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8岁开国少将走过“两次长征”

再过几天，就是涂通今108岁的生日了。人们纷纷以各种形式向这位老将军表示祝贺。

在90年漫长的革命生涯中，涂通今参加过长征，在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救死扶伤，新中国成立后被派往苏联深造，获医学副博士学位后回国开创神经外科学事业。他是长征走出的医学博士，也是开国将军。

因为肺炎，涂通今如今住在301医院。年事已高的他，很多事已记不清，作息也不再规律。但当儿子涂西华告诉他《环球人物》记者来访时，老人脸上的皱纹顿时舒展开了，眼神也变得明亮。

每年都要去天安门广场

涂通今有个习惯：每逢国庆，他都要让涂西华推着轮椅带他去天安门广场看看。今年，他因身体原因而无法再像以前那样前往，但依旧关注着广场上的国庆喜庆气氛。

天安门广场对涂通今有着特别的意义。那是毛主席宣布新中国成立的地方。而涂通今属于一个光荣的群体——开国将帅。

自1955年至1965年间，中华人民共和国先后授予或晋升10名元帅、10名大将、57名上将、177名中将和1360名少将。人们将这一群体统称为开国将帅。

开国将帅功勋卓著、群星闪耀。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参与创建和带领人民军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怕牺牲，勇往直前，推翻旧社会，建立新中国。他们走过风雨如晦的苦难岁月，穿过雄关漫道的革命烽烟，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立下了不朽功勋。

开国将帅群体中，元帅、大将、上将、中将均已辞世，健在的张力雄、涂通今、王扶之和文击4位老将军均为开国少将。其中，张力雄是1961年授衔的，其余3位是1964年授衔的。他们有的直接在战场上指挥作战，有的从事军队通信工作，有的是学有专长的战地医生。

“无论我们走得多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历史从来不会忘记那些为中华民族牺牲和奋斗过的人。我们更不能忘记，是谁为新中国的建立舍家纾难、无私奉献。

国庆前夕，我们走进涂老的家中，与他的家人交谈，希望从这位健在的将军博士身上，感受开国将帅的风采，触摸革命历史的脉搏。

长征路上的遗憾

涂老的家位于北京市丰台区一处幽静的小院。屋内家具、家电几乎全是40年前的旧样式。《环球人物》记者细细看着他参加长征时的影像资料、留学苏联攻读博士的笔记、与同行来往书信的信封，以及他作为我国神经外科事业开拓者的专业著述，一位将军博士的形象变得鲜明而立体起来。

“我父亲参加红军时18岁，在那个年代已经不算是红小鬼了，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涂西华告诉记者，“父亲一生最引以为傲的身份就是红军。”

涂通今生于福建长汀。他的祖父是教书先生，对长孙寄予厚望，取名“习史”，字“通今”，取自《三字经》“读史者，考实录。通古今，若亲目”。涂通今读了5年私塾、3年高小，因学校停办而中断学业。但他已养成读书的习惯。有一次，祖父让学生背《滕王阁序》，只有涂通今将全文背出。

1929年，红军攻入长汀。涂通今亲耳听到毛泽东在群众集会上慷慨陈词，号召老百姓“打土豪分田地”。涂西华说，父亲从小就背诵孙中山的“耕者有其田”，但具体怎么实现，父亲在听到“打土豪分田地”的那一刻有了感悟。

那一次的偶遇，在少年涂通今心中播下了革命种子。涂西华说：“在3年多的时间里，父亲对红军的纪律有细致入微的观察。”涂通今也多次向家人提起，当时家乡的各种武装很多，涂家在集市上卖豆腐干，人来人往，只有红军战士“没钱不买，有钱才买”，给现大洋，“对红军印象很好”。

1932年，涂通今报名参加红军。当时苏区正处于反“围剿”斗争中，伤亡多，急需医护人员。高小毕业的涂通今被分到医院学看护。入院第二天，院长出题考试：“为什么要学看护？”涂通今猛然想起医院门口张贴的对联，上联“为救护前方归来的英勇将士”，下联“为培养无产阶级的医学人才”，他把这两句话一字未改写了下来。发榜时，涂通今考了第一，不久便进了红军卫生学校。向往戎马生涯的涂通今，就此成为白衣战士。

1934年9月，涂通今作为兵站主治医生随红九军团开始长征。这一路，征途漫漫，险象环生。

血战湘江时，涂通今曾在炮火中把药箱顶在头上，蹚过齐胸的江水冲到对岸。二渡赤水时，他一脚踩空，幸好被松树挂住，死里逃生。他还曾因救护伤员而掉队，差点被国民党抓住。涂通今所在部队曾“三过雪山、草地”，三次翻越夹金山、党岭山。1936年7月，红二、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从甘孜出发，穿越草地，经40多天到达甘肃哈达铺。其间，他们途经的雪山终年积雪，经常刮七八级大风。草地海拔也在4000米以上，空气稀薄，多沼泽地，必须踩着草丛墩子走，一步都不能踏偏。

每到一地，涂通今和战友们先选择一块比较干燥的山坡，搭起帐篷，拾干牛粪作燃料，煮沸消毒器材，进行外科换药、看病发药，做好掉队人员及伤员的收容工作。“把其他人照顾好以后才睡觉，第二天又得先起床，把开水给战士们灌满。等其他人出发了，他们把借老乡的门板还回去，把临时厕所给埋上。”涂西华说，随军医生的工作繁杂，还要注意有无传染病，烧热水洗脚避免脚疱，寒雨天烧姜汤，等等。

“必须做好疾病预防，因为药品比食物更稀缺。”涂西华听父亲讲起，当时消毒灭菌和抗感染的药物极少，只能用盐来代替，但因为国民党的经济封锁，盐也一度是稀缺品，最后用的是硝盐。“农村的旱厕、土墙一受潮，墙根下有一层白白的墙皮，把墙皮刮下来，放到大锅里熬。长征突破封锁后，才买到盐。”

涂通今到底救了多少伤员已无法统计，但提起长征，他常常遗憾无法挽救更多战士的生命，“能找到一块门板搭一个手术台就很不错了，手术刀是普通剪刀代替的，没有绷带，就把被面撕成条，只能做一些诸如消毒、包扎、固定、止血、缝合、取子弹这样的处置和小手术，至于断肢和内脏手术，根本没法做。由于无法进行大手术和输血、输液，不少本可得救的同志失去了生命”。

1984年，涂通今向美国《纽约时报》前副总编哈里森·索尔兹伯里谈起过草地时救护伤员的情形，充满了遗憾：“空气稀薄使人变得虚弱。每个人跌进泥沼之中，就像在西安出土的泥人一样，医生用樟脑和嗅盐抢救昏迷的人，但有些人再也没有醒过来。”

第二次“长征”

1951年8月初，一个繁星满天的夏夜，当时担任华中医学院院长的涂通今突然接到上级电话，通知他去苏联留学，主攻神经外科，目的是为国内建立相关研究所作准备。种种难题摆在涂通今的面前：语言不通、适应新环境、掌握复杂的神经外科知识……这对于年近40岁的涂通今来说，与其说是机会，不如说是挑战。

神经外科是我国相对薄弱的军医学科。不少在战争中遭受颅脑损伤的战士原本能得到救治，但受限于救护条件不幸牺牲。一想到他们负伤呻吟的场景，涂通今就双眼湿润。他果断地踏上了留学之路——对经历过生死考验的老红军来说，怕什么困难？勇往直前就是了！

当时，一共有200名中国学生被派往苏联，其中医学方向的有30名。涂通今被分到当时世界顶级的神经外科研究机构——布尔登科神经外科研究所。1951年9月1日清晨，他去研究所报到。当众人得知他是位久经沙场的外科军医，还参加过长征时，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还有人高呼毛泽东的名字。这一幕深深刻在涂通今的脑海中，他至今向家人提起，仍无比自豪。

紧接着是紧张的留学生活。为了迅速掌握俄语以及神经外科的专科知识，他随身携带笔记本，每天最早一个到教室，最晚一个离开。涂西华向《环球人物》记者展示了父亲当年留学时的4本学习笔记。上面的图文密密麻麻，但条理清晰、字迹娟秀，花费的心血可想而知。

由于涂通今的外科手术基本功好，头皮缝合平整，很快就成为研究所所长叶果罗夫的第一助手。他在配合手术任务的同时，还利用与病人接触的机会，练习自己听、说、写的能力。为完成一份精准的病历，他常常反复修改、数易其稿。各种模拟手术，他也是一遍一遍地反复做。苦心人，天不负。就这样，在“明确目标、周密计划、确定重点、分段推进”的行动原则下，涂通今于第三学年上半学期就以全优的成绩通过了所有考试。

撰写毕业论文前，指导老师建议他做小脑脑电图探索方面的研究，这是一个尚未用于临床的探索性问题，更容易出成绩。涂通今却坚持研究能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诊断治疗领域，以方便回国开展工作。“祖国人民还在等着我，我绝不能辜负祖国的期望。”涂通今解释说。

最终，他选取“三叉神经节肿瘤的诊断和外科治疗”这一方向，该选题涉及很多复杂的手术方法，在临床应用上更普及，能帮他更迅速地成为救死扶伤的神经外科医师。1954年，涂通今的学术论文《三叉神经节及其后根肿瘤的诊断》在苏联权威杂志上发表。之后，他又在苏联《神经外科问题》杂志头条发表论文《三叉神经节的血液供应》，为此制作的血管分布标本也被永久陈列在布尔登科神经外科研究所的解剖研究室里。

1955年7月，涂通今的博士论文答辩在苏联医学科学院学位委员会上全票通过。答辩委员会的评价是：实用性强、观点明确、材料可靠、有理有据，是一篇高水平的论文。有学者评价：“这是一篇完美的论文，再多一个字都显得多余！”答辩当晚，布尔登科神经外科研究所集体送给涂通今一套《列宁选集》，以作永久留念。

涂通今收获的不仅是“博士”称号，还有与当地民众的友谊。他告诉儿子，留学期间，自己曾去莫斯科远郊一家疗养院游泳，正畅游时，突然被叫上岸。原来，疗养院的护士长从登记簿上得知他是医生，想请他为一位来疗养的大提琴演奏家治病。

涂通今一口答应。他见病人满面愁容，双手托下巴，却不能开口讲话，很快意识到她是下颌关节脱位。巧的是，涂通今在长征期间处理过这种病例，经验丰富。他将两手拇指伸入病人口中，其余四指在口外配合拇指掌握下颌水平位。“咔哒”一声，关节复位了。病人立刻就能正常说话了，高兴得紧紧拥抱涂通今。现场掌声、笑声响成一片。第二天，这位演奏家送给涂通今一枚精致的列宁像章，涂通今则回赠一幅毛主席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