止庵，写“当代伍子胥”的故事

止庵从里屋抱出3本有关心肌梗塞的书。

写《受命》时，他花了好大工夫研究这个病。小说男主角叫陆冰锋，是个口腔科大夫。当年，他的父亲被老战友揭发而打成“右派”，又因档案丢失成为“黑人”，绝望中服毒自尽，死在地下室，枕头被咬破，满脸都是荞麦皮。多年后，冰锋从母亲口中得知真相，一番打听寻觅，他在医院的病床上，第一次见到了自己的仇人——现已身居高位的祝国英部长。

止庵在内、外、妇、儿、五官科都实习过，把祝部长可以得的病想了一通，选中了心肌梗塞。“1987年，国外开始报道心脏搭桥手术;1989年，中国有医院开始做了，这以后，心肌梗塞就不算事儿了。”

故事发生于1984—1986年。祝部长得了心肌梗塞，治疗只能靠输液。“第一次被抢救过来，什么时候二次心梗？死亡的倒计时从这里开始了。”在止庵看来，这是冰锋复仇的动力。他不能重蹈2000多年前伍子胥的覆辙——父兄被楚平王冤杀的伍子胥，杀一个王，立一个王，兴一个国，灭一个国，复仇到一半，楚平王死了，一切都失去了意义。

很早之前，止庵就对伍子胥的故事感兴趣。1988年，他开始在日记里编这个“当代伍子胥”的小说，写了一年半后去了外企，工作繁忙，就此放下，一直到2016年重新翻出，已然过了四分之一个世纪。

小说开篇写冰锋的一天，大半时间在牙钻声此起彼伏的合奏中度过。这也曾是止庵的一天。他每天坐107路穿过整个北京城。车上很挤，售票员从前门下车到后门收费，经常就挤不上车了。

如今，一切时过境迁。假如当年写的话，“张三坐车上李四家去了”，他会这么一笔带过，如今不免多添些笔墨。添加的每一点枝叶，都需要一处一处地复核历史和记忆。止庵从里屋搬来一摞北京各城区的地方志，又拿出一沓旧报纸的打印件。

“你不觉得这是件很有意思的事儿吗？”

从回力鞋到马丁靴

写《受命》，止庵花了3年时间做笔记。在首都图书馆，他翻遍了1984—1986年的《北京日报》《北京晚报》《精品购物指南》，用手机拍下感兴趣的新闻，回家后打印出来。蝴蝶牌缝纫机、东芝牌电冰箱、王府井碧春茶庄卖的茶叶、每天晚上连播两集的电视剧《四世同堂》……密集的生活细节，被他见缝插针地填进小说里。女主角叶生，第一次和冰锋去天津玩，小说写她“穿着乳白色的大翻领长款风衣，腰带在前面打了个休闲结”，止庵指着报纸上“今春流行的风雨衣款式”下的一排女郎，“就是照这个写的，当时好像还没有风衣的叫法。”

冰锋和叶生都是文艺青年，《受命》用大篇幅写了他们的文化生活：参加诗歌小组，看先锋话剧，逛书店，参观现代绘画展，去小西天电影资料馆看意大利电影回顾展，寻觅北京城里各处有意思的地方……止庵列了一个时间表，时间、地点、内容，核实得严丝合缝。他本想安排男女主人公去游乐园玩一趟，一查，龙潭湖的北京游乐园1987年开业，而故事1986年就结束了，也就没法安排他们坐摩天轮了。

为了一个地方，止庵常常大费周章。现在网上还挂着他的求助帖：1984—1986年北京新街口丁字路口西北角把角的，是副食品商店还是菜市场？他甚至连某年某日几点落日都查了，“如果一个人出门，天没黑你写黑了，怎么办？”他想在每一个句子里，埋伏下一个时代。1984年，叶生脚上是一双回力白色高帮帆布球鞋 ;1985年，则是一双“Dr Martens”（马丁靴），八孔1460经典款。

把一个虚构的故事搁在一个真实的背景里，且极尽铺陈这种真实，是张爱玲的拿手好戏。“她写《小团圆》，九莉从香港回来，船上有众星捧月的梅兰芳。但他俩没任何关系，梅兰芳不在这个故事里起任何作用。”止庵说，他从书架里取出一本《张爱玲短篇小说集》，绿色封面上有一棵树的剪影和一轮亮黄色的月亮。小说里冰锋借给叶生看的就是这一本。止庵说，书里那篇《茉莉香片》的结尾，就隐喻着那个复仇之夜，到底发生了什么。

冰锋再次重蹈了伍子胥的覆辙。当他带着格斗刀，将偷配的钥匙捅进祝部长门上的把手时，祝部长已先一步死于心肌梗塞。而叶生——祝部长的女儿——也早已洞悉一切。30多年后，冰锋在德国做着口腔科大夫，离了几次婚，身上一股戾气 ;叶生在美国，成了比较文学的著名学者，从不招男博士，也不用男助手，电梯里只要有一个男人就不进去。小说里的其他人都成了新时代的成功人士——从普通工人变为世界500强公司CEO，从先锋诗人变为领事夫人，只有他们，成了这个世界的边缘人、畸零人，被甩下时代的车轮。

“上世纪80年代是一个新旧参半的时代，漫长的传统还在延续，新的东西已经萌芽。”止庵说，他关注的是这种嬗变、过渡与交错。

高墙下的阴影

生于1959年的止庵，是两个时代的见证者。父亲沙鸥是他的文学启蒙者。这位以“八行诗”见长的诗人，“文革”时赋闲在家，常为儿子代笔写作文。院里有一棵槐树，家门口搭了棚子，种着扁豆丝瓜。沙鸥常在这里，教孩子们写文章。

家中藏书，除了马恩列斯毛，几乎全被抄走，仅留一套《鲁迅全集》、一套《瞿秋白文集》以及两个版本的《十万个为什么》。邻居家有《水浒传》，止庵一借再借，前后读了二十几遍。他记得父亲曾借来《醒世恒言》，一家人轮流看，轮到大哥已是半夜。怕影响家人休息，大哥就坐在院子里，借着月光读了一夜。

中学时，止庵每天下学都走近三站地，去东城区阅览室看书，回家很晚，在路上买一小包炸素丸子，放在衣袋里边走边吃。那时，他差不多读完了此前一二十年出版的所有中国和苏联小说。

1977年，高考恢复了。沙鸥给儿子写信：“文科是没有用的，不能当职业，只能当爱好。”止庵听了父亲的话，报了理科。全校只有两人考入大学，他是其中之一，被北京医学院口腔系录取。那一年，他18岁，同班同学中，年纪最大的30岁。

1978年5月1日，外国文学名著解禁，新华书店开着卡车到各高校卖书。止庵挑了五六种，包括《安娜·卡列尼娜》《鲁滨逊漂流记》《契诃夫小说选》等，买书生涯从此开始。后来每逢星期日早上，他便去王府井书店，等着9点开门，随人群蜂拥而入。他曾去二七剧场参加过一个诗歌朗诵会，其中就有当时正当红的女演员林芳兵，骑着自行车来，和大家一起讨论，再骑车回去，和普通人一样。

医科学生一学期的教材，摞起来有《辞海》那么厚，要整章整章地背下来。下课回到宿舍，止庵就躺在床上摸自己的206块骨头，一度学到看人都恍惚看成骷髅。第一次进解剖室，福尔马林泡着一截一截的尸体，刺鼻的气味熏得他睁不开眼。后来习惯了器官在眼前传来传去，可以边看尸体边啃馒头。

课业繁重，止庵就在回家往返的公交车上看书。赶上车里拥挤，只能举着书本，贴在车顶看。两年时间，看了几十部，包括4本《约翰·克利斯朵夫》。

看得多了，审美与思想也悄然改变。高中时，止庵是个“雨果迷”，直至读到福楼拜和卡夫卡，决定与“浪漫主义”分道扬镳。1984年，他在《收获》杂志上读到《倾城之恋》，由此进入张爱玲的世界。1986年，他在书店买下《知堂书话》，由此知道散文还有周作人这一路写法。那一年冬天，他把自己关在家里，花4个月读完了《庄子》，记了5万字笔记，人生哲学由此基本定形。

人生的角色却始终浮动。从口腔科医生到报社记者，如今镀上“黄金时代”滤镜的80年代，于他而言是切身可感的日常生活，自己买菜做饭，家里多来一位客人，就再没余钱招待，一边享受着文化的浪漫，一边感受着物质的匮乏。就像《受命》里的人们，一边手拿米票、面票买粮食，一边排队抢购冰箱，心里盘算着南下深圳闯世界。

只有冰锋，身边人都在往前走，他却选择与这个时代“失之交臂”，回溯过去的历史，纠缠于父辈的悲剧。父亲的老同事劝慰他：“时间对所有人都一视同仁，他们的功绩，荣耀，地位，甚至他们的名字，将来也会被忘记。”但冰锋执意复仇：“这件事对历史微不足道，但作为历史的一部分却自有意义。如果所有人都不记得，那历史就不复存在。”

冰锋父亲的遭遇，来自止庵父母3位友人的亲身经历。他无意重写一个“伤痕文学”式的故事。“过去是一个巨大的存在，像一堵高墙。很多人写过这堵墙，说起来大同小异。相对那堵墙，我更想写它投下的阴影。冰锋背负着投影，不断试图有所作为，但最终无所作为。”止庵说，“我们这一代也在阴影下，但对今天的读者来说，基本共鸣还存在吗？就像刻舟求剑，船是那条船，水不是那水了。”

一个来自宋襄公时代的旧人

豆瓣上很多人说不喜欢冰锋，也就不奇怪了。

“我觉得他也不会被现在的人喜欢。”止庵说，“他被动、犹豫、拖延，最后什么事都没做成。”在他看来，冰锋的被动和不成事，在于他给自己设置了许多底线：“第一，要堂堂正正，不能因此变成一个小人和坏人;第二，要光明正大，向仇人要个历史的真相。为了最快捷地达成人生目的，牺牲个把人无所谓，现在成了天经地义的逻辑。但冰锋要的是一个干干净净、不受指责、不沾污点的复仇，他的底线一直在纠缠他、妨碍他、破坏他。”

“冰锋是一个旧人，这种人一直可以追溯到宋襄公。”泓水之战，楚军渡水而来。有人出主意，不妨趁机进攻。宋襄公却说，我们是仁义之师，怎么能趁人之危？等到楚兵上岸、布好阵，一冲而上，大败宋军。宋襄公被射伤了大腿，第二年就死了。“后世笑话他迂腐，但对他来说，道义比胜利更重要。”

“冰锋的失败就像宋襄公的失败，这是一个漫长的传统。之后的故事里，光荣只属于成功者。”《受命》结束于1986年。一年后，止庵感到世界变了。过去，大家的生活混在一起，每天坦然地去挤公共汽车;突然，北京多了许多高级宾馆和高级饭店，一种人开始过上另一种生活。就像《受命》里芸芸说的：“这社会好像开始分层了。”

止庵觉得工作已干不下去，越来越穷，曾想过出国，闷头学了一年英语。1989年春天，某外企有个空缺的位置。他去应试，西服领带都不曾置备，穿件毛衣去的。第二天电话来，说已通过，他在日记中抄了周作人的诗：“绕遍莲台还自叹，入官入道两蹉跎。”

之前，他一个月工资105元，第一次出差，在上海住旅馆就500块。他一次次去医院登门推销，谈的都是几十万美元的合同。公司里，同事们的话题围着“致富”打转。“我真的明白，前面那个清贫的、文艺的时代已经翻篇了，它就截止于我写的这个故事。”

他开始按照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体系生活，早晨上班如大幕拉开，晚上下台回家，写点自己的东西，一直到2000年从公司辞职，摆脱了朝九晚五，从此专心做起闲人，读书、编书、写作。这些年的主要时间都用来旅行，10年里去了34趟日本，合计超过一年。去的都是偏僻之地，住带温泉的和式旅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