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绍嬅，无声世界的“调音师”

不同于大多数面包房、餐厅，彩虹天使咖啡屋的后厨是完全透明的。这是李绍嬅的主意。10年前，曾是台湾金融业高管的她和丈夫移居北京，当了全职妈妈，参与女儿学校的“雷锋日”活动时，了解到聋儿，开始教他们制作点心，2017年开了这家咖啡屋。如今，咖啡屋不仅存活下来，还开了一家分店，听障西点师能独立烘焙、接待客人、与商场开早会、协调店内事务……后厨由透明玻璃围起来，这有两个寓意：让顾客看到点心制作的全过程;让听障西点师被“看见”。不久前，央视《面对面》播出对李绍嬅的专访，她因这段经历和台湾母亲的身份圈粉，受到广泛关注。

长期以来，许多人认为听障人士与普通人的差别只是听不到。其实，更本质的差异在于：他们因失去语言能力难以理解普通人的世界，某种程度上失去“社会能力”。那么，为什么我们该了解这些更深层次、更微妙的故事？这位台湾母亲又如何改变着他们？

整个9月，记者多次来到彩虹天使咖啡屋开在北京海淀区、朝阳区的两个店面，发现李绍嬅有一种试错的勇气：让一些曾脱离社会的人从犯错中学习那些本不应缺席的人生功课。可以说，对这群听障人士而言，李绍嬅是他们无声世界里的“调音师”。

让我们从“台湾妈妈”李绍嬅的视角，进入听障人士的世界。

被“雷锋日”作业所改变

2016年，李绍嬅女儿所在的学校布置了一项“雷锋日”作业，让母亲带孩子一起做公益。李绍嬅来到一家位于海淀区的听力语言康复中心做志愿者，她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到各个年龄层的听障人士。那时，她正负责导演一部话剧，坐在台下的有许多听障儿童。

听障小朋友听不见，但看得好认真！认真到什么地步呢？当时那个话剧讲大灰狼吃掉小羊的故事。演完后，一个听障小孩冲上台，给那个饰演大灰狼的男孩一拳。原来，他完全沉进了剧情，觉得这个大灰狼真的好坏，怎么可以欺负小羊？！

那时候，我很受触动，决定做点什么。我想到教他们做点心。听障人士尤其是小朋友对抽象的东西没有概念，我告诉他们具体的事情，比如做点心，他们就很有兴致。我花了很多时间教他们基本动作，比如手心向下，因为拿擀面杖就得把手心朝下。

但很快我发现，自己根本不了解他们。比如我有点微表情，一名听障孩子就跑出去哭。我吓坏了，他们遭遇过什么？我要怎么做才能让他们有安全感？

我想到了家访。2017年1月，我带着两个女儿，租了一辆车，开了7个小时到小超（化名）家里。小超是个大男孩，他妈妈年纪和我差不多，却显得特别苍老，我喊她姐姐。这个姐姐怀孕后还在一家工作环境有污染的工厂上班，胎儿受到影响，小超出生后就有听力问题。亲戚和邻居在背后耳语：“这是上辈子造的孽。”小超妈妈就一直活在自责里。装人工耳蜗要十几万元，农村家庭负担不起。小超长大找对象，对方家里嫌弃他，担心小孩遗传耳聋。这个怎么会遗传嘛！但家人不懂，又没法解释。他变得很自卑、很敏感。

那时，我问小超妈妈：“可以捐钱给他吗？”她超有骨气，说：“李老师，我只希望他有一份工作，能养活自己。”我觉得这个姐姐承担太多了，想分担点什么，决定在康复中心开一间点心教室，教授成年听障人士烘培技能。

我们烤出了手工饼干后，我带着女儿和志愿者上街推销点心，一份20元，可都没卖出去。路人很不客气：“聋儿做的，不干净吧？”“做公益不是该捐款吗？为什么要卖东西？骗人的吧？”回店里，我坐到角落里发愁，一位西点师哭着跑出去。原来，敏感的他看到我的表情，以为做错事惹我生气了。为了不让大家难过，每次回来我就笑着比划说：“全卖光了！”其实是我自己掏钱买下来送给朋友了。

2017年底，台资企业协会知道了咖啡屋，打算找我们订些中秋礼盒，试吃时一个人“嗯”一声不说话了。另一个人说：“我觉得齁（台湾腔），是不是要改进一下？”但他们还是订了60盒。中秋晚会后，我发现大多数人没有把礼盒带回家。我很难过，知道这叫“怜悯”，是走不长久的。我们一定要做得更好。

我回台湾取经，学会了如何制作当时风靡台湾的坚果塔。当时，有人劝我走“爱心路线”，就是拿听障西点师当招牌，从网上批发蛋挞液、塔皮，一烤就好了，比较简单。可是我选择了另一条路：卖手艺。我们慢慢努力，坚果塔做得越来越熟练，上淘宝买来包装袋，亲手包装，放进微店卖。等了一两个月，终于有了点生意，还有人辗转打听：“这是从哪里买的？”

这就是我想要的：人家追着你的手艺来的，而不是因为那是听障人士做的。后来陆续有台资企业、大陆企业下爱心订单，我就写了“两岸天使企业”名录，挂在店门口，感谢他们的爱心。

帮助这些被耽误了的“孩子”

9月的一天，记者见到这样一幕：30岁的阿龙（化名）站在李绍嬅面前，双手合十，向她不断弯腰点头。阿龙在道歉。李绍嬅的眼眶红红的，说不出话。

这天，阿龙刑满释放。数个月前，他在社区偷了一辆电动车。当时警察找到李绍嬅，她很激动，摇着头：“不可能！他很乖的，不会做这种事！”直到看了监控，李绍嬅不说话了。

阿龙生在农村，小时候发烧，医生不小心给他注射了过量的庆大霉素，致聋了。因家里条件不好，他到18岁才戴上助听器，后来在康复中心认识了李绍嬅，还加入咖啡屋，很勤奋，曾是店里的主力。阿龙被带走，咖啡屋也陷入巨大危机。李绍嬅更是切肤体会到，“重建听障人士的社会能力”有多困难，又有多重要。

我喜欢喊这些听障西点师“孩子”，不管他们几岁了。因为在我眼中，他们就是我的孩子。

2018年8月，因通州城市规划，康复中心搬迁。我决定开一家真正的咖啡屋，接受来自市场的考验。我在康复中心培训过40多名听障学员，最后只有3个“孩子”陪我“创业”。当时有朋友说，只有3个人来，好可惜。可我说，只有3个人，所以很珍贵啊！阿龙就是其中之一。我选在海淀的一个农庄，租下附近民房作为大家的免费宿舍，他们每月工资3000元。

然而，独立开店比想象中难。一次，厨房烤饼干，冒起滚滚浓烟。原来，西点师给安全阀贴上了胶条，烤箱一直运作，差点烧起来。农庄负责人着急得跳脚。我问：“你们为什么这样？”他们比划着：“安全阀一直跳起来，好怕做不完，只好把它压住。”

大多数人都知道，安全阀跳起来可以自动断电，能防火，是常见的保护措施。可以前在康复中心，有工作人员处理这些细节，他们没亲自经历过，完全没概念。那阵子，我每天都担心咖啡屋会烧起来。

培训他们做点心真的很困难。食谱上写“加盐5克”，他们无法理解什么是“加”，也不晓得什么是盐和糖。食谱上写2.5克，可烤出来后发现，怎么这么咸？原来他们没有小数点的概念，以为是25克。后来，我用不同颜色的瓶子来装盐和糖，还修改配方，尽量让原料的重量都是整数。之后受疫情影响，农庄经营遇到困难，后来很幸运得以迁到中关村创客小镇。这期间，阿龙一直很刻苦，很快成了主力。

阿龙犯了事，我和他妈妈非常困惑：“你有免费的房子住，每月有工资，为什么要做这种事呢？”阿龙比划着：“我就想借来骑一下，在农村大家也会互相借。”

那时，我意识到，他好像没有“产权”“财产”这种概念。但阿龙犯了错，就该得到教训。那之后，住户对咖啡屋很忌惮，担心治安，对我们不那么热情了。我很痛苦，不想承认发生过这件事。毕竟培养一名听障西点师太不容易了！很多人说：“李绍嬅你就不该给他们自由。他们一旦有自由，就会犯错！”

我想啊想，却想不通。普通人也会犯错啊，我们自己的小孩也会犯错啊。

大多听障人士认知能力正常，有的人观察、共情能力比一般人强，可长期失去听力后，沟通能力降低，失去许多理解社会的机会。具体来说，一旦家长发现小孩出现听力障碍，有的会让他们学手语，之后学文化课和生活常识，有的让小孩戴助听器或人工耳蜗，花钱上康复中心学发音。可一些家庭买不起助听设备，又没有学手语的意识，像阿龙成年后才戴上助听器，前面十几年没有人耳提面命地教他，他就容易犯错。他们接受三观教育的机会真的太少了。

我告诉自己，让“孩子们”真正融入社会一定很难，但如果把他关着、管着，他们没了自由，就很难学会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这对完整人格非常关键。

当时阿龙出了事，其他西点师很难过。阿龙出狱后，他们捶他手臂，说他不争气。通过这件事，阿龙和其他人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何为是非，这不也是一种学习吗？而且其他西点师做得很好，为什么要因为一个人的行为对所有人失去信心？我想通了。我要告诉大家，让听障人融入社会真的非常难，但是可以做到的。如今咖啡屋有考评体系，新人从培训生、西点师、培训组长到店长，每个环节都要和外界沟通。咖啡屋就是在帮助“被耽误了”的人。

金领“杀无赦”的蜕变

李绍嬅上了央视后，许多金融界的朋友开玩笑对她说：“我要找你要签名！”其实，他们更加惊讶的是李绍嬅的转变：“这还是那个‘杀无赦’吗？”

台湾大学财务金融系是台湾最出名的金融系所，培养出很多国际金融人才。李绍嬅本科就毕业于那个系所。进入职场后，她考到了特许财务分析师（CFA）执照，迄今全台只有不到500人持有这个执照，是金融界衡量专业能力的指标。过去10多年，李绍嬅从“金领”、家庭主妇，再到听障人士的“妈妈”，性格和人生观发生了翻天覆地的转变……

进入职场第二年，我就连跳三阶，成了经理，还拿到配股，相当于公司股东。我蛮能干的，公司很重视我。那些年，我做得风生水起，每天踩高跟鞋，“咚咚咚”，出差住高档酒店，办事雷厉风行。

一个学妹办事效率低，我二话没说就 fire（解雇）掉她。我觉得这显得我铁面无私，非常专业。同事说我是“杀无赦”，对自己的学妹都不留情面。我就是很 tough（不好相处）的人。金融高管是没有泪腺的，竞争很激烈，哪有时间动感情？我当时认为，如果你流泪了或者表现出不舍，别人就会觉得你是弱者。

后来我和先生决定到北京发展。我们商量好，他先稳定工作，我来照顾两个女儿，等家庭稳定了再出来闯。刚到北京，我很不习惯。我口音重，容易被认出来是台湾人，买菜很难砍价。我坐出租车，司机师傅说话超快：“进辅路吗？”什么是辅路？我不懂，只好问。司机师傅生气又着急，冲我喊。我就很委屈，我只是不知道，为什么对我这么凶，哈哈！其实他也很无奈，觉得我长得和大家一样，为什么会听不懂？

我渐渐适应北京的生活了。做咖啡屋要置办东西、买食材，可家里只有先生在工作，为了保证我做公益不影响家庭，我就缩减开销。我以前蛮臭美的，买耳环要买1000多块钱的，现在就买40块的，也不买包包和鞋子，能省出不少钱。咖啡屋面临被拆风险时，我回台湾见到金融界老朋友，他们看到我掉眼泪很惊讶，也很讲义气，马上取钱捐给咖啡屋。

开咖啡屋也改变了我的两个女儿。无论去家访、培训，我一直带着她们。我觉得现在的小孩太关注自己了。如果我不喊她们出来，她们就在家里看电视、刷手机、玩iPad。我希望有一群朋友能分散她们对自己的“过分关注”，让她们学会融入。现在她们常来咖啡屋，有时我正烦恼要怎么和听障西点师沟通，一扭头，发现女儿已经在和他们玩剪刀石头布了。

这里我要说说云峰。他20岁了，以前在康复中心很爱画画，后来支付不起费用，被带回老家。可老家没有美术课，他不能学画画，就自我放弃，每天打游戏。

一年前，我把云峰接回来。我印象很深，他的眼睛没有光了，人也钝了，不是之前那个才子了。他买了只猫，我说不能养，猫毛进了厨房会有食品安全隐患。云峰大发脾气：“为什么要夺走我的猫？！”我和他商量：“我来买你的点心，你拿这个钱去买颜料。可如果养猫，猫毛跑进点心里，就没人买你的点心了，你也就不能画画了。云峰，你相信我。”那之后，他渐渐打开心扉，很刻苦，成了咖啡屋的骨干。

前阵子，他画了一幅画送给我，中间有只大蝴蝶，四周有几只小蝴蝶。他说，我是这只大蝴蝶，带着西点师这些小蝴蝶。他管那幅画叫《蜕变》。回看这些年，蜕变的不仅是他们，还有我，不是吗？

李绍嬅

高雄人，毕业于台湾大学财务金融系、台湾中山大学财务管理研究所，曾是财务分析师，2011年移居北京，后创办彩虹天使咖啡屋，专注听障公益，引发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