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历史决议”团结全党同志如同一个和睦的家庭

1941年5月，《解放日报》连续两天刊登中央秘书处的一则征求文献启事：本处急需一九三〇年九月、十月间中共三中全会决议案，及一九三一年中央苏区党代表大会决议案各一件……当以解放社（中共中央在延安创立的出版机构）出版之任何书籍五本奉酬。

五本书的奉酬，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奖励，征集者之所以心情急切，是因为要编一部重要的书——《六大以来》。而编这本书的人，正是毛泽东。

“编辑历史文集、总结历史经验，不仅仅是为了回顾过去，更是为了指引未来。”中国延安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党建教研室主任王涛对《环球人物》记者说。这也正是4年后《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出台之要义。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历史决议”，从酝酿到形成耗时近4年，毛泽东直接参加起草并反复修改，全党高级干部多次讨论，最终对党内若干重大历史问题，尤其是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期间中央的领导路线问题作出总结。

王涛说，中国共产党总结经验的过程，是不断向着更深刻认识推进的。“对实践中产生的问题，党不断进行阶段性的总结。1935年的遵义会议在军事上和组织上解决了第五次反‘围剿’中的‘左’倾错误，但由于长征途中环境险恶，时间不充分，还来不及剖析‘左’倾错误的思想根源、理论根源。到了1938年的六届六中全会，就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命题。但怎么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怎么在党内统一认识、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索的成果形成正确的决议？这是1944年至1945年的六届七中全会的重要任务。”

“真正懂得独立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

召开于1931年初的六届四中全会，导致“左”倾教条主义开始在中央占据统治地位。时年27岁的王明凭借共产国际的帮助，一跃成为中共中央实际领导者。他从苏联学成回国不久，自称“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却没有实际斗争经验，只会教条引用马列经典，不顾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实际，主张夺取中心城市。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受到错误指责，当时党内甚至有一种说法，叫“山沟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

这年10月，王明赴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同样“左”倾的博古逐渐成为临时中央主要负责人。由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领导，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长征。而在长征初期，“左”倾教条主义者依然罔顾实际，导致几万红军将士血染湘江。

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遵义会议于1935年1月召开。与共产国际联络的电台在过湘江时被敌机炸毁了，中国共产党得以第一次完全独立自主地根据实际情况，作出历史性决断，恢复了毛泽东对红军的军事指挥权，确立了他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

毛泽东曾说：“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这次会议批判了教条主义。教条主义者说苏联一切都对，不把苏联的经验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

军事路线的转变，让红军“一反以前的情况，好像忽然获得了新的生命”。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二研究部副主任李珍告诉记者：“第一个‘历史决议’高度评价了毛泽东运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问题这一杰出思想的指导地位，肯定了确立毛泽东在全党领导地位的重大意义。确立毛泽东在全党领导地位的起点，就在遵义会议。会议集中全力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

不过，“军事路线上犯了错误，战争结果可以直接体现;但要认识到政治路线、思想路线上的错误，则艰难得多。”王涛指出了从遵义会议到第一个“历史决议”的10年间“左”倾错误反复困扰党内的难点所在，“1935年到1937年，瓦窑堡会议、苏区代表会议、白区代表会议陆续召开，试图初步总结‘左’倾教条主义问题。但这种总结牵涉对以往工作、方针和路线的认识，极为复杂，引起的反应相当激烈，党内还无法从全局和路线的高度认识‘左’倾错误。”

“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

王明在1937年11月的再次出现，某种程度上打断了这种尝试。但这一次，他不再是“左”的代表，而是带着右倾思想。

此时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时期。洛川会议已经确定了全面抗战路线，毛泽东在会上特别强调，要在国共合作中保持相对的独立自主，在战略上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在两党关系上也要保持组织的、政治的独立。这一观点得到与会人员的赞同。

可是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不完全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其执委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还认为，应当运用法国共产党组织人民阵线的经验，“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同时必须有熟悉国际形势的新生力量去帮助中国共产党。王明就被视作这样的“新生力量”。他一回国，就在政治局会议（即“十二月会议”）上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意见，着重否定洛川会议成果，并不点名地批评了毛泽东，“我们党虽然没有人破坏国共合作，但有同志对统一战线不了解，是要破坏统一战线的。”毛泽东后来说，自己在“十二月会议”上是“孤立的”。

会后不久，王明到武汉领导中共长江局。他在会见外国记者时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长蒋先生精明坚决、雄才大略，力能胜任领导全国抗战。”这在本质上是公然的右倾投降错误。

1938年3月，中共中央决定派遣了解“十二月会议”以来中国共产党实际情况的任弼时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并代替王稼祥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任弼时的详细汇报，使共产国际对中国的情况有了较多了解，在执委会主席团通过的决议文件中肯定了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的路线。王稼祥回国前，季米特洛夫与他谈话：“应该告诉大家，应该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共领导人，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

带着这样的口信和决议，王稼祥回到延安。1938年9月至11月，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桥儿沟举行。王稼祥在全会上正式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李维汉回忆说：“从此以后，我们党就进一步明确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解决了党的统一领导问题。”

毛泽东后来说，“六届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在这次会议上，他作了《论新阶段》的报告，指出今后抗战的总方针是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力求团结与进步。他还第一次鲜明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

毛泽东还号召全党开展马列主义学习竞赛。“我希望从我们这次中央全会之后，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看谁真正地学到了一点东西，看谁学的更多一点，更好一点。”在王涛看来：“这已经超越了一般意义上阶段性的经验总结，而是在为全党开展前所未有的思想教育做准备了。”

“党书一出”“恍然大悟”

之所以要开展思想教育，是因为党内仍没有从根源上认清“左”倾教条主义的危害。六届六中全会虽然纠正了王明当时的右倾错误，但对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的“左”倾错误，党内仍没有统一认识。与此同时，王明也没有彻底放弃自己的主张，还在1940年把反映其“左”倾观点的小册子印刷了第三版，企图在“成千累万的新干部新党员”中争取支持者，仍然具有欺骗性和蛊惑力。

如果党的高级干部没有真正做到独立自主和反对教条主义，中国革命在前进道路上仍会遭遇严重挫折，1941年的皖南事变惨剧就是集中体现。毛泽东意识到，“左”和右看似两个极端，但由“左”转到右，则说明“两极相通”，非“左”即右都根源于一个思想方法，即不了解中国具体实际或不能揭示中国革命客观规律的主观主义。要让全党看清过去的错误，只有把当时的文献编选出来，用白纸黑字说话。

毛泽东不在中央工作时，对中央有关会议和一些重要决策的具体过程也并不十分清楚。在征集、编辑六大以来文献的过程中，他读到许多自己在中央苏区时没看过的材料，更深刻感受到教条主义对中国革命的严重危害。他编辑的《六大以来》于1941年底印行，反响很大。汇编成集的党的文献，最早被称为“党书”。毛泽东后来说，“党书一出许多同志解除武装”“同志们读了之后恍然大悟，发生了启发思想的作用”。胡乔木也说：“当时没有人提出过四中全会后的中央存在着一条‘左’倾路线。现在把这些文件编出来，说那时中央一些领导人存在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就有了可靠的根据。”1942年和1943年，《六大以前》《两条路线》也相继出版。

这一系列文献材料的印行，也是以整风运动为背景的。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认识到，党内的思想矛盾会经常发生，解决这些矛盾绝不能单纯依靠组织处分和压服，而必须使党员干部学会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辨别是非，观察问题，因此要在党内进行一次普遍的、生动的、理论联系实际的、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方法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这就是整风运动。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报告《改造我们的学习》，深刻论述了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正式开启了整风运动。

整风运动分为党的高级干部整风，以及一般干部和普通党员整风两个层次，但两者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延安和各根据地积极筹备成立高级学习组，学习的内容主要是阅读六大以来党的历史文件，研究六大以来的历史，学习、研究马列主义的思想方法论。

学习研究党史的效果逐渐明晰。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七研究部主任王均伟对记者说：“没有对党的历史的正确认识和深入学习，要清理王明的错误思想影响是很难的，要达到全党的高度团结也是很难的。”一个鲜明的佐证是：在1941年9月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第一次“九月会议”）上，与会者对遵义会议之前的政治路线错误有了共识，但对六届四中全会的认识仍分歧严重;到了1943年的“九月会议”上，这一问题终于得到解决，许多中央领导回顾党的历史，并做了自我批评。从1943年9月起，中央领导层的整风开展到深入讨论党的历史问题阶段，不少地区召开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座谈会，党的高级干部从切身经验中，更深刻认识了党的历史上的路线是非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