漏船载酒“译”中国
作者： 陈娟
冬日午后，赵蘅抱着“松渊”在家中等待我们的到来。松渊是一只黑色的小狗，不怕生，一开门就“嗖”一下迎了出来。“它是舅舅离世那年来到我家的，整整13年了。”赵蘅对《环球人物》记者说。客厅不大，中央放置一张小木桌，桌上有花，周围堆满了书。入口处有只高高的书柜，第二格立着两本新书：一本是《我的舅舅杨宪益》，一本是《兄妹译诗》。“兄”是她的舅舅杨宪益，“妹”是她的母亲杨苡，两位都是著名翻译家。
我们拜访的次日——11月23日，正是杨宪益的忌日。
“我们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纪念。”赵蘅说。当年，舅舅的骨灰埋在小金丝胡同6号院两棵树下，其中一棵是香槐花树，花盛开时，紫红紫红的，一簇簇、一串串，垂挂于枝头。
小金丝胡同6号院，比邻前后海，过往银锭桥，是杨宪益最后的居所。2001年，妻子戴乃迭去世后第二年，女儿杨炽夫妇买下小院，杨宪益搬来这里同住，度过了晚年最后的时光。那段时光，赵蘅隔三差五就到小院看望舅舅，和舅舅聊天，有时她还为舅舅画像。回到家中，她像往常一样写日记，记录下点点滴滴。舅舅去世后，她回看日记，发现那些年真实的记录，几乎都与舅舅相关。
一摞摞日记本，都被赵蘅存放在一个橱柜里。2021年，她决定把1999年-2009年10年间的日记与画作整理出版，一年后，便有了这部书《我的舅舅杨宪益》。因为书的出版，这些日子赵蘅不断地回忆过往，追忆舅舅，“他是世上最和善、最平易近人的老人，在他面前，我可以非常放松。他也是那个时代的见证者，像一个毫不考虑个人安危的勇士”。
从来银汉隔双星
2000年后，杨宪益完全停止了自己的翻译工作，因为妻子戴乃迭于1999年11月去世了。对他来说，翻译就是二人的“珠联璧合”，少了任何一方，就不成其为翻译了。
戴乃迭是当年杨宪益在牛津大学读书时认识的英国姑娘。1940年，两人毕业后一起回到中国。3年后，杨宪益供职于国立翻译馆，走上翻译之路。此后的半个世纪里，杨宪益与戴乃迭联手，翻译了1000多万字的中国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著作。
在《我的舅舅杨宪益》里，赵蘅摘取过往日记，回忆了“舅母还在时”的零星片段。上世纪60年代初，赵蘅从南京到北京读美院附中，舅舅、舅母已在北京外文出版社工作。每逢周末，她都住在舅舅家，经常听到“哒哒哒”的打字机声响。打字的是戴乃迭——杨宪益一直不会双手打字，只能用右手食指“砰砰砰”地敲，不如妻子打得流畅。
他们的工作方式常常是这样的：杨宪益把中文原著译成英文初稿，然后由戴乃迭修改定稿。戴乃迭有时也亲自译些中国当代小说，然后交给杨宪益加工和校改，以便更符合中文的原意。更多的时候是，杨宪益拿着中文口述英文，戴乃迭打完后，再由二人一起润色、校对。
“舅舅说得非常快，有时只说一遍。”赵蘅说。在她的印象里，不管何时何地，杨戴二人都保持着一种优雅的礼仪习惯和生活品质。1979年，长子杨烨在伦敦去世，噩耗传来，两人不甚其哀，依然隐忍克制。“不久之后，舅母就恢复平静，照样到办公室翻译、打字。”
上世纪80年代，两人住在外文局的甘家口公寓。这时赵蘅已参加工作多年，仍时常登门探望，“他们常常是工作一天，傍晚开始对饮”。有时，屋子里聚满了人，都是好文好酒的朋友们。有一次，她去时正赶上聚会，有出版家范用、画家黄苗子夫妇等，一屋子人喝得正酣。舅舅讲起在日本学茶道的经历，说着说着竟跪在地毯上模仿起来，范用也顺势跪在对面，“他们都是真性情，我只会在一旁傻乐”。
以这种方式，杨宪益和戴乃迭将中国文学《楚辞》 《史记》《红楼梦》以及《鲁迅文集》等作品，搬上了西方读者的书架。后来有人说，他们“几乎翻译了整个中国”。
1988年，戴乃迭病重，两人的翻译工作停滞。此后10年，杨宪益一直守在她身边，细心照料。1995年，他们被单位安排住进了友谊宾馆颐园，赵蘅家就在马路对面，时常会过去陪舅舅坐一会儿。“他说他并不喜欢这里，没有他爱逛的地摊市场，朋友来看他也不方便。”赵蘅说。那段时间，她常看到他们居所外晾出一绳子舅母的睡衣裤，有时碰到舅舅亲自在叠晾干的衣物，虽然叠得不大像样。
1999年6月15日下午，赵蘅去看舅舅。“他刚喝过酒，脸红扑扑的，还是那双多年不变的旧皮鞋，坦然的样子。舅母不说话，但挺安详，还是很美。”当时的戴乃迭，已经不太认人，总是长时间将视线对着窗外，喃喃地说些不连贯的英语。5个多月后，戴乃迭病逝。
戴乃迭去世当天，赵蘅赶到颐园。她听到舅舅对外文局的人说：“乃迭不在了，我不能再住在宾馆里，这是她的待遇（当时的友谊宾馆住的都是外国专家）。后事从简，不要骨灰，不开会，这也是乃迭的意思。”不久，杨宪益便搬出颐园，独自住在外文局宿舍新区。因思念戴乃迭，他写下悼亡诗，挂在客厅里，朝夕相对：“早期比翼赴幽冥，不料中途失健翎。结发糟糠贫贱惯，陷身囹圄死生轻。青春作伴多成鬼，白首同归我负卿。天若有情天亦老，从来银汉隔双星。”
一年后，杨宪益来到小金丝胡同6号院，在此度过了余生。
真名士自风流
杨宪益的最后10年，是在病痛和平静中度过的。
“舅舅有明显的变化。上世纪80年代时，他有很多做事的劲头，家里每天高朋满座，谈笑风生，大有人生第二个春天来临的感觉；90年代，照顾、陪伴病中的舅母，谢绝出国和一切活动；再后来，变得很安静，话更少了。”赵蘅说。她印象最深的画面，是舅舅生前坐在沙发上侧脸看窗外，“要不就端坐在那儿，倾听别人说话。默默抽烟，独饮”。
赵蘅和舅舅“如父如女”。在她的印象里，舅舅总是关心着自己。1949年，很多人在选择去向，舅舅就表示：“小采（赵蘅小名）跟我。”1953年，赵蘅父母将被派到德国，不能带小孩，杨宪益又表示：“小采跟我。”60年代在北京读书期间，赵蘅更是常受舅舅关照。
“要有所作为。”这是舅舅对赵蘅的主要影响之一，“他的这种人生观就像一粒种子，种在了我心里。”赵蘅说。每次发表完文章，她都会拿给舅舅，向他汇报。“他总是鼓励我，关心我写作的进度，敦促我多写。在讨论我到底是该画画还是写作时，他说过写作吧，画画太麻烦。”
在小金丝胡同那段时间，赵蘅出版了两本书，均由杨宪益校对，“他一目十行，而且都是一次看完”。他为《拾回欧洲的画页》定夺英文标题，并仔细校对书中的英文；还给《下一班火车几点开？》提建议：最好每个章节前加上时代背景介绍，否则年代比较远，现在的年轻读者恐怕会看不懂。“我妈妈也不止一次说，其实舅舅是你的老师。”
2001年4月的一天，赵蘅接到姨妈杨敏如（杨宪益的大妹）电话，说杨宪益病了。她立马给医院打电话，请大夫出诊。赶到小金丝胡同时，老人正在输液，“病歪歪地被困在沙发上动弹不得，不断抬头看吊瓶，嘴里叨叨着‘怎么还不完’”。
赵蘅从小爱画画，有随身携带着素描本和笔的习惯，看到此情景，便为舅舅画了一张“舅舅病中仍有傲骨”的速写。“舅舅好画又难画，特点显著，脸偏长、白净，眼睛细长，骨骼难塑。脾气有些倔，他身体不好的时候，别人帮他点烟、喂饭，他都不让。”赵蘅回忆说。这张画画完后，杨宪益和赵蘅都觉得不错，从此她便经常为舅舅画像。
杨宪益患癌是在2002年的一次体检中发现的，他瞒着家人好久。亲友得知后都为之忧心，杨宪益却说：“这有什么，无所谓。”他还写了一首打油诗：药有三分毒，医无百次灵，癌妖何足畏，臣脑早如冰。之后该吃吃、该喝喝——他有一个习惯，每天下午四点，准时拿出一瓶二锅头，独自小酌，而且不用下酒菜，“民以食为天，我唯酒无量”。
有天中午，杨宪益吃了四五块酱鸭，得了胰腺炎，住了半个月的院。这次折腾后，他的身体每况愈下。赵蘅探望得更勤了，有时带着包子，有时带母亲从南京捎来的点心。
和舅舅坐在一起，大多时候就是聊天，或者听杨宪益和别人聊天。那些日子，小金丝胡同人来人往，画坛伉俪黄苗子、郁风夫妇，诗人邵燕祥，戏剧家黄宗江，出版家范用，收藏名家王世襄等都来过，一屋子人聚在一起，热热闹闹。“他们在一起什么都聊，聊时事、新闻，聊自己最新的创作，聊对文坛、艺坛的看法，毫无顾忌，敞开了聊。那一代人身上有很多共性，真实、讲究礼仪，把尊严看得很重，忧国忧民，常常妙语连珠。”赵蘅说。
杨宪益的卧室里，一直摆着郁风为戴乃迭晚年画的肖像，郁风在画上题字：“金头发变银白了，可金子的心是不会变的。”王世襄曾赠杨宪益：“从来圣贤皆寂寞，是真名士自风流。”杨宪益幽默地批注：“难比圣贤，冒充名士；不甘寂寞，自作风流。”一有人拜访，杨宪益就很热情，张罗安排饭局，要么叫菜到家中，要么出去下馆子，从不让他人付账。
聚会时，赵蘅总会被安排在舅舅身边，为他夹菜，照顾他起身。杨宪益安静地坐着，很少发言，“但能感觉到他与众不同。要么沉默无声，一开口就掷地有声，还很幽默”。因为郁风动过3次手术，杨宪益给她取绰号“郁三刀”；还有一次饭桌上，有人赞扬说“杨宪益是个纯粹的人”，他指指酒杯接话道：“我不是纯粹的人，我的酒倒是纯的。”
在赵蘅的印象中，舅舅待人的确纯粹、真诚，不管是同辈还是年轻人，亦不管是何种身份，“总是平等又和蔼”。每每有人去拜访，他都会送上自己的书，送完还让赵蘅去买，“对别人有用处，也不可惜”。关于生死，他看得很淡，一次饭后家人闲聊，提及身后事，杨苡说死后将大脑送医学院，供科研机构研究，看看脑子是怎么长的。杨宪益却说：“那干吗？我看丢马桶算了。”
“他的这种精神境界主要来自博览群书，早早确立了大志向。此外，他经历过动荡时代，受过太多磨难，造就了他的眼光、达观和抱负。也因此变得‘一切无所谓’。”赵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