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氢弹只是他成就的一小部分”

1987年劳动节前夕，国务院决定授予赵成顺、于敏、艾有勤、李国桥和熊汉仙5人“全国劳动模范”称号。当时的媒体报道中，其中4人都有相对详尽的人物事迹介绍，唯独关于于敏只有短短13个字：“于敏是核工业部科技委副主任。”除此之外，人们对他几乎一无所知。

30多年过去了，尽管这位“中国氢弹之父”生前已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逝世后又获得“共和国勋章”等至高荣誉，尽管2021年热播剧《功勋》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普及了于敏的事迹，但《环球人物》记者近日在进行于敏相关采访时，仍有身边朋友问：“于敏是谁？”有些电脑输入法依然不能默认打出“于敏”这个名字。“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于敏他们真的用一生践行了这句话。

为展示我国核武器的发展历程，位于北京花园路的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简称北京九所），最近建成了一座展览馆，即北京第九研究所所史馆。馆中有两间场景复原展厅——周光召厅和于敏厅，各约20平方米，分别介绍了两位“两弹一星”元勋的卓越贡献。两个展厅紧挨在一起，其中又各划出一小部分空间还原了两人上世纪60年代的办公场景：桌椅、沙发、衣架、书柜各一，仅此而已。两人的办公室背靠背连在一起，仿佛他们一直在肩并肩战斗。

说到核武器，许多人首先想到原子弹，然而与远程投射工具相结合的小型化氢弹才是当今各国核威慑力量的主体。于敏虽曾自比为一片无足轻重的叶子，在他氢弹原理突破基础上研制出的中国系列核武器却成为支撑世界核平衡、维护世界和平的一根重要支柱。

“国产土专家一号”

1957年2月23日，《人民日报》罕见地发表了一篇满是θ、τ、π、μ等物理学符号的理论文章《宇称守恒定律是怎样被动摇的》，作者是时任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1958年改为原子能研究所）副研究员于敏。他敏锐地发现，从30年前量子力学创立之日起，一直被认为是无可怀疑的物理学的基本定律之一——宇称守恒定律，已经被我国留美理论物理学家李政道、杨振宁二位教授予以动摇。“由于这一重要工作的启示，我们相信物理学界将呈现活跃景象。”于敏此文发表后，引起我国物理学界的广泛重视。果然，同年10月，李、杨二人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当时，于敏的主要研究方向是原子核理论，在原子核相干结构等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发表了数十篇学术论文。1955年9月，于敏被评为“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积极分子大会在北京足足开了9天，于敏作为代表发言。后来，他还和北京大学教授杨立铭共同出版了新中国第一部原子核理论教材《原子核理论讲义》。

时任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副所长、“两弹一星”元勋彭桓武说：“于敏的工作，完全是靠自己，没有老师。因为国内当时没有人会原子核理论。他是开创性的，是出类拔萃的人，是国际一流的科学家。”时任近代物理研究所所长、“两弹一星”元勋钱三强称于敏的工作“填补了我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于敏之子于辛告诉《环球人物》记者：“我父亲他们提出的相干结构模型与国际上受到重视的日本学者有马朗人等人提出的玻色子模型十分近似，两者相比，我们的相干结构模型无论在物理图像还是数学表达形式上都毫不逊色。”

然而，正在原子核理论领域大展拳脚的于敏，突然改变了人生轨迹。1961年1月12日，北京飘着雪花，已是第二机械工业部（简称二机部）副部长兼中科院原子能研究所所长的钱三强把于敏叫到自己的办公室，严肃地说：“经所里研究，报请上级批准，决定让你参加氢弹理论的预先研究。”

当时，美国、苏联和英国已相继研制出比原子弹威力大几十倍、几百倍的氢弹。“杜鲁门跟艾森豪威尔都赤裸裸地讲，他们决不能让中国搞氢弹。”于敏回忆说。1960年，苏联又撤走了全部在华专家。中国决定自主研发核武器。

二机部负责核武器的研制。作为二机部的科学家副部长，钱三强很了解有哪些“将”可遣“兵”可用。1957年5月，日本物理学家朝永振一郎率团访华，受到周恩来接见。朝永振一郎在访问近代物理研究所时，钱三强、彭桓武指定于敏参加接待，并让他在会上介绍自己的工作和所里年轻人的成长情况。于敏的才华和研究成果给日本专家留下了深刻印象。日本代表团回国后发表文章称，没有海外留学经历、仅在北京大学学习过的于敏是中国“国产土专家一号”。

只是，从原子核理论研究转向氢弹预先研究，并非于敏兴趣所在。“父亲一生崇尚‘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他喜欢安安静静地搞基础理论研究，最喜欢从事的工作是大学刚毕业时的量子场论研究，后来根据国家需要改行做的原子核理论研究也还是基础理论研究。而氢弹研究是应用研究，接受这个邀请，就意味着又一次改行，要放弃在原子核理论上取得的一切成就，隐姓埋名地投身于核武器事业。”于辛说。但对于这个影响一生的抉择，于敏当即就答应了。“爱国主义压过兴趣。”于敏回忆说。

这份“爱国主义”信念从何而来？

1935年，中日签订《何梅协定》，河北省被日本控制，于敏的家乡河北省宁河县（今天津市宁河区）一带，由日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管辖。在天津读中学时，于敏正在马路上骑自行车，对面一辆日本兵开的吉普车突然飞快地直冲他开来，他及时躲避才幸免于难。“日本兵根本不把中国人当人看。还有一次，父亲的一个表叔莫名其妙地被日本宪兵抓走，不知道什么原因就被枪毙了。”于辛说。

新中国成立后，又多次受到美国的核讹诈。抗美援朝期间，杜鲁门威胁对中国使用核弹。1955年3月，艾森豪威尔宣称，如果远东发生战争，美国当然会使用某些小型战术核武器。1958年，美国向台湾海峡增兵，将能装上核战斗部的榴弹炮运抵金门。随后，美国多次举行针对我国的核战争演习。

“我们国家没有自己的核力量，就不能有真正的独立。面对这样庞大而严肃的题目，我不能有另一种选择。”“我过去学的东西都可以抛掉，一定全力以赴把氢弹搞出来。”于敏说。

从此，于敏的名字就在原子核理论界，乃至整个物理学界“蒸发”了。1962年，丹麦著名物理学家奥格·玻尔来华访问，于敏担任翻译，时常与玻尔探讨一些学术问题。玻尔发现他很有才华，便邀请他到丹麦工作。于敏曾渴望出国学习、工作。他说：“应该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回来再给国家做点事。”然而，由于工作重点已转向氢弹，于敏婉言谢绝了玻尔的邀请。

“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没有的。能把自己微薄的力量融进祖国的强盛之中，便足以自慰了。”于敏回忆道。

“百日会战”

一枚原子弹的威力很容易达到数万吨TNT（黄色炸药）当量，美国1945年在日本投下的两颗原子弹的当量为1万多吨。而氢弹的威力可以达到几百万吨。当然，氢弹的研制也比原子弹难得多。“起初我们国家研制氢弹，只知道一些一般概念，知道氢弹要用原子弹做‘扳机’，制造氢弹需要首先掌握原子弹技术，而对怎么达到那么高的压力、温度、密度等大量细节一概不知，也没有美、苏的任何相关信息。”曾参与氢弹研制的中国工程院院士杜祥琬告诉《环球人物》记者。

1961年1月，于敏出任原子能所轻核理论组副组长。他以功底扎实闻名。在北京大学理学院上学时，他选修了一门课——近世代数。一次考试，老师出的题特别难，数学系里成绩最好的学生也只考了60分，平均分只有20分，而非数学系的于敏却得了100分。北大的老师说，多年没见过这样的好学生了。在研究原子核理论时，有一次，一位法国专家到原子能所作报告，还没讲到实验结果，于敏就小声对旁边的同事说，结果是10的负4次方至10的负6次方数量级。法国专家最后给出的数据果然如于敏所估，同事觉得于敏实在是太神了。

在轻核理论组，“神”一样的于敏很快进入角色。4年之内，黄祖洽、于敏和同事们提交研究成果报告60余篇，对氢弹的许多现象和规律进行了细致的研究。1965年1月，于敏调入二机部第九研究院（今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理论部（今北京九所），任副主任。

二机部副部长刘西尧说：“做事要抓龙头，二机部是核事业的龙头，搞核武器九院是龙头，理论部又是九院的龙头，要研制氢弹，要在理论设计上首先突破才行。”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此后，理论部把大部分力量转到了氢弹原理的研究上。1965年1月23日，毛泽东在听取汇报时提出：“敌人有的，我们要有，敌人没有的，我们也要有。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周恩来立即要求有关部门作出全面规划。于敏就是在这个时候率队加入九院理论部的，与主任邓稼先和副主任周光召、黄祖洽、秦元勋、周毓麟、江泽培、何泽慧，共同被称为理论部“八大主任”。

杜祥琬于1965年3月到理论部报到，那年27岁，是理论部里的小字辈。他说：“当时，我们不分领导职务大小，一律以‘老’‘小’相称。邓稼先、周光召、于敏叫老邓、老周、老于，我是小杜。大家常常在一起开‘鸣放会’，不管老小，谁有想法，都可以到黑板上去画，去说。从不同的意见中发现每一点有价值的东西。”

理论部聚集了全国的顶尖高手，但天才并不等于天然成功。一条条途径、一个个方案被提出来，经过仔细讨论和计算分析，又一个个被否定了，“山穷水复疑无路”是于敏等人当时常有的感觉。于敏曾回忆说，自己并不是很聪明，但很勤奋。“（大学时）每年夏天我回不了家，因为没有路费，常常跑到景山顶上去，拿着课本，拿着习题，乘景山的凉风，勤奋得很。”为突破氢弹原理，于敏可谓废寝忘食。有一次，妻子孙玉芹让于敏去食堂买饭，他随手拿了一个破底的塑料袋。包子和米饭装进袋子里，没走几步就漏了出去，散落一地，惹得大家哄然大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