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明大使的“三套武器”

作者: 杨学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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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月29日,刘晓明在驻英大使馆接受本刊视频专访。

“老兵可以退役,但精神永不谢幕。”1月25日,驻英大使刘晓明在英国《每日电讯报》发表任内最后一篇文章《难忘英伦十一载》,在文末借这句英国军歌名言挥别英伦三岛。这句话也是他对自己半生外交事业的总结明志。29日,刘大使接受《环球人物》记者视频专访。31日,他偕夫人归国,满怀深情发表致辞:“持节英伦11年,我成为中英关系史上任期最长的中国大使和中国历史上在一个国家任职时间最长的大使,深感荣幸和珍惜。”

47年外交生涯,刘晓明一路感受着世界外交舞台的风云变幻、刀光剑影、人情冷暖,而他的身后始终是一个不断崛起的中国。“在英国,我走遍各大电视台,在驻英外国使节中上镜率最高。为什么?因为中国越来越受重视,人家和中国外交官有得聊。”面对英国媒体充斥“傲慢与偏见”的问题,他从不回避,而是选择有理有据有节地正面应对。

我们的采访,没有英国媒体的火药味,但多了一份离别之际的感慨。即将与半个世纪的外交生涯告别,刘晓明沉浸在五味杂陈而又温暖绵长的回忆中……

从波特兰大街49 号到皇家造币厂

“我在英国干了两件大事。第一是见证并参与中英关系‘黄金时代’;第二是参与打造一个世纪工程,在英国皇家造币厂原址兴建中国驻英使馆新馆舍。”11年间,刘晓明参加的活动和主持的工作不计其数,但这两件大事,最让他骄傲。

在中国外交史上,英国扮演着复杂角色。1874年,英国探路队探查缅滇交通,英国驻华公使派翻译马嘉理南下迎接。1875年农历正月,探路队不事先通知地方官擅自闯入云南,打死当地群众,扬言进攻腾越城(今腾冲)。当地群众奋起反抗,打死马嘉理,将探路队赶回缅甸,史称“马嘉理案”。随后,英国逼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的《中英烟台条约》,其中包括清政府赔偿20万两白银;开放宜昌、芜湖、温州、北海为通商口岸;中国派特使前往英国,当面向女王道歉。

1876年,清政府派兵部侍郎郭嵩焘赴英道歉。“李鸿章觉得专门派人道歉很没面子,干脆让郭嵩焘常驻英国。”郭嵩焘因此成为中国首位驻外使节,清政府成立首个驻外机构,几年后迁入波特兰大街49号。“这是一段屈辱的外交史。我经常用它来教育年轻外交官,也以此提醒自己,中国140多年来走过一条怎样的路。”

斗转星移,百年沧桑。

中国驻英使馆所在地波特兰大街49号的工作人员已从十几个发展到上百个,馆舍早已不够用。“仅看这11年,中英两国人员往来就从100万增至200多万。”刘晓明说,随着国家的强大,打造海外民生工程的任务也越来越重,使馆每天的求助电话都会被打爆。

在国内的大力支持下,驻英使馆拿下了原英国皇家造币厂作为新馆舍建造地。2018年5月,刘晓明站在皇家造币厂前,主持中国驻英国大使馆新馆舍房产交割仪式。他意味深长地说:“皇家造币厂(Royal Mint Court),简称RMC,也可解读为‘中国的不朽之作’(Right Monument of China)。站在新馆舍前,我深深感到,这就是属于中国的时刻(Right Moment of China),是‘中国的不朽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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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英国皇家造币厂旧址的中国驻英使馆新馆舍。

“我是新中国第十一任驻英大使,前面有很多老一辈外交家,现在我的‘前任’又多了一个牛顿,因为他曾当过皇家造币厂厂长。”刘晓明笑着说。新馆舍背后,是中国人的尊严与荣耀。皇家造币厂本身就是历史古迹,周围还坐落着包括伦敦塔桥在内的诸多文化遗产。“欧洲第一个中国城在英国的利物浦,那时候的中国人,在外国人眼中都是跑出来逃难的。”新馆舍竣工后,不仅将成为中国新时代海外形象的象征,而且将成为伦敦的新地标,“能选择这样一个地址作为馆舍,只能说中国真是‘牛’!”

 踏着时代节点,登上外交舞台

从波特兰大街49号到皇家造币厂,中华民族从内忧外患走到扬眉吐气。刘晓明的外交生涯,参与并见证了中国外交从弱到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从无到有,日益走近世界外交舞台的中央。

1970年,刘晓明进入大连外国语学院英语系学习。那是一个世界外交舞台瞬息万变、风云际会的年代。1971年10月,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同年7月,基辛格秘密访华。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在上海发表《联合公报》,中美关系走向正常化。

刘晓明至今还记得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欢迎美国总统尼克松时的讲话。“那个讲话后来成为我们大学学习的教材,周总理的翻译是唐闻生女士,她清脆的声音、纯正的美式英语,给校园里的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后来,刘晓明见到了唐闻生,并交流那段经历。更让他没想到的是,他多年后担任外交部北美大洋洲司副司长,成了唐闻生的继任者。

1974年大学毕业后,刘晓明被分配到外交部。不久,他就到北京北郊的五·七干校劳动学习。所谓“北京北郊”,就在北京立水桥附近,现在已遍地高楼。那是一段让刘晓明终生难忘的时光。“毕业生社会经验不足,特别是没有农村插队经历。那段经历培养了我的意志,形成一种艰苦奋斗的作风,同时了解了国情,让我更加务实。”白天,刘晓明和同事们修猪圈、拉石灰。“记得拉石灰要开敞篷车,头戴风镜,干完活儿后,全身都是白灰。”结束一天的劳动后,还要学习,在边干边学的环境中,这一代外交人更加深刻理解了周总理对外交人员提出的“站稳立场,掌握政策,熟悉业务,严守纪律”十六字方针。

1975年,刘晓明远赴非洲赞比亚,出任大使馆职员。看到首都卢萨卡的街道,他的第一感受竟是繁华。“那条街道比北京长安街也不差,还有很多洲际饭店、酒店,路上跑的都是小轿车,而当时长安街还能看到走马车。”赞比亚在南部非洲并不算最富裕的国家,“记得路过肯尼亚,城市建设更是不得了”。在经济上并未觉得苦,但非洲传染病高发,他不幸染上肺结核。

1978年,刘晓明调任美洲大洋洲司科员,又幸运地赶上了中国外交的另一重大节点。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交,1月29日,邓小平对美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从那年起,刘晓明断断续续和英美国家打了34年交道。1982年,刘晓明到美国塔夫茨大学弗莱彻法律与外交学院学习。“我当时说来自中国,美国人的第一反应是‘Which China ?(哪个中国?)’。我说中国只有一个,但那时候他们脑子里想的还有中国台湾。一些歧视中国的媒体、政客也把中国称为‘RedChina’(红色中国)或者‘Communist China’(共产党中国),就是不叫你的国名。”这让刘晓明意识到,“人家是瞧不起我们的,甚至不知道我们是谁。”而随着国家发展和一代代外交人的持续努力,当刘晓明在1989年到1993年、1998年到2001年两次赴美常驻时,越来越多的美国人知道:中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外交生涯的三大转折点

《环球人物》记者请刘大使梳理亲历的外交生涯转折点,他提到了中国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谈判、美国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事件和习近平主席对英国的“超级国事访问”。

上世纪90年代,美国国内对中国以什么条件加入WTO是有争论的,而中国对加入WTO的利弊,也有认识过程。“由于中国不是WTO成员国,美国每年都要审议中国的最惠国待遇,把经济问题政治化。所以特朗普政府拿对华贸易说事是在走过去的老路,没什么新东西。后来我们加入WTO,美国和中国达成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使两国关系稳定下来,实现了互利双赢。”历史证明,加入WTO符合中美两国的整体和长远国家利益,而美国政客后来却发出一些杂音。刘晓明说:“美国应该回过头来看,无论是普通消费者,还是整体国家利益,美国都从中国加入WTO得到了很多好处,不存在谁给予谁的恩惠。”

1999年,美国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时任驻美大使李肇星和时任驻美公使刘晓明一同处理此事。最初,美国拒绝道歉,声称南斯拉夫处于战争状态,误炸很正常。经过一系列斡旋和努力,他陪同李肇星前往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克林顿在驻美使馆悼念簿上写下了哀悼遇难者的话。后来,经过多轮艰苦谈判,美国同意对中国进行赔偿。“这在美国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刘晓明骄傲地说。

2015年10月19日到23日,习近平主席对英国的国事访问,被称为“超级国事访问”。无论在刘晓明眼中,还是在英国友人眼中,这次访问都是他驻英生涯的高潮。中英两国确定建立面向21世纪全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同所有发达国家的关系中,这个定位在当时最高,中英关系的‘黄金时代’由此开启。”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两次宴请,查尔斯王储专门调整既定日程接待,约克公爵安德鲁王子六次陪同活动。“这体现出超级规格。时任英国首相卡梅伦还陪同习主席参观曼城足球俱乐部,除了这一次,我没有遇到过英国首相陪外国领导人到伦敦以外访问。”

“超级国事访问”开创许多先河。“习主席到英国议会发表演讲,这是中国领导人第一次在这个被称为‘议会之母’的殿堂发表演讲。英国政府几乎所有内阁大臣、反对党领袖和各大政党领袖悉数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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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5月26日,刘晓明大使向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递交国书。

“习主席在访问中指出,‘中国人民走的是历史选择的道路、要的是更加美好的生活、想的是和平与发展的世界’;‘中国将同各国一道,逢山开路、遇河架桥’;‘世界上的路,只有走的人多了,才会越来越宽广’。这些论述高屋建瓴、掷地有声,既蕴含着兼济天下、包容互鉴的东方智慧,也体现了大国领袖的远见卓识和责任担当。‘超级国事访问’彰显了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深远影响和世界意义。作为拥有全球影响的大国,要秉持长远和战略眼光,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求同存异,实现共同发展,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走出一条国与国交往的新路。这个理念越来越被英国朝野人士所理解和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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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0月22日,刘晓明大使(右四)陪同习近平主席会见英国友人。

“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这句名言出自英国前首相帕麦斯顿之口。“这也是英国的外交哲学”,刘晓明回忆着历史。1950年1月6日,英国成为最早承认新中国的西方大国。1954年日内瓦会议,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命令代表团拒绝和周恩来总理率领的中国代表团握手,而英国外相艾登此时就已经与周总理接触了,对此杜勒斯非常不满。就是在那次会议上,中英两国领导人确立了两国建立代办级外交关系,“所以英国是一个很务实的国家,看得比较远”。

过去4年中美关系跌宕起伏,对中英关系也有一定影响。“我常对英国人讲,中国是机遇,不是威胁。即便英美也存在分歧,中英发展关系不是因为分歧,而是因为共同利益。所以英国要有大格局,看清国家利益在什么地方。对中国品头论足、干涉中国内政,对你的国家发展有好处吗?这个要想透。”刘晓明说,英美之间有特殊关系,中英之间也有“黄金时代”,中国并不是要英国选边站队,而是希望英国奉行独立外交政策,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英国不是Great Britain(大不列颠)吗?但如果不奉行独立外交政策,就只能称Britain(不列颠),谈不上Great(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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