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江边上的“奇男子”
作者: 崔隽那个少年很不一样。
他瘦瘦高高的,头发有些蓬乱,走路很快,讲话语调却有些缓慢,带着明显的重音。他的眼睛很有神采,但肤色比其他同学黑,手掌也更粗糙。一身青大布的短褂和裤子,与那些穿学生装的、穿马褂系丝腰带的孩子相比,他不阔气也不时髦,但十分显眼。
这是17岁的毛泽东,第一次离开家乡韶山冲,自己挑着行李上新式学堂,刚走过50里路,来到湘乡县东山高等小学堂,目光如炬,开始打量外面的世界。
从此,一个湖南农家孩子开始了他的冒险和探索。在救亡图存的动荡年代,为了寻找人生之路和救国之道,他和他的朋友们共同创造了一段至今闪光的峥嵘岁月。
“父子战争”和有胆识的19世纪“90后”
13岁的毛泽东冲向门外的池塘,没有一点迟疑。他准备跳下去,以此威胁正在追打他的人。
追在后面的是父亲毛贻昌。当兵的经历造就他强悍的性格,对儿子总是严苛。“不过因为吃过没文化的亏,他也是一位支持孩子多读点书、多见世面的父亲,默许了毛泽东日后的很多选择。”湘潭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副主任陈龙对《环球人物》记者说。
毛家的“父子战争”常常爆发。最激烈的就是这一次。毛贻昌当着客人的面责备毛泽东懒惰不孝。毛泽东不服:“父慈子孝,只有父慈才能子孝。”后来在母亲的调解下,他离开池塘,只屈一膝磕头赔礼,但要求父亲不再打他。“内战”平息下来。

由此,他得出了一个直观的道理:如果温顺示弱,会遭受更多的打骂,只有坚决反抗,才能达成目标。
在17岁离家之前,韶山就是毛泽东的全世界。
毛家算是“富农”,一家七口,吃得节省,但总归衣食无缺。毛泽东从6岁开始干农活。7岁到13岁,他每天清早和晚上下田,白天在私塾读四书五经。
他是普通的农家少年石三伢子(毛泽东小名),但又有些特别——“性格倔强,从小就有斗争性和反叛精神。”中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王翔对《环球人物》记者说。
为了反抗常常责打学生的老师,毛泽东罢过课。他出逃了3天,本想去县城,结果发现自己一直在兜圈子,离家不过4公里。
父亲是他更主要的抗争对象。“他是一个很凶的监工……他的脾气很坏,时常责打我和我的弟弟们。他一个钱不给我们,给我们吃最粗粝的东西。”多年后,在延安的窑洞里,毛泽东向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回忆往事。他还做了个有趣的比喻:“我家有‘两个党’。一个是父亲,是‘执政党’。‘反对党’是我、我的母亲和弟弟所组成的,有时甚至雇工也在内。”
他的阅读世界属于那些英雄好汉——来自《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精忠岳传》《隋唐演义》等小说。在学校,老师不让读,他用课本挡住偷着读;在家里,父亲不让读,他就用布把窗户遮住,使外面看不见灯光。 有一次,毛泽东在田边读书读得出神,自家的牛进了别家的地,乱踩了一通,还惹出了乱子。
《水浒传》里聚集在梁山造反的人物,是毛泽东心目中的英雄。没多久,历史就从《水浒传》的书页中跳了出来,变成活生生的现实。1910年4月,长沙发生饥民暴动。清政府派兵镇压,将暴动者的头颅悬挂示众。毛泽东听说后为这些老百姓痛心。“这件事影响了我的一生。”多年后,他向斯诺回忆这件事时,眼睛湿润。斯诺评价他是个“感情深邃”的人。
“毛泽东成长的年代,刚好赶上甲午战败、八国联军侵华,帝国主义侵略不断加重。整个湖南,民族矛盾、阶级矛盾非常尖锐,官逼民反的事件经常发生。就像一个火药桶,随时可能引爆。”王翔说。
毛泽东拿到过一本关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威胁的小册子。开篇第一句话带给他冲击:“呜呼!中国其将亡矣!”他还读了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当时这本书已经出版了十几年,内容是讲社会改良。
不能守着老样子不变了。他想,他也应该去外面看看了。
到了湘乡东山,毛泽东因为外地人身份被人看不起,这让他“精神一度十分痛苦”。但他在这所学校里的收获不小。湖南是维新运动的重要基地,他由此接触了大量维新改良学说。读了《新民丛报》合订本,他尤其崇拜梁启超。梁启超号任公,毛泽东特意为自己起了笔名“子任”。
一年后,他开始渴望去更大的长沙看看。1911年春天,毛泽东挑着铺盖和书箱,坐轮船到了长沙。同学萧子暲回忆说,看着长沙纷纷攘攘的景象,毛泽东“激动得说不出话来”。随后,他顺利被湘乡驻省中学录取。
长沙与湘乡的社会氛围不同。辛亥革命的前夜,革命党人十分活跃。毛泽东第一次看到革命派的《民立报》,接触到了革命言论。
得知黄兴领导广州黄花岗起义后,他兴奋地在学校墙壁上贴了一篇文章,支持推翻清朝、建立民国,还列了一个名单:孙中山当大总统,康有为做内阁总理,梁启超做外交部长。这是18岁的毛泽东第一次公开发表政见,是一种相当单纯、朴素的政治想象。
在学校,他带头发起剪辫子的活动。他剪完后,原本约定一起剪的几位同学却反悔了。他行事中带着些不管不顾的少年意气,决定和朋友采取暗中袭击的方式,强行剪掉对方的辫子,“有十个人做了我们剪刀下的‘牺牲者’”。
武昌起义后,在革命激情的感染下,毛泽东报名参加了湖南新军,但只有半年。随着清王朝覆灭,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当上临时大总统,毛泽东觉得参军已无太大意义,他决定“回到我的书本子上去”。
他报考过警察学堂、肥皂制造学校、法政学堂、公立高级学校,花了不少报名费却通通不满意。最后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湖南省立第一中学,但也只读了半年。他选学校有一套自己的标准,认为省立一中“课程有限,校规也令人反感”,索性不念,自学。
从新安巷的湘乡会馆到定王台的湖南省图书馆,这个路线毛泽东走了半年。每天早上进馆,中午买两个米饼当做午饭,一直坐到闭馆,就像“牛进了菜园”。他兴趣最大、收获最多的是西方18、19世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近代科学的著作,特别是严复翻译的书,如亚当·斯密的《原富》、孟德斯鸠的《法意》、赫胥黎的《天演论》、斯宾塞的《群学肄言》等,他几乎都读过。他第一次看到了世界地图,才知道世界真大呀,中国只是其中一部分,湘潭县则根本找不到。


他每晚住在湘乡会馆,同住的都是退伍兵、学生和流民。他还遇到过一次士兵和学生的斗殴事件。当时他只能躲到厕所里去,直到斗殴结束以后才出来。
心气高,敢折腾,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但很清楚不要什么,不停尝试,总在进取,那时的“90后”青年毛泽东度过了这样的一年。可在家里看来,这真是无所事事的一年,气得不再给他寄钱。直到毛泽东决定报考湖南省第四师范,家里同意了他的选择,才再次寄来费用。
考试中,出于“对友谊的考虑”,仗义的毛泽东为两个朋友做了“枪替”(替别人考试)。他共写了三篇入学考试文章,相当于被录取了三次。1913年春,毛泽东入读第四师范。次年,第四师范合并到第一师范,毛泽东被编入第八班,开始了在一师的岁月。
第一师范的“人气王”
在毛泽东与第一师范纪念馆里,《环球人物》记者看到了那张毛泽东迄今为止最青春的照片——寸头,大眼,两颊鼓鼓的,带着些学生稚气。这是1914年21岁的毛泽东。而在1918年的毕业照里,站在后排的毛泽东已是一副稳重青年的模样,脸庞的棱角开始分明,眼神也变得坚毅了。
一师是毛泽东迅速成长的地方。在和斯诺的谈话里,毛泽东对这段经历做过评价:“我的政治思想在这个时期开始形成,我也是在这里获得社会行动的初步经验的。”
2021年的今天,走在一师迂回的长廊里,偶尔会有穿越的错觉。六角攒尖的屋顶下,穿着深蓝色校服的中学生跑来跑去。100多年前,这里肯定也是一派青春洋溢的景象,青年毛泽东的身影在其中穿梭来去。

然而,当时的毛泽东对这所学校还不是十分满意。“这所新学校有许多校规,而我赞成的极少。”他是典型的偏科生,反对把自然科学列为必修课,只想专修社会科学。尤其讨厌静物写生必修课,“极端无聊”。有一次,他画了一条直线,再加一个半圆,这就是李白的“半壁见海日”。在图画考试时,他干脆只画一个椭圆形,说这是蛋。
在一师,毛泽东常对人说:丈夫要为天下奇,即读奇书,交奇友,创奇事,做个奇男子。同学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叫“毛奇”。另一层含义是,毛奇是一个很有学问的德国将领。
毛泽东的确是个特立独行的青年。他总在学校井边洗冷水浴,常在山中对着树木大声讲话,对着狂风大声叫喊。他的书籍总是圈圈点点,有时批注里大大咧咧写着“荒谬”“不通”。他喜欢在深夜读书,有一次因为棉被离油灯太近,引起过一场小小的火灾。
他认为青年应该有强健体魄和坚定意志,因此格外注重体格锻炼。在狂风暴雨的晚上,毛泽东曾独自一人爬上岳麓山顶,只为体会《尚书》中所说“纳于大麓,烈风雷雨不迷”的情趣。他有许多常练的项目,如日光浴、风浴、雨浴、游泳、登山、体操、拳术等。“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他在日记里这样写。
毛泽东是芋园的常客,那里是一师的教师宿舍。他常去找徐特立、黎锦熙、方维夏等老师解惑。而众多老师里,对毛泽东影响最大的是教伦理学的杨昌济。杨昌济是长沙板仓人,比毛泽东年长22岁。他深受宋代儒学影响,又在英国、德国、瑞士修学游历多年,对康德、格林等人的思想有所研究。
毛泽东很喜欢杨昌济的课,有时会放弃假期回乡的机会,到板仓杨宅请教。杨昌济向毛泽东介绍了“船山学社”和《新青年》。王船山是一位17世纪主张济世救民的爱国者和哲学家,而《新青年》则是一把插入旧世界的尖刀。
在毛泽东的课桌之外,这个时期的中国,处境愈发糟糕。内有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军阀混战不休,外有日本强迫中国签订“二十一条”,列强虎视眈眈。辛亥革命的熊熊烈火已经冷却,西方舶来的共和制被政客们玩成了烂尾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