止庵,写“当代伍子胥”的故事
作者: 许晓迪止庵从里屋抱出3本有关心肌梗塞的书。
写《受命》时,他花了好大工夫研究这个病。小说男主角叫陆冰锋,是个口腔科大夫。当年,他的父亲被老战友揭发而打成“右派”,又因档案丢失成为“黑人”,绝望中服毒自尽,死在地下室,枕头被咬破,满脸都是荞麦皮。多年后,冰锋从母亲口中得知真相,一番打听寻觅,他在医院的病床上,第一次见到了自己的仇人——现已身居高位的祝国英部长。
止庵在内、外、妇、儿、五官科都实习过,把祝部长可以得的病想了一通,选中了心肌梗塞。“1987年,国外开始报道心脏搭桥手术;1989年,中国有医院开始做了,这以后,心肌梗塞就不算事儿了。”
故事发生于1984—1986年。祝部长得了心肌梗塞,治疗只能靠输液。“第一次被抢救过来,什么时候二次心梗?死亡的倒计时从这里开始了。”在止庵看来,这是冰锋复仇的动力。他不能重蹈2000多年前伍子胥的覆辙——父兄被楚平王冤杀的伍子胥,杀一个王,立一个王,兴一个国,灭一个国,复仇到一半,楚平王死了,一切都失去了意义。
很早之前,止庵就对伍子胥的故事感兴趣。1988年,他开始在日记里编这个“当代伍子胥”的小说,写了一年半后去了外企,工作繁忙,就此放下,一直到2016年重新翻出,已然过了四分之一个世纪。
小说开篇写冰锋的一天,大半时间在牙钻声此起彼伏的合奏中度过。这也曾是止庵的一天。他每天坐107路穿过整个北京城。车上很挤,售票员从前门下车到后门收费,经常就挤不上车了。
如今,一切时过境迁。假如当年写的话,“张三坐车上李四家去了”,他会这么一笔带过,如今不免多添些笔墨。添加的每一点枝叶,都需要一处一处地复核历史和记忆。止庵从里屋搬来一摞北京各城区的地方志,又拿出一沓旧报纸的打印件。
“你不觉得这是件很有意思的事儿吗?”
从回力鞋到马丁靴
写《受命》,止庵花了3年时间做笔记。在首都图书馆,他翻遍了1984—1986年的《北京日报》《北京晚报》《精品购物指南》,用手机拍下感兴趣的新闻,回家后打印出来。蝴蝶牌缝纫机、东芝牌电冰箱、王府井碧春茶庄卖的茶叶、每天晚上连播两集的电视剧《四世同堂》……密集的生活细节,被他见缝插针地填进小说里。女主角叶生,第一次和冰锋去天津玩,小说写她“穿着乳白色的大翻领长款风衣,腰带在前面打了个休闲结”,止庵指着报纸上“今春流行的风雨衣款式”下的一排女郎,“就是照这个写的,当时好像还没有风衣的叫法。”
冰锋和叶生都是文艺青年,《受命》用大篇幅写了他们的文化生活:参加诗歌小组,看先锋话剧,逛书店,参观现代绘画展,去小西天电影资料馆看意大利电影回顾展,寻觅北京城里各处有意思的地方……止庵列了一个时间表,时间、地点、内容,核实得严丝合缝。他本想安排男女主人公去游乐园玩一趟,一查,龙潭湖的北京游乐园1987年开业,而故事1986年就结束了,也就没法安排他们坐摩天轮了。
为了一个地方,止庵常常大费周章。现在网上还挂着他的求助帖:1984—1986年北京新街口丁字路口西北角把角的,是副食品商店还是菜市场?他甚至连某年某日几点落日都查了,“如果一个人出门,天没黑你写黑了,怎么办?”他想在每一个句子里,埋伏下一个时代。1984年,叶生脚上是一双回力白色高帮帆布球鞋 ;1985年,则是一双“Dr Martens”(马丁靴),八孔1460经典款。

把一个虚构的故事搁在一个真实的背景里,且极尽铺陈这种真实,是张爱玲的拿手好戏。“她写《小团圆》,九莉从香港回来,船上有众星捧月的梅兰芳。但他俩没任何关系,梅兰芳不在这个故事里起任何作用。”止庵说,他从书架里取出一本《张爱玲短篇小说集》,绿色封面上有一棵树的剪影和一轮亮黄色的月亮。小说里冰锋借给叶生看的就是这一本。止庵说,书里那篇《茉莉香片》的结尾,就隐喻着那个复仇之夜,到底发生了什么。
冰锋再次重蹈了伍子胥的覆辙。当他带着格斗刀,将偷配的钥匙捅进祝部长门上的把手时,祝部长已先一步死于心肌梗塞。而叶生——祝部长的女儿——也早已洞悉一切。30多年后,冰锋在德国做着口腔科大夫,离了几次婚,身上一股戾气 ;叶生在美国,成了比较文学的著名学者,从不招男博士,也不用男助手,电梯里只要有一个男人就不进去。小说里的其他人都成了新时代的成功人士——从普通工人变为世界500强公司CEO,从先锋诗人变为领事夫人,只有他们,成了这个世界的边缘人、畸零人,被甩下时代的车轮。
“上世纪80年代是一个新旧参半的时代,漫长的传统还在延续,新的东西已经萌芽。”止庵说,他关注的是这种嬗变、过渡与交错。
高墙下的阴影
生于1959年的止庵,是两个时代的见证者。父亲沙鸥是他的文学启蒙者。这位以“八行诗”见长的诗人,“文革”时赋闲在家,常为儿子代笔写作文。院里有一棵槐树,家门口搭了棚子,种着扁豆丝瓜。沙鸥常在这里,教孩子们写文章。
家中藏书,除了马恩列斯毛,几乎全被抄走,仅留一套《鲁迅全集》、一套《瞿秋白文集》以及两个版本的《十万个为什么》。邻居家有《水浒传》,止庵一借再借,前后读了二十几遍。他记得父亲曾借来《醒世恒言》,一家人轮流看,轮到大哥已是半夜。怕影响家人休息,大哥就坐在院子里,借着月光读了一夜。
中学时,止庵每天下学都走近三站地,去东城区阅览室看书,回家很晚,在路上买一小包炸素丸子,放在衣袋里边走边吃。那时,他差不多读完了此前一二十年出版的所有中国和苏联小说。
1977年,高考恢复了。沙鸥给儿子写信:“文科是没有用的,不能当职业,只能当爱好。”止庵听了父亲的话,报了理科。全校只有两人考入大学,他是其中之一,被北京医学院口腔系录取。那一年,他18岁,同班同学中,年纪最大的30岁。
1978年5月1日,外国文学名著解禁,新华书店开着卡车到各高校卖书。止庵挑了五六种,包括《安娜·卡列尼娜》《鲁滨逊漂流记》《契诃夫小说选》等,买书生涯从此开始。后来每逢星期日早上,他便去王府井书店,等着9点开门,随人群蜂拥而入。他曾去二七剧场参加过一个诗歌朗诵会,其中就有当时正当红的女演员林芳兵,骑着自行车来,和大家一起讨论,再骑车回去,和普通人一样。

医科学生一学期的教材,摞起来有《辞海》那么厚,要整章整章地背下来。下课回到宿舍,止庵就躺在床上摸自己的206块骨头,一度学到看人都恍惚看成骷髅。第一次进解剖室,福尔马林泡着一截一截的尸体,刺鼻的气味熏得他睁不开眼。后来习惯了器官在眼前传来传去,可以边看尸体边啃馒头。
课业繁重,止庵就在回家往返的公交车上看书。赶上车里拥挤,只能举着书本,贴在车顶看。两年时间,看了几十部,包括4本《约翰·克利斯朵夫》。
看得多了,审美与思想也悄然改变。高中时,止庵是个“雨果迷”,直至读到福楼拜和卡夫卡,决定与“浪漫主义”分道扬镳。1984年,他在《收获》杂志上读到《倾城之恋》,由此进入张爱玲的世界。1986年,他在书店买下《知堂书话》,由此知道散文还有周作人这一路写法。那一年冬天,他把自己关在家里,花4个月读完了《庄子》,记了5万字笔记,人生哲学由此基本定形。
人生的角色却始终浮动。从口腔科医生到报社记者,如今镀上“黄金时代”滤镜的80年代,于他而言是切身可感的日常生活,自己买菜做饭,家里多来一位客人,就再没余钱招待,一边享受着文化的浪漫,一边感受着物质的匮乏。就像《受命》里的人们,一边手拿米票、面票买粮食,一边排队抢购冰箱,心里盘算着南下深圳闯世界。

只有冰锋,身边人都在往前走,他却选择与这个时代“失之交臂”,回溯过去的历史,纠缠于父辈的悲剧。父亲的老同事劝慰他:“时间对所有人都一视同仁,他们的功绩,荣耀,地位,甚至他们的名字,将来也会被忘记。”但冰锋执意复仇:“这件事对历史微不足道,但作为历史的一部分却自有意义。如果所有人都不记得,那历史就不复存在。”
冰锋父亲的遭遇,来自止庵父母3位友人的亲身经历。他无意重写一个“伤痕文学”式的故事。“过去是一个巨大的存在,像一堵高墙。很多人写过这堵墙,说起来大同小异。相对那堵墙,我更想写它投下的阴影。冰锋背负着投影,不断试图有所作为,但最终无所作为。”止庵说,“我们这一代也在阴影下,但对今天的读者来说,基本共鸣还存在吗?就像刻舟求剑,船是那条船,水不是那水了。”
一个来自宋襄公时代的旧人
豆瓣上很多人说不喜欢冰锋,也就不奇怪了。
“我觉得他也不会被现在的人喜欢。”止庵说,“他被动、犹豫、拖延,最后什么事都没做成。”在他看来,冰锋的被动和不成事,在于他给自己设置了许多底线:“第一,要堂堂正正,不能因此变成一个小人和坏人;第二,要光明正大,向仇人要个历史的真相。为了最快捷地达成人生目的,牺牲个把人无所谓,现在成了天经地义的逻辑。但冰锋要的是一个干干净净、不受指责、不沾污点的复仇,他的底线一直在纠缠他、妨碍他、破坏他。”
“冰锋是一个旧人,这种人一直可以追溯到宋襄公。”泓水之战,楚军渡水而来。有人出主意,不妨趁机进攻。宋襄公却说,我们是仁义之师,怎么能趁人之危?等到楚兵上岸、布好阵,一冲而上,大败宋军。宋襄公被射伤了大腿,第二年就死了。“后世笑话他迂腐,但对他来说,道义比胜利更重要。”
“冰锋的失败就像宋襄公的失败,这是一个漫长的传统。之后的故事里,光荣只属于成功者。”《受命》结束于1986年。一年后,止庵感到世界变了。过去,大家的生活混在一起,每天坦然地去挤公共汽车;突然,北京多了许多高级宾馆和高级饭店,一种人开始过上另一种生活。就像《受命》里芸芸说的:“这社会好像开始分层了。”
止庵觉得工作已干不下去,越来越穷,曾想过出国,闷头学了一年英语。1989年春天,某外企有个空缺的位置。他去应试,西服领带都不曾置备,穿件毛衣去的。第二天电话来,说已通过,他在日记中抄了周作人的诗:“绕遍莲台还自叹,入官入道两蹉跎。”
之前,他一个月工资105元,第一次出差,在上海住旅馆就500块。他一次次去医院登门推销,谈的都是几十万美元的合同。公司里,同事们的话题围着“致富”打转。“我真的明白,前面那个清贫的、文艺的时代已经翻篇了,它就截止于我写的这个故事。”
他开始按照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体系生活,早晨上班如大幕拉开,晚上下台回家,写点自己的东西,一直到2000年从公司辞职,摆脱了朝九晚五,从此专心做起闲人,读书、编书、写作。这些年的主要时间都用来旅行,10年里去了34趟日本,合计超过一年。去的都是偏僻之地,住带温泉的和式旅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