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松年的机要皮箱

棕色牛皮质地，长74厘米、宽49.6厘米、高24厘米，皮质老化，箱盖开裂、破损……记者眼前的这只古旧皮箱，看起来相当沧桑，但细看做工，仍透着规整与考究——箱底、箱盖各有四个包角，上面还残存着铆钉;提手基本完整，只有边角被扣环磨破，与手部接触的地方则被磨得发亮，可见皮箱主人生前使用得何其频繁。

95年前，这只皮箱里藏着机密文件，从湖北武汉被一路带到蒙古地区的归绥（今呼和浩特市）。短短几个月后，皮箱的主人便牺牲于张家口大境门。他就是中共五大代表、蒙古族共产党员——多松年。

蒙古族青年的觉醒

大境门，始建于明崇祯17年（1644年），与山海关、居庸关、嘉峪关并称为万里长城的“四大名关”。1697年，清军第三次北征噶尔丹，其主力部队就是从大境门誓师出发。平定噶尔丹后，张家口200多年无战事，历史上的兵家必争之地成为扼守京都的北大门、连接边塞与内地的交通要道，也见证了汉、蒙、回、藏等多民族的融合相处与商贸文化交流。

1927年，察哈尔特别区都统高维岳被当地的高山大川、长城雄关所震撼，在大境门上题刻了“大好河山”四字。正是在这一年，多松年作为热河、察哈尔、绥远3个特别地区共产党组织的唯一代表，赴武汉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武汉革命博物馆馆长曹波告诉《环球人物》记者，中共五大会址纪念馆是武汉革命博物馆下辖的一处革命旧址，“是风云1927年的重要见证”。

五大会址原为武昌高等师范附属小学，始建于1918年，内有7栋中西结合、砖木结构的建筑，包括马蹄形教学楼、小礼堂、教工宿舍等。1927年4月27日，中共五大在此召开。今天，这里已经成为纪念馆，多松年使用过的皮箱也成为馆中一件珍贵文物。

“这只皮箱，多松年1925年在苏联学习时用过。中共五大结束后，他用这只皮箱装着五大会议文件，回到其家乡归绥，传达五大会议精神。多松年牺牲后，他的家人一直珍藏着这件遗物，寄托了刻骨铭心的怀念。”武汉革命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对记者说。2007年，多松年之子、呼和浩特市原副市长赛希将这只箱子捐赠给中共五大会址纪念馆。此时距离烈士牺牲已经过去了整整80年。

多松年原名多寿，1905年出生在归绥城北郊（今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毫沁营乡）麻花板村一户贫苦的蒙古族农民家庭。他的父亲叫蒙克，生有二子一女，多松年是长子，蒙古族名字叫做乌力吉图。

由于家境贫寒，直到13岁时，多松年才在亲友的资助下进入归绥石王庙蒙文小学读书，后又转入土默特高等小学就读。在学校里，一位思想进步的汉语教师使多松年了解到中国当时的状况。心中萌发的爱国思想使他开始关心国家前途和人民命运。

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爆发，消息传到塞外古城归绥时，激起了各族各界人民，特别是学生们的强烈反响，多松年也坚定地投入了爱国运动之中。1923年秋天，他以优异成绩考上北京蒙藏学校，告别亲人，与乌兰夫、李裕智等一批蒙古族进步青年一起到北京求学。

这段时期，以李大钊为负责人的中共北方区执行委员会，对这批蒙古族青年非常重视，先后派邓中夏、黄日葵等中共骨干党员到蒙藏学校工作。在他们的启发和指导下，多松年学习了《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著作，阅读了《新青年》《向导》等革命刊物，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观察社会，逐步懂得了民族压迫的实质是阶级压迫，包括蒙古族在内的中国各族人民，只有团结斗争才能共求解放。

1924年初，多松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并担任蒙藏学校团支部负责人，不久转为中共党员，也是最早的蒙古族共产党员之一。

受命创办革命刊物

北洋政府对于中共在蒙藏学校的活动感到十分恐惧，一方面加强对学校的控制，另一方面取消了之前的官费待遇，以迫使家境贫寒的进步学生辍学，多松年也成了受迫害者之一。1924年春天，他不得不离校返回归绥，投考师范学校。同年8月，蒙藏学校恢复了官费待遇，多松年又重返北京复学。

1925年春天，中共北方区执行委员会交给多松年一项任务——创办一份刊物，向广大蒙古族群众宣传马列主义。多松年与乌兰夫、奎壁共同努力，很快便创办了《蒙古农民》。这是蒙古地区第一份，也是中国少数民族第一份传播马列主义的刊物。

在追忆父亲的文章中，赛希讲述了多松年为办好《蒙古农民》而付出的心血。1925年3月，多松年到蒙古族聚居的察哈尔、绥远农村进行社会调查。他每天跑几十里路，从农田到草原，从破旧农舍到四周透风的蒙古包，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在归绥农村，多松年了解到由于军阀收粮、征马、搜刮财富，蒙汉农民的日子一年不如一年，愤怒的风暴正在酝酿中。回到北京后，多松年负责写稿，乌兰夫负责约稿、编辑，奎璧负责排版、印刷，很快于1925年4月28日在蒙藏学校内出版了第一期《蒙古农民》。

创刊号上，刊名用蒙汉两种文字书写，第一篇文章便鲜明地提出：“蒙古农民的仇人是军阀、帝国主义、王公。”批判直奉战争的文章中，还生动地引用了在群众中流行的顺口溜：“张（作霖）才去，吴（吴佩孚）又来，街上死人无人埋！”

受条件所限，《蒙古农民》只出版了4期，但在热河、察哈尔、绥远等地反响强烈。为了培养蒙古族的新生力量，中共北方区执行委员会决定送多松年、乌兰夫等5人到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1926年秋天，多松年回国，担任察哈尔特别区工委书记。他深入农村、牧区、工厂、学校，到1927年6月共建立村民会82个、区农会4个、县农会1个。

但此时，由于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南方各省正在大规模逮捕、屠杀共产党人，北方奉系军阀张作霖也杀害了李大钊。就在这种危急的形势下，中共在武汉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英雄血溅大境门

“1927年4月27日，中共五大开幕，28日休会一天，29日至5月9日，出于安全和交通便利的考虑，会议转移至汉口黄陂会馆继续召开。”武汉革命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对记者说，“据过去党史正本记载，参加会议的代表有80多人，但在2007年筹建中共五大会址纪念馆的过程中，我们发现1927年5月4日苏联《真理报》有关于中共五大的报道，其中记载参加会议的有120多人。经考证，目前研究确定有97名代表参加大会，另有3名代表列席，代表全国57967名党员。”

中共五大在党的组织建设方面有突出贡献，在党的历史上创造了多项“第一”：第一次将“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原则正式写入党章;第一次决定筹办中共中央党校;第一次把党的组织系统划分为中央委员会、省委、市（县）委、区委四级，等等。

党史专家认为，中共五大对党的建设，特别是纪律建设的最大贡献，就是选举产生了中共历史上第一个中央纪律检查监督机构——中央监察委员会，即中纪委的前身。在中共五大选举产生的31名中央委员、14名候补中央委员和7名中央监察委员、3名候补监察委员中，先后有26人为革命牺牲。他们用生命诠释了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和对革命事业的忠诚。

根据目前所见的资料，多松年是中共五大代表中年龄最小、也是唯一的蒙古族共产党员。这次大会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主张的批评，使多松年加深了对党的路线的认识。此外，他在武汉期间还出席了国民党中央土地委员会召集的扩大会议。

5月中旬，多松年离开武汉，返回张家口。五大开会期间，他已经得知李大钊牺牲的噩耗，心情极其悲痛和沉重。途经北京时，多松年看到岗哨森严、暗探密布，奉系军阀仍在屠杀、迫害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满城血雨腥风，一片白色恐怖。此外，他还得知中共在张家口的地下组织也遭到了破坏，有些同志被捕入狱。

面对险恶形势，多松年没有畏惧，决定回张家口营救被捕同志。但6月底，张家口反动当局贴出布告，悬赏缉捕“大共产党多松年”。在同志们的劝说下，他不得不暂时回老家归绥隐蔽起来，心里却始终放不下革命工作——中共五大的会议精神还没落实，察哈尔地区党组织的新任务尚未布置，营救被捕同志的计划还没安排好……责任感和焦虑感笼罩在多松年的心头，最终促使他冒险回到了张家口。

由于敌人蓄谋已久，多松年一到张家口就被特务发现了。8月初，当他回到党的机关销毁文件时，尾随而来的特务、警察破门而入，将他逮捕。多松年从武汉带回的皮箱和五大会议文件，在他被捕前已经被妥善保管，没有落到敌人手中。

察哈尔都统高维岳是奉系军阀所委任的，因此奉命破坏中共在察哈尔的地下组织。他以交出中共地下党员名单为条件，向多松年许以高官厚禄，在遭到怒斥后，开始对多松年施加酷刑——皮鞭抽、棍棒打、铁条烙，但都未能使多松年吐露任何秘密。无计可施的反动军阀决定将他杀害。

1927年8月中旬的一天早晨，多松年被捆绑着，押到大境门城头上，插在他背后的牌子上写着“共产党多松年”，城门内外站满了武装军警和便衣特务。

被捕后十来天时间里，多松年已经被折磨得面目全非、无力讲话。残忍的奉系军阀为了震慑人民，灭绝人性地用5根1尺多长的大铁钉，将多松年活活钉死在大境门城墙上。

多松年早已视死如归，他用残存的力量看向前方，目光依然从容而坚定，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多松年牺牲时，只有22岁。

多松年（1905年—1927年）

出生于绥远省归绥（今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蒙古族，中共早期党员。曾任中共察哈尔特别区工委书记，中共五大代表。1927年在张家口被捕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