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绍嬅,无声世界的“调音师”

作者: 李绍嬅 陈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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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9月中秋节前夕,李绍嬅带领听障西点师制作礼盒。她的一天是这样开启的:早上7点半送女儿上学,后乘地铁赶到位于北京海淀北郊的咖啡屋上班。(本刊记者 陈霖 / 摄)

不同于大多数面包房、餐厅,彩虹天使咖啡屋的后厨是完全透明的。这是李绍嬅的主意。10年前,曾是台湾金融业高管的她和丈夫移居北京,当了全职妈妈,参与女儿学校的“雷锋日”活动时,了解到聋儿,开始教他们制作点心,2017年开了这家咖啡屋。如今,咖啡屋不仅存活下来,还开了一家分店,听障西点师能独立烘焙、接待客人、与商场开早会、协调店内事务……后厨由透明玻璃围起来,这有两个寓意:让顾客看到点心制作的全过程;让听障西点师被“看见”。不久前,央视《面对面》播出对李绍嬅的专访,她因这段经历和台湾母亲的身份圈粉,受到广泛关注。

长期以来,许多人认为听障人士与普通人的差别只是听不到。其实,更本质的差异在于:他们因失去语言能力难以理解普通人的世界,某种程度上失去“社会能力”。那么,为什么我们该了解这些更深层次、更微妙的故事?这位台湾母亲又如何改变着他们?

整个9月,记者多次来到彩虹天使咖啡屋开在北京海淀区、朝阳区的两个店面,发现李绍嬅有一种试错的勇气:让一些曾脱离社会的人从犯错中学习那些本不应缺席的人生功课。可以说,对这群听障人士而言,李绍嬅是他们无声世界里的“调音师”。

让我们从“台湾妈妈”李绍嬅的视角,进入听障人士的世界。

被“雷锋日”作业所改变

2016年,李绍嬅女儿所在的学校布置了一项“雷锋日”作业,让母亲带孩子一起做公益。李绍嬅来到一家位于海淀区的听力语言康复中心做志愿者,她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到各个年龄层的听障人士。那时,她正负责导演一部话剧,坐在台下的有许多听障儿童。

听障小朋友听不见,但看得好认真!认真到什么地步呢?当时那个话剧讲大灰狼吃掉小羊的故事。演完后,一个听障小孩冲上台,给那个饰演大灰狼的男孩一拳。原来,他完全沉进了剧情,觉得这个大灰狼真的好坏,怎么可以欺负小羊?!

那时候,我很受触动,决定做点什么。我想到教他们做点心。听障人士尤其是小朋友对抽象的东西没有概念,我告诉他们具体的事情,比如做点心,他们就很有兴致。我花了很多时间教他们基本动作,比如手心向下,因为拿擀面杖就得把手心朝下。

但很快我发现,自己根本不了解他们。比如我有点微表情,一名听障孩子就跑出去哭。我吓坏了,他们遭遇过什么?我要怎么做才能让他们有安全感?

我想到了家访。2017年1月,我带着两个女儿,租了一辆车,开了7个小时到小超(化名)家里。小超是个大男孩,他妈妈年纪和我差不多,却显得特别苍老,我喊她姐姐。这个姐姐怀孕后还在一家工作环境有污染的工厂上班,胎儿受到影响,小超出生后就有听力问题。亲戚和邻居在背后耳语:“这是上辈子造的孽。”小超妈妈就一直活在自责里。装人工耳蜗要十几万元,农村家庭负担不起。小超长大找对象,对方家里嫌弃他,担心小孩遗传耳聋。这个怎么会遗传嘛!但家人不懂,又没法解释。他变得很自卑、很敏感。

那时,我问小超妈妈:“可以捐钱给他吗?”她超有骨气,说:“李老师,我只希望他有一份工作,能养活自己。”我觉得这个姐姐承担太多了,想分担点什么,决定在康复中心开一间点心教室,教授成年听障人士烘培技能。

我们烤出了手工饼干后,我带着女儿和志愿者上街推销点心,一份20元,可都没卖出去。路人很不客气:“聋儿做的,不干净吧?”“做公益不是该捐款吗?为什么要卖东西?骗人的吧?”回店里,我坐到角落里发愁,一位西点师哭着跑出去。原来,敏感的他看到我的表情,以为做错事惹我生气了。为了不让大家难过,每次回来我就笑着比划说:“全卖光了!”其实是我自己掏钱买下来送给朋友了。

2017年底,台资企业协会知道了咖啡屋,打算找我们订些中秋礼盒,试吃时一个人“嗯”一声不说话了。另一个人说:“我觉得齁(台湾腔),是不是要改进一下?”但他们还是订了60盒。中秋晚会后,我发现大多数人没有把礼盒带回家。我很难过,知道这叫“怜悯”,是走不长久的。我们一定要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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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李绍嬅的两个女儿也是咖啡屋的志愿者。右图:李绍嬅向记者介绍咖啡屋。

我回台湾取经,学会了如何制作当时风靡台湾的坚果塔。当时,有人劝我走“爱心路线”,就是拿听障西点师当招牌,从网上批发蛋挞液、塔皮,一烤就好了,比较简单。可是我选择了另一条路:卖手艺。我们慢慢努力,坚果塔做得越来越熟练,上淘宝买来包装袋,亲手包装,放进微店卖。等了一两个月,终于有了点生意,还有人辗转打听:“这是从哪里买的?”

这就是我想要的:人家追着你的手艺来的,而不是因为那是听障人士做的。后来陆续有台资企业、大陆企业下爱心订单,我就写了“两岸天使企业”名录,挂在店门口,感谢他们的爱心。

帮助这些被耽误了的“孩子”

9月的一天,记者见到这样一幕:30岁的阿龙(化名)站在李绍嬅面前,双手合十,向她不断弯腰点头。阿龙在道歉。李绍嬅的眼眶红红的,说不出话。

这天,阿龙刑满释放。数个月前,他在社区偷了一辆电动车。当时警察找到李绍嬅,她很激动,摇着头:“不可能!他很乖的,不会做这种事!”直到看了监控,李绍嬅不说话了。

阿龙生在农村,小时候发烧,医生不小心给他注射了过量的庆大霉素,致聋了。因家里条件不好,他到18岁才戴上助听器,后来在康复中心认识了李绍嬅,还加入咖啡屋,很勤奋,曾是店里的主力。阿龙被带走,咖啡屋也陷入巨大危机。李绍嬅更是切肤体会到,“重建听障人士的社会能力”有多困难,又有多重要。

我喜欢喊这些听障西点师“孩子”,不管他们几岁了。因为在我眼中,他们就是我的孩子。

2018年8月,因通州城市规划,康复中心搬迁。我决定开一家真正的咖啡屋,接受来自市场的考验。我在康复中心培训过40多名听障学员,最后只有3个“孩子”陪我“创业”。当时有朋友说,只有3个人来,好可惜。可我说,只有3个人,所以很珍贵啊!阿龙就是其中之一。我选在海淀的一个农庄,租下附近民房作为大家的免费宿舍,他们每月工资3000元。

然而,独立开店比想象中难。一次,厨房烤饼干,冒起滚滚浓烟。原来,西点师给安全阀贴上了胶条,烤箱一直运作,差点烧起来。农庄负责人着急得跳脚。我问:“你们为什么这样?”他们比划着:“安全阀一直跳起来,好怕做不完,只好把它压住。”

大多数人都知道,安全阀跳起来可以自动断电,能防火,是常见的保护措施。可以前在康复中心,有工作人员处理这些细节,他们没亲自经历过,完全没概念。那阵子,我每天都担心咖啡屋会烧起来。

培训他们做点心真的很困难。食谱上写“加盐5克”,他们无法理解什么是“加”,也不晓得什么是盐和糖。食谱上写2.5克,可烤出来后发现,怎么这么咸?原来他们没有小数点的概念,以为是25克。后来,我用不同颜色的瓶子来装盐和糖,还修改配方,尽量让原料的重量都是整数。之后受疫情影响,农庄经营遇到困难,后来很幸运得以迁到中关村创客小镇。这期间,阿龙一直很刻苦,很快成了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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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障西点师正在制作西点。后厨由透明玻璃围起来,人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他们工作的场景。(本刊记者 陈霖/摄)

阿龙犯了事,我和他妈妈非常困惑:“你有免费的房子住,每月有工资,为什么要做这种事呢?”阿龙比划着:“我就想借来骑一下,在农村大家也会互相借。”

那时,我意识到,他好像没有“产权”“财产”这种概念。但阿龙犯了错,就该得到教训。那之后,住户对咖啡屋很忌惮,担心治安,对我们不那么热情了。我很痛苦,不想承认发生过这件事。毕竟培养一名听障西点师太不容易了!很多人说:“李绍嬅你就不该给他们自由。他们一旦有自由,就会犯错!”

我想啊想,却想不通。普通人也会犯错啊,我们自己的小孩也会犯错啊。

大多听障人士认知能力正常,有的人观察、共情能力比一般人强,可长期失去听力后,沟通能力降低,失去许多理解社会的机会。具体来说,一旦家长发现小孩出现听力障碍,有的会让他们学手语,之后学文化课和生活常识,有的让小孩戴助听器或人工耳蜗,花钱上康复中心学发音。可一些家庭买不起助听设备,又没有学手语的意识,像阿龙成年后才戴上助听器,前面十几年没有人耳提面命地教他,他就容易犯错。他们接受三观教育的机会真的太少了。

我告诉自己,让“孩子们”真正融入社会一定很难,但如果把他关着、管着,他们没了自由,就很难学会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这对完整人格非常关键。

当时阿龙出了事,其他西点师很难过。阿龙出狱后,他们捶他手臂,说他不争气。通过这件事,阿龙和其他人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何为是非,这不也是一种学习吗?而且其他西点师做得很好,为什么要因为一个人的行为对所有人失去信心?我想通了。我要告诉大家,让听障人融入社会真的非常难,但是可以做到的。如今咖啡屋有考评体系,新人从培训生、西点师、培训组长到店长,每个环节都要和外界沟通。咖啡屋就是在帮助“被耽误了”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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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上图:李绍嬅将云峰画的蝴蝶印在包装盒上。左下图:店里的畅销品坚果塔。右图:2021年9月,云峰送给李绍嬅一幅新的《蜕变》,主色调从棕色变为亮色。李绍嬅说,颜色的改变说明他越来越开朗了。(本刊记者 陈霖/摄)

金领“杀无赦”的蜕变

李绍嬅上了央视后,许多金融界的朋友开玩笑对她说:“我要找你要签名!”其实,他们更加惊讶的是李绍嬅的转变:“这还是那个‘杀无赦’吗?”

台湾大学财务金融系是台湾最出名的金融系所,培养出很多国际金融人才。李绍嬅本科就毕业于那个系所。进入职场后,她考到了特许财务分析师(CFA)执照,迄今全台只有不到500人持有这个执照,是金融界衡量专业能力的指标。过去10多年,李绍嬅从“金领”、家庭主妇,再到听障人士的“妈妈”,性格和人生观发生了翻天覆地的转变……

进入职场第二年,我就连跳三阶,成了经理,还拿到配股,相当于公司股东。我蛮能干的,公司很重视我。那些年,我做得风生水起,每天踩高跟鞋,“咚咚咚”,出差住高档酒店,办事雷厉风行。

一个学妹办事效率低,我二话没说就 fire(解雇)掉她。我觉得这显得我铁面无私,非常专业。同事说我是“杀无赦”,对自己的学妹都不留情面。我就是很 tough(不好相处)的人。金融高管是没有泪腺的,竞争很激烈,哪有时间动感情?我当时认为,如果你流泪了或者表现出不舍,别人就会觉得你是弱者。

后来我和先生决定到北京发展。我们商量好,他先稳定工作,我来照顾两个女儿,等家庭稳定了再出来闯。刚到北京,我很不习惯。我口音重,容易被认出来是台湾人,买菜很难砍价。我坐出租车,司机师傅说话超快:“进辅路吗?”什么是辅路?我不懂,只好问。司机师傅生气又着急,冲我喊。我就很委屈,我只是不知道,为什么对我这么凶,哈哈!其实他也很无奈,觉得我长得和大家一样,为什么会听不懂?

我渐渐适应北京的生活了。做咖啡屋要置办东西、买食材,可家里只有先生在工作,为了保证我做公益不影响家庭,我就缩减开销。我以前蛮臭美的,买耳环要买1000多块钱的,现在就买40块的,也不买包包和鞋子,能省出不少钱。咖啡屋面临被拆风险时,我回台湾见到金融界老朋友,他们看到我掉眼泪很惊讶,也很讲义气,马上取钱捐给咖啡屋。

开咖啡屋也改变了我的两个女儿。无论去家访、培训,我一直带着她们。我觉得现在的小孩太关注自己了。如果我不喊她们出来,她们就在家里看电视、刷手机、玩iPad。我希望有一群朋友能分散她们对自己的“过分关注”,让她们学会融入。现在她们常来咖啡屋,有时我正烦恼要怎么和听障西点师沟通,一扭头,发现女儿已经在和他们玩剪刀石头布了。

这里我要说说云峰。他20岁了,以前在康复中心很爱画画,后来支付不起费用,被带回老家。可老家没有美术课,他不能学画画,就自我放弃,每天打游戏。

一年前,我把云峰接回来。我印象很深,他的眼睛没有光了,人也钝了,不是之前那个才子了。他买了只猫,我说不能养,猫毛进了厨房会有食品安全隐患。云峰大发脾气:“为什么要夺走我的猫?!”我和他商量:“我来买你的点心,你拿这个钱去买颜料。可如果养猫,猫毛跑进点心里,就没人买你的点心了,你也就不能画画了。云峰,你相信我。”那之后,他渐渐打开心扉,很刻苦,成了咖啡屋的骨干。

前阵子,他画了一幅画送给我,中间有只大蝴蝶,四周有几只小蝴蝶。他说,我是这只大蝴蝶,带着西点师这些小蝴蝶。他管那幅画叫《蜕变》。回看这些年,蜕变的不仅是他们,还有我,不是吗?

李绍嬅

高雄人,毕业于台湾大学财务金融系、台湾中山大学财务管理研究所,曾是财务分析师,2011年移居北京,后创办彩虹天使咖啡屋,专注听障公益,引发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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