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记者们的灵魂拷问:讲真话VS“黑”中国
作者: 杨学义
“我完全被震撼了!” 当新西兰小伙子安迪·博勒姆第一次来到中国,之前的想象很多被推翻了,“与东南亚其他城市相比,南宁是一个充满活力、美丽干净的城市,这与我想象中脏乱、落后和危险的中国,完全是两码事。”
2009年夏天,安迪从越南河内坐上通往中国的大巴车。“对当时的我来说,中国是一个特别陌生、难以接近的地方。”在中越边境海关,当看到值守的中国边防军人时,安迪竟有一丝担忧。接着,大巴车通过海关进入广西,穿越重重山区时,正值大雾天气,他和车上其他的外国人开始紧张,在一片白茫茫中,他不知道大巴车将去往何处。直到在南宁下车后,安迪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
第二天,安迪和朋友走上南宁街头,不停交流着,“我们从未听说过南宁这座城市,但这里竟然比惠灵顿(新西兰首都)更有现代感!那么,北京、上海、深圳会是什么样子?”
“重新认识中国,你经历了怎样的过程?”《环球人物》记者问。“对我来说,对中国认识的改变,与其说是过程,不如说是一个瞬间。”安迪说,这个瞬间就是广西的大雾散去,他清晰地看到这个国家的第一眼,“我突然意识到,我之前对中国的所有看法,都仅仅来自西方媒体的报道。这些报道也像大雾一样,遮住了我的双眼,这更让我下决心了解真实的中国。”
后来,安迪到中国求学,并有了一个中文名字安柏然。在复旦大学攻读硕士期间,他在上海多家媒体实习,“那是我的专业内容之一,也是我的兴趣所在”。毕业后,当他规划自己的未来时,决定在一家中国的对外媒体工作。“这让我有机会向世界各地展示我所看到的真实中国,告诉国外观众,他们对于中国先入为主的看法很可能是错误的。”最终,安柏然成为英文媒体《上海日报》的专栏作家和视频编辑。
近两年,有越来越多像安柏然一样的外国媒体人,看不惯西方媒体对中国的偏见和歪曲,出于内心良知,纷纷用实际行动向国外民众讲述真实的中国。


“用BBC 的方式”成了一个梗
“几天后我将放弃从事了30余年的新闻工作,至少是暂时的。这场令人厌烦的反华信息战几乎耗光了我的新闻职业理想。”9月28日,西班牙一家新闻社驻华记者站负责人哈维尔·加西亚在推特上连续发布14条消息,宣布自己将告别新闻行业。这位从业30余年,曾在巴基斯坦、委内瑞拉、德国等国从业的资深国际新闻记者,对西方媒体的对华造谣抹黑已经失望透顶。
加西亚曾在推特中表达过自己的新闻职业理想:“在我看来,国际记者的基本功能是在文化之间架起桥梁,而不是围墙,这只会导致更多的战争。”加西亚2018年到中国,3年来,他为了这个理想持续努力着,力求告诉西方民众一个真实的中国。他乘坐京张高铁,在张家口、延庆走访了北京冬奥会大型比赛设施;在南京等地出现散发疫情时,他形容中国的所作所为是“有爱的隔离”;在新疆,他深入棉田,告诉西方读者根本没有所谓的“强制劳动”;他赞扬中国的生态进步,用数据说明,“从1980年至今,中国的森林覆盖率已经从12%增加到23%”。然而,当加西亚报出这些所见所闻的时候,却遭到了西方媒体的指责。“信息操纵在公然发生,每天都多达几十个。谁敢与之对抗,试图保持客观和公正的立场,便会被指责为拿到了中国政府的报酬,甚至更糟。”
加西亚说,西方媒体标榜的所谓“新闻自由”今天已经演变成十分低级的套路:“说一模一样的话,不能跳出既定剧本,一次又一次地强调‘共产主义’有多糟。”他试图唤醒西方媒体和观众:“相比继续在中国身上挑刺、挑起对立,我们更应努力去了解中国,学习中国模式的积极意义,就像中国学习西方成功经验并付诸实施一样。”
不过,加西亚的声音非常微弱,西方媒体的“低级套路”仍然每天被疯狂复制着。
“用BBC的方式”是B站上很热的一个梗。一个名为“歪果仁研究协会”的UP主,制作了一期武汉疫情暴发一年后的回访。但是,当他将视频素材发给“BBC视频编导”时,却被频繁挑刺。“那不重要!”当UP主提醒“BBC视频编导”的改编违背了事实,就会得到这样的回答,几种“套路”被清晰地展现出来。
首先,拼接采访回答。一位医务工作者回忆了2020年2月武汉封城后,社区居民众志成城、共克时艰的画面。“BBC视频编导”看了很生气,要求“多加一些配音和沉默”“减掉对于事实没有意义的内容”,随后,原本阳光灿烂的画面被调成暗黄色调。在配音中,UP主强调武汉是一座没有人出现的“鬼城”,配乐变成诡异风格,医务工作者的话被重新拼接:“很多人的生命在那个春天就停止了,我不得不去一个社区做一些基础的工作,我妈妈对此表示很遗憾。”
其次,放大负面情绪。一位快递小哥回忆起封城期间的送餐场景时,乐观地说:“我感觉很自豪,感觉整条马路都是我的!”但经过“BBC视频编导”剪辑,只保留了快递小哥因感动众志成城而擦眼泪的镜头,一旁的画外音却是:“他冒着生命危险,被强制劳动。”或许编导也觉得应当让快递小哥说句话,所以勉强剪进去一句“中国加油,武汉加油”,画外音马上跟上:“甚至,他现在还要一直背诵灌输的口号。”
再次,掩盖数据真相。一位美甲店老板介绍,政府给了她22万元贷款,很多小商户靠这些挺过了疫情寒冬。但经过剪辑后,美甲店成了背景,一个中国季度GDP柱状图被放了出来,用极为醒目的方式强调2020年第一季度GDP跌幅达到6.8%,故意将第二、三、四季度迅速回暖的柱状图砍掉了。美甲店老板的话也被剪辑:“我没有任何收入,还要支付员工的工资和房租。”画外音跟进:“很多小店还不起贷款,正常生活难以为继。”


最后,预设报道结论。视频最后,一名市民表达了对武汉未来的美好憧憬。“BBC视频编导”无奈,因为这名市民没一句话“能用”,只好让她出现了一个满脸严肃的“空镜头”。配音干脆“硬上”:“虽然我问了街上的大部分人,这一年恢复得怎么样,但大多数人选择了沉默,不难发现,虽然大街上都是人,但他们的恐惧情绪仍未散去。”
这个视频发布后,“用BBC的方式打开中国春节”“用BBC的方式打开王冰冰vlog”“用BBC的方式打开华农兄弟”纷纷横空出世,无论多么欢乐祥和、轻松愉快的视频,被网友“用BBC的方式”打开后,都变成了黑色、阴暗、压抑的格调。
虽然荒诞,但西方媒体普遍就是“用BBC的方式”报道中国的。预设报道结论,是西方媒体报道中国的通病。拼接采访回答、放大负面情绪、掩盖数据真相,都是为这个目的服务的。今年10月8日,美国知名专栏作家、普利策新闻奖获得者迈克尔·希尔奇克,撰文批判《华尔街日报》为了抹黑中国,不择手段炮制新冠病毒“实验室泄漏论”这一反科学做法。希尔奇克披露,《华尔街日报》上相关文章的两位作者都没有经过病毒学专业培训,一个研究物理学,另一个是专攻乳腺病的制药商。两个“外行”用4篇在权威学术刊物上发表的论文,作为发现支撑新冠病毒是人为设计制造的“有力证据”。希尔奇克找到一篇论文的作者,作者表示自己被利用了,相关研究“并没有为寻找病毒起源提供任何有意义的线索”。而经过调查,希尔奇克发现另外3篇论文也不能支撑“实验室泄漏论”,其中一篇论文甚至明确说:“我们不相信任何类型的基于实验室起源的假设是合理的。”但这却被《华尔街日报》删掉了。
“坏消息总能被卖出去”
2020年3月,在中国疫情形势严峻时期,安柏然回了一趟新西兰。当他从奥克兰机场入境时,只收到了一本有关新冠病毒的小册子,被工作人员进行了不到5秒钟的问话,便自由地走出了机场。回到上海后,安柏然在机场被详细询问了很多问题,测量了数次体温,并同机上乘客一同被送往检测中心,在核酸检测呈阴性后,还进行了14天隔离观察。

安柏然将这些拍成vlog,在海外社交媒体受到高度关注,点击量超过345万。出乎意料的是,安柏然的vlog在新西兰被广泛传播,并成为热门话题后,竟遭到了很多质疑和诋毁。不少西方网友说,安柏然被“洗脑”了,视频内容不真实。“疫情发生后,我失去了一个20多年的朋友。他认为,疫情暴发是中国的错,我在中国工作,在支持一个邪恶的政府。”安柏然试图维持这段友情,不断把所见到的一切说给朋友听,但对方拒绝接受,并将安柏然拉黑,“对我来说,这也是一场道德斗争,如果他真的认为我在支持邪恶,那么就不再是我的朋友了。”
有这种经历的,还有很多外国人。德国女孩海雯娜在社交媒体上为中国仗义执言,让很多人看到真实的中国。西方媒体坐不住了,德国《世界报》记者对海雯娜进行了视频采访,但篡改采访内容,联合英国智库ISD发表长文《中国的诡秘宣传者》。文章诬陷她是一个“危险的宣传人员”,说这名21岁的女孩“收了中国的钱”“与中国合作针对德国进行政治宣传”。对于诽谤,海雯娜奋力反抗,在法兰克福地方法院提起了诉讼。后法院判决,诽谤海雯娜的几名记者必须修改原文,支付赔偿费,且不得再写诽谤海雯娜的文章。
蹊跷的是,败诉后,拥有《世界报》的德国媒体集团斯普林格拒绝接受法院判决。更夸张的是,这篇诽谤文章后来居然出现在“德国新闻记者奖”的名单中,获奖类别是“IT和通信”。有基本常识的人就可看出,这篇报道与“IT和通信”没有任何关系。
法国作家、记者马克西姆·维瓦斯曾在2016年和2018年两度赴新疆考察采访。2020年底,他的专著《维吾尔族假新闻的终结》在法国出版。书中,他驳斥了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和“人权观察”组织编造的“种族灭绝”“关押百万维吾尔人”等言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