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记者们的灵魂拷问：讲真话VS“黑”中国

“我完全被震撼了！” 当新西兰小伙子安迪·博勒姆第一次来到中国，之前的想象很多被推翻了，“与东南亚其他城市相比，南宁是一个充满活力、美丽干净的城市，这与我想象中脏乱、落后和危险的中国，完全是两码事。”

2009年夏天，安迪从越南河内坐上通往中国的大巴车。“对当时的我来说，中国是一个特别陌生、难以接近的地方。”在中越边境海关，当看到值守的中国边防军人时，安迪竟有一丝担忧。接着，大巴车通过海关进入广西，穿越重重山区时，正值大雾天气，他和车上其他的外国人开始紧张，在一片白茫茫中，他不知道大巴车将去往何处。直到在南宁下车后，安迪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

第二天，安迪和朋友走上南宁街头，不停交流着，“我们从未听说过南宁这座城市，但这里竟然比惠灵顿（新西兰首都）更有现代感！那么，北京、上海、深圳会是什么样子？”

“重新认识中国，你经历了怎样的过程？”《环球人物》记者问。“对我来说，对中国认识的改变，与其说是过程，不如说是一个瞬间。”安迪说，这个瞬间就是广西的大雾散去，他清晰地看到这个国家的第一眼，“我突然意识到，我之前对中国的所有看法，都仅仅来自西方媒体的报道。这些报道也像大雾一样，遮住了我的双眼，这更让我下决心了解真实的中国。”

后来，安迪到中国求学，并有了一个中文名字安柏然。在复旦大学攻读硕士期间，他在上海多家媒体实习，“那是我的专业内容之一，也是我的兴趣所在”。毕业后，当他规划自己的未来时，决定在一家中国的对外媒体工作。“这让我有机会向世界各地展示我所看到的真实中国，告诉国外观众，他们对于中国先入为主的看法很可能是错误的。”最终，安柏然成为英文媒体《上海日报》的专栏作家和视频编辑。

近两年，有越来越多像安柏然一样的外国媒体人，看不惯西方媒体对中国的偏见和歪曲，出于内心良知，纷纷用实际行动向国外民众讲述真实的中国。

“用BBC 的方式”成了一个梗

“几天后我将放弃从事了30余年的新闻工作，至少是暂时的。这场令人厌烦的反华信息战几乎耗光了我的新闻职业理想。”9月28日，西班牙一家新闻社驻华记者站负责人哈维尔·加西亚在推特上连续发布14条消息，宣布自己将告别新闻行业。这位从业30余年，曾在巴基斯坦、委内瑞拉、德国等国从业的资深国际新闻记者，对西方媒体的对华造谣抹黑已经失望透顶。

加西亚曾在推特中表达过自己的新闻职业理想：“在我看来，国际记者的基本功能是在文化之间架起桥梁，而不是围墙，这只会导致更多的战争。”加西亚2018年到中国，3年来，他为了这个理想持续努力着，力求告诉西方民众一个真实的中国。他乘坐京张高铁，在张家口、延庆走访了北京冬奥会大型比赛设施;在南京等地出现散发疫情时，他形容中国的所作所为是“有爱的隔离”;在新疆，他深入棉田，告诉西方读者根本没有所谓的“强制劳动”;他赞扬中国的生态进步，用数据说明，“从1980年至今，中国的森林覆盖率已经从12%增加到23%”。然而，当加西亚报出这些所见所闻的时候，却遭到了西方媒体的指责。“信息操纵在公然发生，每天都多达几十个。谁敢与之对抗，试图保持客观和公正的立场，便会被指责为拿到了中国政府的报酬，甚至更糟。”

加西亚说，西方媒体标榜的所谓“新闻自由”今天已经演变成十分低级的套路：“说一模一样的话，不能跳出既定剧本，一次又一次地强调‘共产主义’有多糟。”他试图唤醒西方媒体和观众：“相比继续在中国身上挑刺、挑起对立，我们更应努力去了解中国，学习中国模式的积极意义，就像中国学习西方成功经验并付诸实施一样。”

不过，加西亚的声音非常微弱，西方媒体的“低级套路”仍然每天被疯狂复制着。

“用BBC的方式”是B站上很热的一个梗。一个名为“歪果仁研究协会”的UP主，制作了一期武汉疫情暴发一年后的回访。但是，当他将视频素材发给“BBC视频编导”时，却被频繁挑刺。“那不重要！”当UP主提醒“BBC视频编导”的改编违背了事实，就会得到这样的回答，几种“套路”被清晰地展现出来。

首先，拼接采访回答。一位医务工作者回忆了2020年2月武汉封城后，社区居民众志成城、共克时艰的画面。“BBC视频编导”看了很生气，要求“多加一些配音和沉默”“减掉对于事实没有意义的内容”，随后，原本阳光灿烂的画面被调成暗黄色调。在配音中，UP主强调武汉是一座没有人出现的“鬼城”，配乐变成诡异风格，医务工作者的话被重新拼接：“很多人的生命在那个春天就停止了，我不得不去一个社区做一些基础的工作，我妈妈对此表示很遗憾。”

其次，放大负面情绪。一位快递小哥回忆起封城期间的送餐场景时，乐观地说：“我感觉很自豪，感觉整条马路都是我的！”但经过“BBC视频编导”剪辑，只保留了快递小哥因感动众志成城而擦眼泪的镜头，一旁的画外音却是：“他冒着生命危险，被强制劳动。”或许编导也觉得应当让快递小哥说句话，所以勉强剪进去一句“中国加油，武汉加油”，画外音马上跟上：“甚至，他现在还要一直背诵灌输的口号。”

再次，掩盖数据真相。一位美甲店老板介绍，政府给了她22万元贷款，很多小商户靠这些挺过了疫情寒冬。但经过剪辑后，美甲店成了背景，一个中国季度GDP柱状图被放了出来，用极为醒目的方式强调2020年第一季度GDP跌幅达到6.8%，故意将第二、三、四季度迅速回暖的柱状图砍掉了。美甲店老板的话也被剪辑：“我没有任何收入，还要支付员工的工资和房租。”画外音跟进：“很多小店还不起贷款，正常生活难以为继。”

最后，预设报道结论。视频最后，一名市民表达了对武汉未来的美好憧憬。“BBC视频编导”无奈，因为这名市民没一句话“能用”，只好让她出现了一个满脸严肃的“空镜头”。配音干脆“硬上”：“虽然我问了街上的大部分人，这一年恢复得怎么样，但大多数人选择了沉默，不难发现，虽然大街上都是人，但他们的恐惧情绪仍未散去。”

这个视频发布后，“用BBC的方式打开中国春节”“用BBC的方式打开王冰冰vlog”“用BBC的方式打开华农兄弟”纷纷横空出世，无论多么欢乐祥和、轻松愉快的视频，被网友“用BBC的方式”打开后，都变成了黑色、阴暗、压抑的格调。

虽然荒诞，但西方媒体普遍就是“用BBC的方式”报道中国的。预设报道结论，是西方媒体报道中国的通病。拼接采访回答、放大负面情绪、掩盖数据真相，都是为这个目的服务的。今年10月8日，美国知名专栏作家、普利策新闻奖获得者迈克尔·希尔奇克，撰文批判《华尔街日报》为了抹黑中国，不择手段炮制新冠病毒“实验室泄漏论”这一反科学做法。希尔奇克披露，《华尔街日报》上相关文章的两位作者都没有经过病毒学专业培训，一个研究物理学，另一个是专攻乳腺病的制药商。两个“外行”用4篇在权威学术刊物上发表的论文，作为发现支撑新冠病毒是人为设计制造的“有力证据”。希尔奇克找到一篇论文的作者，作者表示自己被利用了，相关研究“并没有为寻找病毒起源提供任何有意义的线索”。而经过调查，希尔奇克发现另外3篇论文也不能支撑“实验室泄漏论”，其中一篇论文甚至明确说：“我们不相信任何类型的基于实验室起源的假设是合理的。”但这却被《华尔街日报》删掉了。

“坏消息总能被卖出去”

2020年3月，在中国疫情形势严峻时期，安柏然回了一趟新西兰。当他从奥克兰机场入境时，只收到了一本有关新冠病毒的小册子，被工作人员进行了不到5秒钟的问话，便自由地走出了机场。回到上海后，安柏然在机场被详细询问了很多问题，测量了数次体温，并同机上乘客一同被送往检测中心，在核酸检测呈阴性后，还进行了14天隔离观察。

安柏然将这些拍成vlog，在海外社交媒体受到高度关注，点击量超过345万。出乎意料的是，安柏然的vlog在新西兰被广泛传播，并成为热门话题后，竟遭到了很多质疑和诋毁。不少西方网友说，安柏然被“洗脑”了，视频内容不真实。“疫情发生后，我失去了一个20多年的朋友。他认为，疫情暴发是中国的错，我在中国工作，在支持一个邪恶的政府。”安柏然试图维持这段友情，不断把所见到的一切说给朋友听，但对方拒绝接受，并将安柏然拉黑，“对我来说，这也是一场道德斗争，如果他真的认为我在支持邪恶，那么就不再是我的朋友了。”

有这种经历的，还有很多外国人。德国女孩海雯娜在社交媒体上为中国仗义执言，让很多人看到真实的中国。西方媒体坐不住了，德国《世界报》记者对海雯娜进行了视频采访，但篡改采访内容，联合英国智库ISD发表长文《中国的诡秘宣传者》。文章诬陷她是一个“危险的宣传人员”，说这名21岁的女孩“收了中国的钱”“与中国合作针对德国进行政治宣传”。对于诽谤，海雯娜奋力反抗，在法兰克福地方法院提起了诉讼。后法院判决，诽谤海雯娜的几名记者必须修改原文，支付赔偿费，且不得再写诽谤海雯娜的文章。

蹊跷的是，败诉后，拥有《世界报》的德国媒体集团斯普林格拒绝接受法院判决。更夸张的是，这篇诽谤文章后来居然出现在“德国新闻记者奖”的名单中，获奖类别是“IT和通信”。有基本常识的人就可看出，这篇报道与“IT和通信”没有任何关系。

法国作家、记者马克西姆·维瓦斯曾在2016年和2018年两度赴新疆考察采访。2020年底，他的专著《维吾尔族假新闻的终结》在法国出版。书中，他驳斥了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和“人权观察”组织编造的“种族灭绝”“关押百万维吾尔人”等言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