转楼梯，进入三楼的《收获》编辑部，看到两鬓染霜的老编辑，一个个正襟危坐，埋首看稿。那时主持工作的是萧岱，年届七十，常常拎着早点第一个到单位，挺着大腹便便的肚子打热水。编辑三四个人，年轻的一位是李小林，平日在家看稿，照顾父亲巴金，上班来带回各种消息。

萧岱常拿年轻人的作品给程永新看，他挑出来的，往往被通过，尽管老人家未必喜欢和理解。李小林也拿来一些稿子，让他看完在纸上写几句评语，每一张小纸条，相当于一次审美能力的考试。一年实习期结束，萧岱把程永新要到了《收获》。

谌容的《人到中年》、张辛欣的《在同一地平线上》、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邓友梅的《烟壶》、路遥的《人生》……这些当代文学史的名篇，都亮相于上世纪80年代的《收获》。其中一些争议之作，让编辑部承受了不少压力。

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发表后，被很多女作家认为太“大男子主义”。冰心给巴金打来电话，让他“管管《收获》”。巴金看后，说这是一部严肃的小说，最后一笔有点“黄”，但写得确实好。

那几年，文学思潮更迭剧变，老编辑的知识结构渐显陈旧。萧岱爽快地退居二线，将“掌门人”的位子交给李小林。几年后，萧岱因肝癌去世。在一篇文章中，程永新将他比作一只啄木鸟，虽然不是雄鹰鲲鹏，却能以“平静的存在，啄出别人心灵上的虫豸”。

从圈子到殿堂

文学史的书写脉络里，为稿件“捉虫”的编辑常被忽略。然而，就像没有《新青年》的钱玄同催逼鲁迅写《狂人日记》，白话文的春天不知几时降临;没有《人民文学》的朱伟、《北京文学》的李陀、《上海文学》的李子云，《收获》的李小林……80年代文学的“黄金时代”也许不会如此摇曳多姿。

1985年，通常被认为是当代文学的转折点。这一年，韩少功的《爸爸爸》成为“寻根文学”扛鼎之作，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和徐星的《无主题变奏》迸发“现代派小说”的光芒，莫言携《透明的红萝卜》与《红高粱》横空出世……一年后，程永新加入了这一进程，他的名字开始与一批“新人”——马原、苏童、余华、格非、王朔……紧紧绑定。

马原是程永新在笔会上认识的，彼时他已凭《冈底斯的诱惑》一举成名。他们一见如故，整日整夜地胡侃，成为心领神会的牌搭子，把谌容、冯苓植等人打得落花流水。分别后一个月，两人通信，马原说：“除了给我老婆，一辈子没写过这么长的信。”

苏童是大学同窗黄小初推荐的。1986年，黄小初寄来《青石与河流》，在电话里说：“日后此人定将红过莫言。”不久，程永新向苏童约稿。正处在退稿困境中的苏童，交出了第一部中篇《一九三四年的逃亡》，此后每年为《收获》献出一部力作，先是《罂粟之家》，之后是《妻妾成群》。

余华则是李陀推荐的。李陀寄来两篇小说《四月三日事件》和《一九八六》，并附上一封热情洋溢的推荐信。限于篇幅，程永新选了字数较少的《四月三日事件》。1987年，二人第一次见面。余华用一串排比形容这位编辑“是《收获》编辑部的宋玉，巨鹿路的潘安，外滩的丘比特，黄浦江上空的阿波罗”。此后，从《细雨中呼喊》到《活着》，从《许三观卖血记》到《兄弟》，程永新一直是他的首发编辑。

王朔是在《当代》上“发现”的。程永新读到《空中小姐》后，向他约稿。王朔交来一篇《五花肉》，程永新建议换个名字。王朔给了三个备选，“你看着给起个名字”。这就是小说《顽主》，让王朔以“野马”之姿闯入文学界。

格非是带着退稿找上门的。那一天在《收获》编辑部，他遇到程永新，聊了几句，没有下文。一次次挣扎犹豫后，终于鼓足勇气打了个电话，才知道稿子——他早期的代表作《迷舟》——已经发了。

在某种程度上，80年代文学的繁荣背后，是作家、编辑、批评家结成的精神共同体。这种文学圈子遍布全国，彼此激荡。朱伟曾如此描述“何为80年代”：80年代是可以三五成群坐在一起，整夜整夜聊文学的时代;是可以大家聚在一起喝啤酒，整夜整夜地看电影录像带、看世界杯转播的时代;是可以像“情人”一样“轧”着马路，从张承志家里走到李陀家里，在李陀家楼下买了西瓜，在路灯下边吃边聊，然后又沿着朝阳门外大街走到东四四条郑万隆家里的时代……

在上海，华师大就是一个文学圈子的停泊地。程永新和格非、马原、余华、苏童、北村、李洱、宋琳等喝酒、谈文学、下棋、打牌，通宵达旦，常常深夜翻过华师大的大铁门，去饮食街上觅食。在程永新的记忆中，马原人高马大，翻越大铁门时却轻捷如猿，一点不输精瘦的李洱。

1989年，程永新主编《中国新潮小说选》，选入马原、史铁生、格非、苏童、刘索拉、莫言、余华、孙甘露、残雪等人的代表作。在序言中，他写道：“我不想说大作家一定在这本集子的作者们中间诞生，但我极其固执地坚信：假设中的大作品、大作家一定是沿着他们（它们）的足迹走到一个辉煌殿堂的。”

“为作家提上衣的人”

程永新见证了这一文学史的书写现场。作家孙甘露将他描述为一个“为作家提上衣的人”，“替他们拿着上衣，让他们自由施展身手”。在某种意义上，正是程永新“发现”了这些作家——相比批评家的理论素养，编辑家更多依靠艺术感觉，往往能在前者“隔靴搔痒”的地方“一击致命”。

李荣飞是格非的学生，毕业后寄了一篇《导师之死》给程永新。程永新和格非通了电话，专家会诊一样帮他把脉。李荣飞反复修改，当最后一稿改出来，一个好作家诞生了，李荣飞从此变成了李洱。

而成为“提衣人”的程永新，总是有意无意地淡忘了他的作家角色。

2007年和2011年，程永新交出“流浪三部曲”中的两部：《穿旗袍的姨妈》和《气味》，前者以少年眼光回望50—70年代的风云变幻，后者表现“新三届”（77、78、79级大学生）的命运浮沉。10年过去，最后一部仍遥遥无期，问他进度，“反正努力吧，运气好的话……”就没了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