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壁十年图破壁”

2022年春天，北京。

“我伯伯的青年时代呀——”周秉德微笑着扬起脸，雪白的发卷在阳光下闪着光，“用他在家庭会议上的话说，是‘向无产阶级投降’。”

1964年夏天，中南海西花厅。

“伯伯坐在竹椅上，天气那么热，他气定神闲地、不紧不慢地说：‘我们周家是一个没落的封建官僚家庭。现在是新中国了，你们长在红旗下，但不要觉得自己没有封建的思想，这封建思想是潜移默化的，存在于我们的头脑中，我们要批判它，我要带领全家向无产阶级投降。”

这句话的印象太深了，刻进了27岁的周秉德心里。“伯伯生在淮安，不到半岁过继给叔婶，从此由嗣母抚养，在私塾启蒙。他12岁离家去东北，由经济稍稍宽裕的伯父资助，去读新式小学。13岁，上修身课，老师问：读书是为了什么？同学中有的答为了帮父母记账，有的说为了谋个人前程，只有他坚定地答：为了中华之崛起！他平时的作文非常优秀，许多被收入东北、上海的书局出版的《学校国文成绩》等书中。”

1913年春天，天津。

“他随着伯父的工作调动，迁到了天津，报考了南开学校。南开学校的创办人严修、校长张伯苓都是爱国人士，是新式办学，他在那里受到了很好的教育，品学兼优。”

入学后，周恩来和同学常策欧、王朴山拍了张合影。白色的长袍，白色黑边的礼帽，剑眉星目，目光炯炯。15岁的他在天津这座近代中国风起云涌的大城市里，开始了周恩来的追寻和探索。

“跨界”高手

1915年12月，有记者来南开参观，来来往往的学生令其印象深刻。他记述道：这里的学生都非常勤恳用功，而且现在寒风刺骨，大家即便穿着夹衣也不减求学热情。

周恩来就是这群学生中十分活跃的一个。1914年，入学第二年，他就和张瑞峰、常策欧三人共同发起成立“敬业乐群会”，会内分智育部、稽古部、演说部等，从经史子集、琴棋书画的研习，到演说辩论、歌唱戏剧的训练，再到杂务财账、图书借阅，无所不包。会员从20多人发展到280多人，占全校学生总数的1/3，一些老师也成了会友。他们的茶话会尤其受欢迎，周恩来登台表演“趣语”和“幻术”，形式类似今天的脱口秀、魔术表演，是保留节目，常常逗得大家捧腹大笑。

周恩来还是南开新剧团布景部副部长。囿于当时男女不能同台演出的限制，除了负责布景外，他还在《恩怨录》《一元钱》等新剧中扮演女主角——前者一炮而红，直接促成南开新剧团的成立;后者让剧团在社会上名声大噪，应邀进京演出，大名鼎鼎的梅兰芳也来看了他们的戏。不仅如此，在南开新剧团工作多年的陆善忱回忆，当时所用的剧本，都是在各角色排演过程中逐渐形成的，随演随写，随排随改。如此看来，周恩来一人可堪一个创作团队了。

会刊《敬业》也由周恩来主编。他拥有“飞飞”“翔宇”“恩来”诸多署名，写了诗歌、评论、杂感诸多文章。《敬业》创刊号上就有他风格截然不同的两首诗：

《春日偶成（二首）》

一

极目青郊外，烟霾布正浓。

中原方逐鹿，博浪踵相踪。

二

樱花红陌上，柳叶绿池边。

燕子声声里，相思又一年。

第一首有鲜明的政治意味，似与当时的孙袁之争有关。第二首却是“婉约派”，还出现了“相思”一词，颇有点少年心事了。

1914年，周恩来用笔名“飞飞”在《敬业》上连载了侠义小说《巾帼英雄》。“寂寂荒郊，茫茫旷野，时则晨星隐隐，晓雾沉沉。几处烟云，一湾流水……当此时际，远远有一少年，踯躅长堤，一青衣女子及龙钟苍头，负一巨麓随其后。”16岁的周恩来为这青衣女子取名洪飞影，设想她出身武术世家，身手出众，引出一串武林中事，写得跌宕起伏。可惜，小说只登两期就“断更”了。

“弃坑”的“飞飞”忙什么去了？时局已经剧烈动荡。1915年，袁世凯接受了日本提出的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并称帝复辟。为了反袁，周恩来鼓动同学把学校礼堂门楣上代表袁世凯的横匾“慰廷堂”摘下来砸坏。6月6日，他在“敬业乐群会”上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愤怒声讨日本侵略者和袁世凯的卖国罪行。他意识到举国上下翻涌的情绪，“一种爱国热诚，似已达于沸点”。

面临此种情景，一名17岁的学生要怎么做？周恩来给自己的答案是：学习，“基础立于此日，发达俟乎将来”。

这正如同班同学陈彰琯对他的评价：他十分活泼，但更有严肃时，“在办事时认真严肃;平时爱活动，很活泼，很有风趣”。

邂逅《新青年》

1917年，周恩来从南开学校顺利毕业，去哪里继续求学好呢？

当时，中日之间有代培留学生协定，中国学生凡能考取指定的日本大专学校之一的，可以享受官费待遇，直到学成返国为止。这对家境贫寒的周恩来而言，是个很不错的选项。而且，南开毕业生在日本留学的很多，不少人原是周恩来的好友，他们在东京组织了南开同学会。

1917年9月，周恩来登船赴日本。10月，进入学校补习日文，准备报考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和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只要能考取任意一所，他就可以得到官费学习的待遇。

但是，备考很不顺利，语言关总是过不了。周恩来大约是平生第一次感受到学习的压力。他在日记里焦虑地写道：“我想我现在已经来了四个多月了，日文日语一点儿长进还没有，眼见着高师考试快到了，要再不加紧用功，不要说没有丝毫取的望，就是下场的望恐怕也没了。”“我一个人，除了念书，还有什么事做呢？用功呀，用功呀，时候不再给我留了。”

1918年3月4日至6日，周恩来报考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果然因为日文成绩不好，未被录取。之后，他制定了更紧张的复习计划，每天读书13.5小时，休息和其他事3.5小时，睡眠7小时。他在日记中拼命提醒自己：“我自从考完了师范后，心里头非常的着急，以为七月里考第一高等，功课若不预备好了，定然没有取的希望。要打算取上，非从现在起起首用功，断然没有把握。”

但是，由于忙着参加留日学生爱国运动，周恩来的复习计划又没能完成，7月报考东京第一高等学校，还是因为日文成绩不理想未被录取。他在日记中懊恼地写道：“这叫做自暴自弃，还救什么国呢？爱什么家呢？不考官立学校，此羞终不可洗。”

考场上虽不如意，思想上却大有收获——在日期间，他拿到了一本朋友送给他的《新青年》，随后又从好友严智开那里见到《新青年》第3卷的全份，他借回去看，其中的新思想强烈地吸引了他，觉得“把我那从前的一切谬见打退了好多”。

随后几个星期，周恩来又经历了一次考试失败，并回国探亲。此时，日本发生了“米骚动”事件，米价高涨，百姓骚乱，日本军队开枪镇压，打死13人。回到日本后，周恩来对日本社会产生了强烈的失望之情。

恰好此时，周恩来得知南开准备筹办全日制大学，立即决定回国学习。一同赴日求学的南开同学张鸿诰为他饯行，他将自己当初赴日之际写下的《大江歌罢掉头东》一诗，抄赠给张鸿诰：

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

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

此次，周恩来加上了一句附言：“返国图他兴。”

“思想颤动于狱中”

1919年4月中旬，周恩来回到了祖国。

很快，全国各地的热血青年加入到如火如荼的五四运动中。北京协和女子大学学生谢婉莹为抵制日货，“旷课创造些日用品，绣些手绢等出卖”。天津北洋大学学生张泰来改名为“太雷”，寓意震醒痴顽，惊醒世人。西安成德中学学生屈武作为陕西学生代表，与各地学生一道到北京总统府请愿，要求徐世昌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并以死力争，“以头碰地，血流如注”，徐世昌被迫同意不在巴黎和约上签字。

21岁的周恩来迅速投身其中。他在7月创办了《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开始以笔为戎。与周恩来同在学联的潘世纶回忆：“办报纸是个苦差事，编排、撰写、校对、印刷、出售等杂七杂八的事都由他一个人管。往往从深夜赶到清晨，饿了就吃个烧饼、烤山芋，从没有下过小馆吃饭。”

只有学联和《天津学生联合会报》还不够。由于封建习俗的束缚，学联里都是男生，女生则加入女界爱国同志会。为了加强斗争的力量，热血青年们决定打破男女界限，建立统一的组织。1919年9月16日，觉悟社成立了。为了表示男女平等，男女会员各10人。

邓颖超和周恩来在这里相识。但在觉悟社时期，还没有人把他们看成一对。此时的周恩来太过耀眼，长相帅气，是风云人物，又从日本归国，成了许多女生热切谈论的对象。“南开创办人之一严修，也有意选周恩来为女婿。”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原副馆长李爱华说。而邓颖超才15岁，在投身学生运动的女生中称不上最有名。不过，邓颖超充满热情，口才又好，一次大会上她第一个登台发言，给周恩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20位青年男女用抓阄来决定代号。周恩来的代号伍豪（5号）就是这么来的，邓颖超则是逸豪（1号）。”原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二编研部主任廖心文说。

在觉悟社的旧址，《环球人物》记者看到一张合影，男女成员交错排开，少男少女的脸上洋溢着对未来的向往与自信。1986年9月，耄耋之年的邓颖超回到觉悟社旧址，看到合影时，依然能快速而清晰地说出每个人的名字：“这是李景福，这是郭隆真，这是胡维宪，这是周恩来，李震瀛、刘清扬、我、周之廉、郑季清、薛撼岳……”

觉悟社的宗旨是“要本‘革心’‘革新’的精神，求大家的‘自觉’‘自决’”。“革新”即改造社会，“革心”就是要从改造学生自身的思想着手。觉悟社成立仅5天后，便邀请李大钊前来座谈，这也是觉悟社的第一个活动。觉悟社会员谌小岑后来回忆道：“他走后，我们都传诵了他在《新青年》上发表的几篇文章……这是大家第一次从李大钊先生的文章中接触到布尔什维主义和马克思主义。”

周恩来没有立刻将共产主义确立为自己的终身信仰，他还在如饥似渴地吸收着各种新思想。除李大钊外，觉悟社还请钱玄同、刘半农讲白话文和白话诗，请周作人讲日本的“新村主义”——当时日本日向市一带建了空想社会主义的实验基地，参加者有几十人，实行共同劳作、相互协作、平等分配的制度。

周恩来主编的《觉悟》杂志推行白话文和新式标点，这在今天看来实在稀松平常，在当时却是破除旧文化的革命行动。正如鲁迅后来所说，那时“单是提倡新式标点，就会有一大群人‘若丧考妣’，恨不得‘食皮寝肉’”。

1920年1月29日，周恩来被推为总指挥，带领天津学子五六千人赴直隶省公署请愿，抗议北京政府就山东问题与日本直接交涉。周恩来被捕，入狱170天。“所以实际上，觉悟社只存在了3个半月，《觉悟》也只出版了一期。”李爱华告诉《环球人物》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