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药发往海外的“中国名片”

何小薇按了按母亲头顶的百会穴，“麻不麻？”得到肯定回答后，她又找到四神聪、三阴交等几个比较安全的穴位，小心试探着。最终，她双手微微颤抖地扎下第一针，“我为妈妈针灸了30分钟，却像过了30年”。

何小薇是一位出生于塔吉克斯坦的女孩，后来与家人迁居俄罗斯圣彼得堡。30多年前，妈妈生下何小薇的姐姐时，因难产导致颅内压亢进，从而记忆力减退，当地最好的神经内科医生束手无策。在朋友推荐下，她的母亲决定去莫斯科扎针灸试一试，并在那里接受了15天的治疗。最终，她的母亲竟奇迹般康复了。

时针跳转至30多年后，何小薇已是中国黑龙江中医药大学的大三学生，“那一年，我接触到了治好妈妈的针灸”，暑假时，妈妈又有了失眠的毛病，服用一年安眠药后，副作用非常大。于是妈妈便请求女儿给她扎针灸。当何小薇终于做完针灸，已紧张得满头大汗。如释重负后，她疲惫不堪，很快躺在床上睡着了。但第二天天还没亮，她便被妈妈亲醒了：“我的小公主！我终于不吃药就能睡着了。”

30年前，何小薇的妈妈一定想不到，针灸能够再次治愈她的顽疾，而且治疗者还是自己的女儿。后来，何小薇还用针灸缓解了爸爸的耳鸣，从此他们全家都对中医更加深信不疑。如今，何小薇已硕士毕业，远赴迪拜的同仁堂开启一段新征程，她的梦想是能够到圣彼得堡开设一家中医诊所，成为“俄罗斯华佗”。

独一无二的“宝山”

最开始接触中医时，何小薇感到非常迷茫。来中国之前，何小薇在当地孔子学院学习过中国传统文化，但接触中医后才发现，自己只是貌似了解中国。“我以为只是来这里学一学穴位，然后就可以回去了，但一开始就接触到令人费解的气血、阴阳、经络等概念。”她说，这些概念都是西医拍片子看不到的，非常抽象。有一段时间，她甚至以为这些是“神话”“巫术”。直到亲眼见到患者的疗效，特别是自己给家人针灸之后的疗效，她才渐渐相信了。

语言是另一道关卡。“我对自己的汉语水平还是蛮自信的，因为不仅来中国参加过汉语桥比赛，还通过了汉语五级水平考试。”但接触到医古文这门课，看到《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等医学经典，以及《尚书》《周易》等儒家经典时，她才真正明白了汉语言的博大精深。“中国人经常用4个简单的字包容很广泛的含义。有些句子，我连字都认不全，比如《尚书》中说：天乃赐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一些中国同学告诉我，有些句子他们也不懂。还有一些句子，是我每一个字都认识，但连起来却不知道什么意思。比如《汉书》中说：精气内伤，不现于外，是所独失也。”

尽管困难重重，但这是成为优秀中医大夫的必经之路，“听老师讲解，我曾迷茫很长一段时间。到底什么是阴阳？为什么彼此之间一会儿升，一会儿降？”烦恼时，她打电话给远在欧亚大陆另一头的妈妈，“她告诉我：孩子，别放弃，有志气的蚂蚁能把大山搬走，而中医就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宝山，坚持吧！”

经过不懈努力，何小薇去年终于拿到了上海中医药大学硕士学位。实习时，她看到很多外国人前来中医院问诊，“一个瑞士富豪腿不好，常年在德国求医，做了几次手术后还是不能行走，于是抱着试一试的心理，来到上海做了针灸和推拿，情况竟好转了，现在除了上海，他哪里都不去，每年都要做中医治疗。”每当看到类似的情况，何小薇就会庆幸自己听了妈妈的劝告，继续攀登中医这座“宝山”。

和《环球人物》记者视频连线时，何小薇身边放着一壶茶。来到迪拜后，她第一时间找了中国茶道师傅，准备专心研究。“我还拜了一位古琴老师，准备系统学习。到洗浴中心按摩时，也不选择精油推拿，我会对他们说：我要中式推拿。”

在中国待得越久，何小薇就越意识到，中国文化是一个整体，各系统之间是和谐共生的。若要进一步了解中医，就必须深刻懂得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外国人不相信、也很难理解中国人为什么宁愿自己受委屈，也不愿说一些让别人生气的话。只有了解了中国的儒教、道教，生活在中国，亲身感受到中国的二十四个节气，才会真的理解中国人的温和、敦厚。”在中国生活十年的何小薇说，来到迪拜后，她第一时间寻找的并不是俄罗斯人，而是当地华人，因为她已经深深地爱上中国，而中医就是让她走进中国文化的那扇门。

其实，何小薇的故事只是千千万万来华求学的中医留学生的缩影。中医文化博大精深，一般人很难理解，而在国外却拥有庞大市场，这是越来越多洋中医诞生的土壤。何小薇的大多数留学生同学都是看到中医在本国的影响力后，慕名来中国学习，“有的甚至30多岁了，还不惜带着家人一起到中国”。

立法加快中医传播

1971年夏天，时任《纽约时报》副社长詹姆斯·赖斯顿访华。其间，他因急性阑尾炎住进了北京协和医院，接受阑尾炎切除手术。术后第二天，他出现了腹部肿胀，于是中国医生为他进行了针灸治疗。事后，赖斯顿回忆说，当时一位年轻的中国针灸师在他的右肘部和双膝下共扎了3针，并用了一种“廉价雪茄样”的艾卷灼烤腹部，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腹胀立刻减轻。当年7月26日，赖斯顿在《纽约时报》头版显著位置发表文章《现在，让我告诉你们我在北京的手术》，讲述这段神奇的旅程，这为美国刮起“针灸热”做了重要铺垫。

1972年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访华团点名要观摩针刺麻醉。在中方的安排下，30余名访华团成员及随团记者在北京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观看了针刺麻醉肺叶切除手术的全过程。这一画面由通信卫星直接传到美国，“针灸热”正式席卷全美。

其实，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就开始着手对外推广中医工作。当时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率先与我国建立外交关系，医学交流也随之展开，中医对外交流的主要特点就是为外交服务。

“针灸热”席卷美国，对其他欧美国家产生很大影响。但当时，针灸治疗在很多欧美国家还不合法，“针灸热”一度引发“不合法行医”的问题。在华侨华人的努力下，欧美国家的针灸和中医立法也开展起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际合作高级顾问、加拿大极康中医院院长卓同年向《环球人物》记者介绍，海外最早颁布“中医法”的是澳大利亚维多利亚省和之后的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这不仅对于中医规范化至关重要，更从另一个维度促进了中医的海外传播。“本地中医立法后，民众才逐渐开始相信中药汤剂。”

在澳大利亚积极推动中医立法的林子强回忆，澳联邦政府1989年草拟《药物管理法》，并于1991年2月通过实施。鉴于在医疗实践中广泛应用，该法将中草药列入互辅药类管理范围，澳大利亚因此成为全球第一个承认中药为药物的西方国家。

在该法通过过程中，林子强与澳洲全国中医药针灸学会联合会做出艰苦努力。作为亲历者，澳洲全国中医药针灸学会联合会秘书长刘炽京向《环球人物》记者回忆：“在据理力争中，西医曾经刁难，中医不可以用血压计，因为那是西医的仪器。林子强就和他们辩论：听诊器是你们的吗？为什么你们可以用？”

立法加快了中医传播。根据国家中医药管理局2021年4月发布的统计数据，目前全球已经有超过1/3的人口接受过中医药的相关治疗，中医药的传播范围已扩大至196个国家和地区。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数据显示，有113个成员国认可针灸等中医药诊疗方式，29个成员国为中医药的规范使用制定了有关法律法规。

中医也成为中国的一张海外名片。《中国国家形象全球调查报告》（2015—2019）显示，海外受访者普遍认为中医、中餐、武术最能代表中国文化。

立法对中医的海外发展也有其他重要作用。卓同年认为，经过几千年的历史证明，中医完全可以摆脱西医，走出一条独立发展的道路。刘炽京认为，中医在一定程度上应当与西医保持一定的距离，“很多人学习中医，却采用了西医的思维，这就造成临床上不会看病，开不出方子来。海外由于立法的原因，禁止中医使用化验、X光、核磁共振等手段，这就逼迫中医使用老祖宗留下的古方法”。

卓同年认为，有疗效是中医海外生存的“金方子”。在加拿大，中医是一种重要的替代性疗法，只有在西医看不好病的患者，才会问诊中医，而且要自己承担绝大部分的成本。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患者的容忍度比较低、期待值比较高，这也倒逼着中医医生不断提高水平。

从心底里关心人

2015年12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致信祝贺中国中医科学院成立60周年时强调，中医药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

在国外，很多人通过中医了解了中国。2006年，卓同年带着30多位外国患者一起到中国旅游，“他们惊呆了，因为他们脑海中，中国还是上世纪80年代的样子，西方媒体报道的也是中国落后的面貌。”

很多被中医治愈的患者，在后来都成为中医的支持者，并以口口相传的方式成为中医的推广者，进而成为带动家人和朋友成为中华文化的拥趸。

一次，一位小腿出现溃疡的老太太找到卓同年。“老太太按照西医疗法吃了两三年抗生素，但小腿上的脓包一直没有根治。她女儿陪她来一同问诊，我才发现，原来她女儿是当地有名的精神病专科医生。”卓同年说，只需要3个月时间，他便能祛除老太太腿上的顽疾，“她女儿不信，但我最终还是治好了老太太的病。最后她女儿说，之前对中医的印象就是唐人街里那些卖人参和煲汤的小商贩，真正的中医疗法改变了她的印象，颠覆了她的认知。”

卓同年甚至治好了一位心理学家的心理问题。“她在原配丈夫去世后，又和别人谈了一次恋爱，但感情受挫，陷入抑郁。”卓同年说，其实很多疾病和复杂的心理因素有关，“我就跟她开玩笑，你开导别人太多了，所以自己的心理堵塞了，肝气郁结，我帮你泻一泻。”心理学家最终被开导成功，卓同年从心理学层面详细跟她介绍中医的博大精深。“西方心理学都是悲观心理学，而中医是积极心理学。我跟她说，心理学家只能在一个频道上跟人谈话，但中医医生有很多频道，并且可以挑频道跟你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