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城”里的黄蜀芹

1990年11月，钱锺书80岁生日那天，中央电视台黄金时段开播《围城》。一个月前，他和夫人杨绛花了半夜和半日，一口气看完样片录像带。在给导演黄蜀芹的信中，两位老人对这位拖着病腿、拄着拐拍摄的“贤侄女”，表达了“五体投地的佩服”。

这一年，黄蜀芹51岁，完成了她最广为人知的代表作。这部10集的电视剧，拍了100天，72个人物个个有戏。当时同播的，还有50集电视剧《渴望》，相比“举国皆哀刘慧芳”的收视神话，《围城》似乎黯淡不少。

这一年，比黄蜀芹小两岁、同为“第四代”导演的黄健中，撰文《第四代已经结束》。他形容这一代人“是充满自身矛盾的一代”，“做人、做艺都不松弛”。他们在20世纪50年代接受革命的理想主义教育;60年代进入学院，尚未独当一面，青春就蹉跎在十年动乱中;到了七八十年代，初执导筒已是不惑之年，前有“第三代”衰年变法，后有“第五代”强势登场;到了90年代，商业大片已大摇大摆地降临……

在这样的历史夹缝中，黄蜀芹的黄金时代只有10年，却为一代人留下《人？鬼？情》《围城》等光影记忆。

2022年4月21日，黄蜀芹病逝于上海，享年83岁。

电影《人·鬼·情》的尾声，长年女扮男装、饰演“钟馗”的秋芸，与这个“丑陋的鬼”两两相对。钟馗说：“人世间妖魔鬼怪何其多也，奈何我一个钟馗。我特地赶来为你出嫁的。”秋芸答 ：“我已经嫁了，是你让我嫁给了舞台。”“不后悔？”“不！”

斜塔瞭望

“初次见黄导，会有点害怕。她很高，有一米七以上，而且不瘦，很壮，话又不多，很威严。”《黄蜀芹传》作者夏瑜、沈一珠夫妇告诉《环球人物》记者，“她从不会滔滔不绝地讲什么，常常三四个字就说完了。时间久了，人们给她起了个外号——‘神秘的大佛’。”

沉默寡言是黄家的“遗传基因”。黄蜀芹的父亲黄佐临，与焦菊隐并称“北焦南黄”，因为话少，得了个“POK”的外号，中文意思是“闭口”。黄蜀芹得“黄门真传”，从小金口难开。1947年，黄佐临在上海创建文华影业公司，开锣戏是张爱玲编剧的《不了情》。黄蜀芹被父亲拉去演剧中的小女孩。导演桑弧一再哀求 ：“小姑娘，侬笑笑。”她绷着脸，坚决不露出缺牙的黑洞。

中学时，每到礼拜天，黄蜀芹就骑车直奔衡山电影院，苏联片子一部不落地看。高中毕业前，她想学导演，但自觉性子木讷，毫无艺术细胞，急得偷偷哭，惊动了黄佐临。父亲没笑话，也没反对，让她打听下，北京电影学院是否招生。

那是1957年，北电不招生。抱着“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信仰，黄蜀芹主动下乡当农民。别人劳动可以蹲着，边聊天边干活;她人高腿长，只能跪着种菜。一年后，北电恢复招生，她对父亲说，下乡才一年，时间太短了，于是又“跪”了一年。

1959年，黄蜀芹考入北电导演系。5年后毕业，先参加“四清”，下乡两年;回城后“文革”开始，又去了“五七”干校，在海边的草棚子里养猪、放羊、种地。没人再想拍电影的事，她结婚生子，在“牛棚”落户，“活脱脱一个江南农妇”。

如此倏忽十年。

再听到摄影机转动的声音，是参与拍摄《连心坝》批判“走资派”的片子，拍着拍着，“四人帮”倒台了。一年后，电影公映，借助剪辑和配音，黑与红、正与邪，来了一次大调换。

电影的春天姗姗迟来。1978年，还在干校挑大粪的谢晋被上影厂召回，拍“文革”后的第一部影片《啊！摇篮》，讲延安保育院的故事。他要了两个副导演，一是石晓华，负责管孩子;一是黄蜀芹，负责管牲口——马和驴混编的牲口群。

拍《天云山传奇》，谢晋再度点了黄蜀芹。这一次，她从“管驴”进阶为“管人”，看外景、挑演员、整理导演台本。拍摄结束后，谢晋对她说：“你过了，去独立吧！”

黄蜀芹和她的同代人，就出场于这道时代的裂谷旁。学者戴锦华将“第四代”的艺术姿态描述为“在倾斜的塔上瞭望”。每一次社会变革中的“地震”都增加着斜塔的倾角。“斜塔终将倒塌，第四代导演们终将跌落在现实中，经历着一种新的茫然与张皇。”

“南窗”和“东窗”

对黄蜀芹来说，这一刻发生在1987年。

同代人早已起步。当吴贻弓拍出《巴山夜雨》和《城南旧事》，张暖忻拍出《沙鸥》，吴天明拍出《人生》时，黄蜀芹还在各个题材间跳转摸索。

1983年，从文学圈到电影界，都在反思大潮中批判“极左”，她却在《青春万岁》里“不合时宜”地画出共和国初年玫瑰色的光晕，追忆“少年布尔什维克”的似水流年。审片时一片反对声，她不善言辞，呆若木鸡;坐在一旁的原作者王蒙则拍案而起，与对方激辩。一年后，当她在《童年的朋友》里复现高原、冰雪和黄河的厚实浓郁，将革命历史拍出散文诗的格调，“第五代”又携《黄土地》《一个与八个》横空出世。年轻人血气方刚的革命，霎时冲垮了中年人斯文温吞的改良。

1987年，拍完第四部片子《超国际行动》后，黄蜀芹在家待了半年，决心拍一部好电影。“‘好’就是要非常突出，能代表我，能表达我。”她在一本杂志里看到蒋子龙的报告文学《长发男儿》，讲河北梆子演员裴艳玲的故事——一个女演员，不做旦角，专攻武生、花脸，轰动梨园。她决定见见这个女人，坐车来到山东农村，跟着裴艳玲走了10天的穴，每天看着她上妆，从女人变成男人、变成鬼，在乡间的土台子上，演钟馗、演林冲。回到上海后，她决定以裴艳玲为原型拍一个戏，就叫《人·鬼·情》。

她设计了一场戏 ：少女秋芸在练功，累得躺倒在草垛上。一个光着下身的小男孩问她 ：“你是不是死了？”秋芸骂了句粗话 ：“玩你的蛋去！”写到这儿，黄蜀芹很兴奋，对儿子郑大圣说：“今天写了一场好戏。”儿子说：“你搞女性电影啊。”他在上戏学电影，对各种潮流十分熟悉。黄蜀芹那时并不了解什么是“女性主义”，只觉得痛快、过瘾。

每当秋芸遭遇命运的重压，给予她关照抚慰的，只有自己扮演的“钟馗”。为了表现“钟馗世界”，黄蜀芹和美工出身的丈夫郑长符商量，用黑丝绒衬底，让钟馗的大红袍和大花脸出现在一片虚无的黑色背景中。

把整个摄影棚蒙黑，需要大批黑丝绒，为节约开支，剧组买来黑平绒替代，灯光一打，平绒反光，达不到深邃的效果。制片部门劝黄蜀芹将就一下，她一下火了：“不换成黑丝绒，宁可不拍！”

《人·鬼·情》一炮打响，在国际上屡获大奖，被戴锦华称为“中国迄今为止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女性电影”，“一个重新讲述并重构了的花木兰的故事”。

1995年，在美国圣巴巴拉大学的一次研讨会发言中，黄蜀芹以“南窗”和“东窗”比喻电影视角。在中国人看来，朝南的窗户最有价值、最宽敞明亮，就像千年来社会主流价值取向的男性视角。而女性的视角则是东窗，阳光首先从那里射入，有它特定的敏感、妩媚、力度、韧性。“人们将惊奇地发现：原来生活里有另一半的意蕴、另一种情怀，它将使世界完整。”

指挥“七十二贤”

《人·鬼·情》后，黄蜀芹计划拍摄《画魂》，讲述民国女画家潘玉良的一生——从“女人是千人骑的东西”到“女人为妾”，再到“女人是有独立价值的大写的人”。

推进工作并不顺利，剧本来回折腾。黄蜀芹在看外景时出了车祸，右小腿粉碎性骨折。休养了100天后，1990年4月，她坐着轮椅进了《围城》剧组。

这是黄蜀芹导演的第一部电视剧，改编自钱锺书的同名小说，讲述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一段“新儒林外史”。有名有姓的角色72人，黄蜀芹严选演员，“要做到几十年后不后悔”。于是，史无前例的中国电视剧演员阵容出现了。

黄蜀芹看过陈道明演的《末代皇帝》，从溥仪身上看到了方鸿渐的气质，再三邀请沟通，终于让他进了“围城”。至于两位女主角，她让北方人吕丽萍演上海女人孙柔嘉，让有“贵族气”的李媛媛演出苏文纨的俗不可耐。

刚从美国回来的英达演了赵辛楣，顺带为父亲英若诚讨了个角色。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英若诚，专门请了一星期创作假，演了老奸巨猾的三闾大学高校长。英达还帮葛优求来了“李梅亭”一角——一个文人中的小人，那时葛优刚演过《顽主》，还是名不见经传的“素人”。

五大三粗的侯营长，黄蜀芹请了梁庆刚来演。他因《咱们的牛百岁》红遍全国，为了这个出场5分钟的人物，果断剃了个秃瓢。

李天济是《小城之春》的编剧，也是《乌鸦与麻雀》里的国民党军官侯义伯，一听黄佐临女儿的召唤，马上答应客串教育专员，翘起下巴，一句一个“兄弟我在英国的时候”。

顾也鲁，40年代当红小生，演过《小二黑结婚》《子夜》，推了不少主角戏，却甘心来这里做配，演假文凭学阀韩教授，“欢迎光……”了半天，说不出“临”字来。

“四喜丸子”曹元朗，由上海人艺前院长沙叶新扮演，他本人也长得胖胖圆圆;而上海电影局局长、大导演吴贻弓，细胳膊细腿，演了方鸿渐的挂名老丈人。

指挥这一班包罗戏骨、新星、素人、官员的“七十二贤”，黄蜀芹像“放养一池活鱼”，让演员们靠直觉表演，“乱说乱动”，提出的口号是：“不要假深沉、伪抒情。总之，别装蒜。”她像电影一样采用双机拍摄，一页页剧本地拍，不同处理、不同表演方案地拍，10天磨一集。

100天后，“围城”建成。此前，中国观众刚为《渴望》流干了眼泪。文化学者解玺璋那时在《北京晚报》副刊工作，每天收到成捆的来信。他编了一本《‘渴望’冲击波》，首印50万册，在地安门新华书店搞活动，请来张凯丽（刘慧芳扮演者），找了8个警察维持秩序。

《渴望》生逢其时，在八九十年代转折之际，为中国民众提供了一场情感的倾泻与抚慰。而对解玺璋来说，他的精神世界是在《围城》里找到寄托的。不论是“不愿同流合污但又只能随波逐流，不想欺世盗名却又不得不弄虚作假”的矛盾的方鸿渐，还是“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的人生困境，都带给人意味深长的思索。

解玺璋也编了一本《“围城”内外》，只卖了两万多册。在后记中他说：“读《围城》需要勇气，需要人们拿出勇气来面对自己的真的人生。我们相信有一天《围城》会热起来，就因为我们相信人们一定会战胜自己的软弱。”

被遗忘的时光

今日，电视剧《围城》已成为经典。在某种意义上，它是“空前绝后”的——文艺界半壁江山（包括部长、厂长、院长）的演出阵容，剧组全员的知识分子气质，不计报酬、“慢工出细活”的折腾打磨，如此种种，在90年代后汇入商业大潮的影视工业流水线上，难以复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