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立之年找到“密钥”

“前几年，有一家纪念馆里摆放着一件塑像作品，想还原中共一大开会时的情景，其中毛泽东站着发言，很显眼，而其他人坐着聆听。我看到后认为有些不妥，毛泽东当时并不突出，我把这个意见告诉了纪念馆。”原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石仲泉告诉《环球人物》记者。如今，这家纪念馆里摆放的塑像，已变成与会者都坐着讨论问题。

100年前的毛泽东到底是什么样子？或许因为时间太久、历史过于起伏壮阔，今人对于毛泽东难以看得通透。100年前的当事人又是怎样看待他的呢？一位早期共产党员对参加中共一大的毛泽东的印象是：“他穿着一双破的布鞋子，一件粗布大褂。在上海滩上，这样的人很难见到的。”另一位与会者则回忆：“同志们经过窗前向他打交道的时候，他都不曾看到，有些同志不能体谅，反而说他是个‘书呆子’‘神经质’。”

有学者称：“毛泽东是二十世纪中国革命最伟大的创业者。”然而在开启百年基业之初，他只是会场上的一个年轻人，并非主角。后来，历史为什么选择了他？

参加一大，只有一次发言

自1917年4月《新青年》刊发毛泽东的《体育之研究》后，陈独秀就对毛泽东高看一眼。大约在1920年11月，毛泽东接受陈独秀的委托，创建了长沙共产主义小组，该小组也成为中国共产党的8个发起组之一。毛泽东和何叔衡、彭璜等6人在建党文件上签了名。

1921年的春节，毛泽东是在韶山老家过的。当时，父母已去世，毛泽东和弟妹们围着火塘守岁。毛泽民说，家里起了一次火，修屋用了不少钱，又遭败兵勒索和坏人抢劫，家事一年不如一年。毛泽东说，国乱民不安生，要舍家为国，走出去干点事。家里的房子可以给人家住，田地可以给人家种。我们欠人家的钱一次还清，人家欠我们的就算了。过完春节，毛泽民随毛泽东离开韶山到了长沙，在湖南一师附小做校务。从此，毛泽东断了后顾之忧，举家投身革命事业。

1921年6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尼克尔斯基到达上海，建议及时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宣告中国共产党成立。陈独秀与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代理书记李达，随即广发英雄帖，邀请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派两名代表到上海与会。毛泽东在接信后于6月29日与“何胡子”何叔衡一道在长沙小西门码头，趁着暮色，登上开往上海的小火轮。

新民学会会员谢觉哉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午后六时，叔衡往上海，偕行者润之，赴全国〇〇〇〇〇之召。”谢觉哉后来解释道，“〇〇〇〇〇”意为共产主义者，当时他知道这是件大事，怕泄露，只能以圈代意。

途中，毛泽东偶遇昔日好友萧子升，然而两人却争吵了一路——一年前，留法的新民学会会员十余人开了5天会，决定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方针，但在改造方法上出现分歧，蔡和森主张仿效俄国，实行激烈的革命;萧子升则主张温和的革命，实行改良主义。会议决定将两种意见告诉毛泽东。萧子升回了一趟国，带回留法会员的意见。长沙的新民学会会员18人对此再次开会讨论。毛泽东等大部分人同意蔡和森的主张。此次上海之行，毛、萧二人在途中继续争辩，谁也没说服对方，“挥斥方遒”的“同学少年”最终分道扬镳，萧子升后来去了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任职。

1921年7月上旬，毛泽东、何叔衡抵达上海外滩码头。李达的妻子王会悟负责迎接各路代表。头一个到的，是从北京坐火车来的张国焘，“因须参加大会的筹备工作”，他在6月下旬就到了。最晚一个到的是陈公博，带着新婚妻子7月14日启程，从广州到香港乘坐邮轮，7月21日才到上海。他也是来度蜜月的。

1921年7月23日，中共一大在上海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召开，后转移至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船上。除担任记录员外，毛泽东只作过一次发言，介绍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的情况。他更像是来学习的。上海的李汉俊、李达，北京的刘仁静等精通外文，饱读马克思著作，常常引经据典。毛泽东则很注意思考和消化同志们的意见，常在住的屋子里“走走想想，搔首寻思”，以至听不见别人跟他打招呼。不过，对于大会交给他的记录工作，他一点不马虎。旅日代表周佛海也是记录员，却“在开会期间不忘谈恋爱，甚至还带来了桃色纠纷”，记录工作主要由毛泽东承担。

这就是28岁的毛泽东。年少读书时，他在多所学校名列前茅，却主动退学。那是在选择与思考。选定了终身事业后，他仍在观察和思索，要寻找信仰之路上正确的方向。

领导十次罢工，仅一次失败

“马克思主义认为，工人阶级是最具革命性的阶级。中共一大确立的党成立后的中心任务，就是要组织工会，领导工人运动。还专门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领导工人运动。毛泽东也把主要精力投入到这上面来。”原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一编研部副主任张素华告诉《环球人物》记者。

1921年冬，江西萍乡的安源路矿工人写信给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请求派人到安源帮助指导工作。书记部派毛泽东前往。

安源煤矿和湖南株洲到萍乡的株萍铁路，合称安源路矿，共有1.7万工人。安源煤矿是汉冶萍公司一部，该公司是张之洞等所办知名钢铁企业，把湖北大冶的铁，用萍乡安源煤矿的煤，运到汉阳去炼。因曾向德国和日本借款，公司实权落在帝国主义者手里。矿工每天工作十四五个小时，矿井内常发生坍塌、起火等事故。死人是常事，死一个人只给16元钱的安葬费。

公开对工人宣传革命思想当然是行不通的，地方及路矿当局不允许。毛泽东想了一个办法——办工人夜校。当时晏阳初、陶行知等领导的平民教育运动很流行，对底层人民教授一些基本的文化知识。湖南省长赵恒惕也希望借此装饰门面。毛泽东便利用平民教育运动进行活动。就这样，1922年1月，安源第一所工人夜校正式开办，课程有算术和国文。毛泽东给工人上课时，在黑板上写上一个“工”字，然后解释道，上边的一条横线是“天”，下边一条是“地”，工人阶级顶天立地，整个世界都是工人的。

1922年9月14日，安源路矿工人举行大罢工。经过5天的斗争，工人俱乐部“未伤一人，未败一事，而得到安全胜利”。从1922年下半年到1923年初，毛泽东先后领导发动了安源路矿等一系列的大罢工，十次中仅一次失败，“大引起社会之注目”。

在毛泽东领导湖南工人运动期间，中共二大于1922年7月召开，毛泽东没有参加。“1923年6月，在中共三大上，陈独秀总结二大以来的工作，批评了上海、北京、湖北等地的工作，工人运动搞得不是很理想，而表扬湖南同志搞得比较好。最初与毛泽东交往，陈独秀更多看到的是毛泽东的理论水平。这一次，他看到了毛泽东的工作能力。所以在三大期间，毛泽东当选为5位中央局委员之一。这是毛泽东第一次进入幼年的党的领导核心。”张素华说。

毛泽东的工作地点从长沙清水塘搬到了上海。这一年刚好是他的而立之年。

被孙中山点名举荐

“1923年‘二七大罢工’被直系军阀吴佩孚镇压，酿成‘二七惨案’。湖南方面虽然没有发生惨案，没有遭到镇压，搞得还比较好，但毛泽东感到全国工人运动已经走向低潮，工作思路需要适当转变。”张素华说：“中共三大主要讨论了国共合作问题。毛泽东也支持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两党共同反抗狼狈为奸的军阀与帝国主义势力。那时国民党的组织很松散，没什么地方组织。毛泽东在1923年的9月还专门回了一趟湖南，帮助国民党发展地方党组织。”

1924年1月，毛泽东到广州参加了国民党一大。在讨论党章时，有人提案，不能党中有党，要求写上国民党员不能加入其他政党的条文。李大钊率先驳斥，国民党左派廖仲恺等人起而支持。这时，39号座位上的毛泽东在大会气氛有利于国共合作的情况下乘机发言：“主席！主席！39号发言，本席主张停止讨论，即付表决。”于是提案未通过。

毛泽东的表现引起了孙中山等人的注意和赏识。1月30日，选举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委员时，孙中山亲自拟了一个候选人名单，交付大会表决，其中就有毛泽东。他被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

大会结束后，毛泽东被派往上海参加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工作，任执行部组织部秘书兼代秘书处文书科主任。上海执行部是国民党在广东根据地以外最重要的机构，统辖长三角一带的工作。

作为上海执行部组织部秘书，毛泽东负责对国民党党员进行了重新登记，老党员也都要经过填表和审查后才能成为改组后的国民党党员。有的老党员哪受得了这番操作，说“毛头小伙子不配问我们的履历”。年轻气盛的毛泽东不吃这一套。他和其他共产党员开展针锋相对的斗争，明确宣布：凡不登记者就除名，这是纪律，没有纪律无法革命。那些老党员只好就范。

叶楚伧是执行部3个常委之一，想方设法排挤共产党员，特别是毛泽东。由于受到排挤、打击，甚至武力威胁，许多共产党员离职，上海执行部的工作陷入停顿。毛泽东等14人致信孙中山，说明上海执行部的瘫痪情况，但也无济于事。1924年底，毛泽东请假回湖南老家养病。叶楚伧特地摆宴庆祝把毛泽东挤走。

铩羽归乡，发现农民的力量

“按说中共四大马上就要在上海召开了，具体时间是1925年1月，毛泽东作为中共中央核心领导成员应该开完会再走，可是他没有。应该说在国民党内这将近一年的工作当中，毛泽东思考了很多问题，感到国民党也靠不住。对于中国革命事业接下来应该怎么发展，他需要再认识。这次回湖南老家，名义上是养病，可他一会儿也没闲着。”张素华说。

1925年春节期间，毛泽东再次回到韶山，广泛接触群众，与大家拉家常、打骨牌、玩麻将。他利用办工人夜校的经验开办了农民夜校，教大家识字、学珠算。在讲“手”“脚”二字时，他说：人人都有手和脚，农民的手脚一年到头不停劳动，可是吃不饱、穿不暖;地主有手不劳动，可是吃鱼和肉，穿绫和绸，有脚不走路，出门还要坐轿子，这原因在哪里？合不合理？

1925年6月，毛泽东发展了韶山第一批中共党员，成立韶山支部。新党员很快发挥了作用。7月，韶山大旱，粮食奇缺，成胥生等地主却囤积居奇，高抬谷价，还把谷物运到湘潭等地牟取暴利。毛泽东让党员毛福轩等率领数百名农民带着锄头、萝筐等，阻止谷米起运。成胥生被迫开仓平粜，将谷物以平价卖给农民。

毛泽东后来回忆，“以前我没有充分认识到农民中间的阶级斗争的程度”，这次回韶山后，才体会到“湖南农民变得非常富有战斗性”。“1925年是毛泽东履历中一个关键的时间转折点。”张素华说：“但是，由于搞平粜运动，地方当局对毛泽东非常不满，认为农民闹事都是他鼓捣起来的。时任湖南省长赵恒惕下令逮捕他，他提前得到消息逃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