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岁沈燮元，古籍江海寄余生

7月初的南京，已是盛暑溽热。

早上7点多，98岁的沈燮元从家里出发上班——先乘18路公交车，再到新街口转3路。

他习惯早点出门，车好走，空位多。一路上，他会默默观察车上的乘客，那些坐着不停抖腿，连带着四周座位一起颤动的人，“人品不行”。

快点半小时，慢点不到一个钟头，他在目的地南京图书馆站下车。9点上班，年轻的同事们还没到，古籍部办公室的门锁着，他坐在图书馆阅览区的长椅上，随手翻着一本杂志。杂志是从同事那儿借来的，他说有好多新名词看不懂了。

对这个时代，他仍有强烈的好奇心。当年为了看综艺《非诚勿扰》，把电视从黑白换成彩色的。现在，他更关心国际风云，每天晚饭后锁定CCTV4，看看乌克兰局势，分析一番：“拜登是个妄想家。”“岸田文雄横插一脚，关他什么事？”

快9点了，他起身，走向办公室。看着走廊里那个微微驼背、缓缓前行的背影，打扫卫生的阿姨感叹：“这老头儿，有时来得比我都早。”

2022年初，B站纪录片《但是还有书籍2》的热播，让与古籍打了一辈子交道的沈燮元成为年轻人口中的“南图扫地僧”。这并没有改变他的生活，每周一至五，他依旧风雨无阻地上班，坐在靠窗的工位里，埋首满桌的书本资料，整理校订已经进行了几十年的清代藏书家黄丕烈的题跋。

作为一个已经退休的“上班族”，他也有想“躺平”的时候。“累了，休息好了再干。是个人嘛，哪有不出力气、不辛苦的？认定的路走下去，决不能半途而废。”

“买了一辈子的书，编了一辈子的目录，旁的不做，也没旁的时间。”沈燮元如此总结自己的一生。在他家中的墙上，挂着一幅两年前写的古人七言绝句：“西邻已富忧不足，东老虽贫乐有馀。白酒酿来缘好客，黄金散尽为收书。”

50年代，稿费500元

中国是一个有数千年文明史的古老大国，历代知识分子著述刻印，留下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江南一隅，自来是藏书重镇。清末四大藏书楼，除了位于山东聊城的杨氏海源阁孤悬北方，湖州的陆氏皕（音同必）宋楼、常熟的瞿氏铁琴铜剑楼、杭州的丁氏八千卷楼皆荟萃东南。

沈燮元生于无锡，在苏州长大，虽曾就读教会学校，接受洋派教育，但从小自学古文，四年级能写文言作文，引得老师惊诧。抗战胜利后，他考入苏州美专，画素描，也学中国画。因为眼镜近视，只上了一个学期，转考无锡国专。考试要求用文言文写一篇自传，“对于我小菜一碟”，发榜时，得了第二名。

无锡国专创办于1920年，钱锺书的父亲钱基博曾担任教务长。彼时，新文化运动已进行了20年，这所书院式的学校仍以研读古籍为主要课程，朱东润、冯振心、周贻白等名师云集。1947年，沈燮元转学到国专的上海分校，同行的老同学中，就有后来的红学专家冯其庸。

分校的讲席阵容依然强大。王蘧常开先秦诸子课，童书业讲秦汉史，王佩诤讲目录学，葛绥成教地理学，朱大可、顾佛影讲诗学，张世禄讲音韵学……只是读书环境堪忧，宿舍狭小，光线昏暗，住在下铺的人要低下头，才能坐到床上去，根本无法看书。

学校附近有一个合众图书馆，创办于1939年，由金融家叶景葵、出版家张元济发起成立，版本目录学家顾廷龙担任总干事（馆长）。彼时，抗战进入第三年，沿海各省相继沦陷，全国图书馆或已停顿分散，或在炮火中化为灰烬，私家藏书也零落流散;日美等国大力搜罗、乘势掠夺。危局之中，留守上海孤岛的“合众”同人，“搜孑遗于乱离，徵文献于来日”，为中国传统文化营造了一处栖身之所。

在教务长王蘧常的推荐下，沈燮元来到合众图书馆读书，在那里完成了《屠绅年谱》的初稿。屠绅在历史上不算名人，因为写了一部小说《蟫史》得到鲁迅的评价而为后人注目。沈燮元当时喜欢戏曲小说，看到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里说做年谱两种人最难，一种是功业大、事情多的，像乾隆时代的阿桂、清末的曾国藩;一种是资料少的。屠绅属于后者，材料很少，“我就偏偏要去试试”。

这篇稿子，先是发表在报纸的副刊上，1958年由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正式出版。58页的小书，3.3万字，定价2毛，稿费500元。“50年代拿500元不得了啊。我买了一块瑞士手表，又做了一件日本进口料子的大衣，还剩下一点零花钱。”

书抄完，上海解放了

1948年，时局已相当紧张，物价飞涨，人心惶惶。24岁的沈燮元从国专毕业。他成为合众图书馆的干事，专事编目，从此再没换过工作。

在当年灯红酒绿的上海滩，蒲石路（今长乐路、富民路转角）746号的合众图书馆从没有挂出自己的招牌。它的前门紧闭，后门却迎送着一批批大学者——顾颉刚、郑振铎、钱锺书、徐森玉……

钱锺书住在蒲石路的蒲园，离“合众”不远，常来看书。“那天顾老（顾廷龙）不在家，听见门铃响，我去开门，一看是钱先生。他头上戴一顶法兰西帽，穿一身中式丝绒棉袍，一双皮鞋，手里拿着一根stick（拐杖）。一听我的无锡口音，聊得很投机，说有空到他家玩，留了个地址给我。”

1949年春天，勉力支撑10年的合众图书馆，已奄奄一息。

沈燮元每天仍去图书馆上班，走在路上看不到一个人、一个兵，他也不害怕。国民党军队还在负隅顽抗，图书馆被占作据点，大门口堆了沙袋堡垒，图书馆的日常工作停顿。“顾老就让我抄清代吴大澂的《皇华纪程》，两万多字，用毛笔写的，抄了个把礼拜。书抄完，奇怪了，上海解放了。”

“合众”迎来了新生，4年后捐献给人民政府，改名上海市历史文献图书馆（1958年并入上海图书馆）。14年间，这个不起眼的小图书馆聚书30万册，其中不乏稀见的文献资料，如马列主义书籍和中国共产党早期文献。当年，顾廷龙将这些书刊藏在书架顶端与天花板接合之处，有些还特意伪造印章，钤盖面上以掩人耳目。

上海解放后，中断已久的交通恢复，沈燮元想回家看看。临行前，顾廷龙对他说，路上好走便回来。他没回去，而是将自己的后半生交给了另一座图书馆。

买书好比交女朋友

1955年10月，沈燮元来到南京图书馆，开始了与古籍打交道的日子。

一种古籍有哪些版本，哪个本子好，哪个本子劣，流传过程中存在哪些谬误，这就是版本目录学，一门记载图书版本特征、考辨版本源流的学问。在中国传统学术中，版本目录是治学的门径;在现代人眼中，却难免艰深枯涩。

“古书很深，里面有好多问题，要懂文字学，要懂音韵学，看印章要懂篆文，看毛笔字要懂书法。有时候看一篇序，一个草书不认识，横在那里，整片文章都读不通了。所以（研究）古籍做出成绩太难了，比较苦，弄个高级职称很不容易。”

在这个冷板凳上，沈燮元一坐就是60多年。常年在图书馆编目的实战经验让他练就了一副火眼金睛，通过观察行格、避讳、刻工、纸张、字体、印章，鉴别出古籍的版本及真伪。因为对古人的“户口身份”了如指掌，顾廷龙先生曾戏赠他一顶“派出所所长”的桂冠。

每年春天和秋天，沈燮元会到上海、杭州、苏州、扬州等地为馆里买古书。图书公司大开仓门，让他去书库挑。库房很大，书摞到了天花板。沈燮元近视又老花，看书时把眼镜放到书架上，走走看看，再回来，就找不到眼镜了。

南图的十大“镇馆之宝”中，两部是沈燮元买回的。一部是北宋金粟山藏《温室洗浴众僧经》，“铁琴铜剑楼的后人卖给我的，可能是家里急需钱，只要500块”。一部是辽代重熙四年（1035）泥金写本《大方广佛华严经》，他经朋友介绍，和卖家在上海的街头碰面。“那人拿来一个大卷子，掀开一点，看到‘重熙四年’和‘辽’字，叫他马上卷回去，问多少钱。他说500块，当时我带了1000多块现款，立马成交。我生怕他变卦，拿了就走。”他曾把买书比作交女朋友，“没有成功就不要乱讲，一乱讲就不成功啦”。

五六十年代，沈燮元花7块钱在书店给南图买来清代“扬州八怪”之一金冬心的《冬心先生集》雍正刻本;到了2020年，金冬心著作系列17种拍出了350万。他有时也和后辈说说笑话，感叹当年买的好东西都上交了公家。“就像股票公司的人不能炒股，我在图书馆不能买古书，买了就说不清了。”

“出差”了10年

因为“识货”，1978年沈燮元接到一个任务，参与《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编纂，并担任子部主编。

善本，指那些具有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艺术代表性又流传较少的珍贵古籍。周恩来总理在病危之际提出，要尽快把全国善本书总目录编出来，由此开启了中国近百年来最为浩大的一次古籍善本书目编纂工程。

在北京，编委会住在北京香厂路国务院招待所，当时物质仍然匮乏，一天只吃两顿饭，上午10点一顿，下午4点一顿，其余时间，都置身于全国各地大小图书馆、博物馆等781个单位、13万多张善本目录卡片的汪洋大海中。在没有电脑和互联网的时代，他们只能凭借自己的经验和学识，一一查核每张卡片的书名、卷数、作者、版本等各项著录是否正确。上海图书馆的沈津私下调侃：“我们这些人成天和卡片打交道，都成了片（骗）子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