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旅途?

父亲这一生走得最远的地方，是我当兵所在的北京。

1983年春天，我还是个新兵，父亲到北京看望我，背着一个黄挎包，里面装满了苹果，另外还提了一兜子花生米。那时候通信不发达，连队里没有直拨电话，父亲跟我最快的联系方式是发电报。

父亲嫌麻烦，没提前告诉我，拿着我写给他的一封信就上路了。父亲临出门的时候跟母亲说：“我就不信我堂堂一个校长，到了北京还打听不到信封上的地址。”

我的家乡不通火车，父亲先坐了100多里路的长途汽车，到烟台买了一张无座火车票，又站了14个小时才来到北京。

父亲出了北京站，把信封给一个三轮车夫看，说：“我要到26支局新卫楼。”所有的三轮车夫都摇头，说不知道新卫楼在什么地方。父亲蒙了，他在车站广场转了几圈也没有想出好主意。后来有人告诉他，北京市内寄信，一天就能收到，可以先找个旅馆住下，然后按照信封上的地址寄一封信问清楚情况。父亲想了想，也只能这么做了。

父亲不想住旅馆，他心疼钱，打算就在车站找个什么地方将就两天。这时候，有个当兵的从父亲面前走过，父亲看到当兵的，像见了救星一样，跑过去拦住人家，从包里掏出一捧花生往当兵的手里塞，把当兵的搞蒙了。后来父亲拿出信封打听路，当兵的才明白。凡是当过兵的人，都有父母到部队探亲的经历，知道父母的辛苦，于是特别热情。

当兵的也不知道信封上的地址怎么走，他启发父亲：“你儿子所在的兵营在什么位置？周围有什么建筑物？”父亲想了半天，想起我在一封信中说，兵营距离全国农业展览馆很近。当兵的就建议父亲直接奔农展馆，到了那边再打听。

他把父亲送上一辆开往农展馆方向的公共汽车，叮嘱父亲上了车后询问售票员到农展馆怎么走。父亲背着沉重的黄挎包，站在售票台前不敢挪窝儿，一会儿问一句：“到农展馆了吗？”售票员烦了，说：“到了能不告诉你？”父亲便赶紧闭嘴。在老家他是中学校长，可到了北京他是小学生。

父亲到了农展馆后，眼前一亮，他看到了农展馆对面的外国驻华大使馆。父亲的心怦怦跳，他知道我就是外事警卫部队的，急忙跑到大使馆门口向哨兵打听。哨兵说：“还远着呢，朝北走吧。”

父亲心里这才踏实，他不怕路远，就怕没有目标。

父亲就朝北走，沿着一座座插着外国旗帜的大使馆，一路走一路问。后来，他看到一个兵营大院，有当兵的在训练。父亲跑过去询问，队伍中的一个战士当即向排长报告，说通信员的父亲来了。排长让那个战士帮助父亲拎着包。刚上楼梯，那个战士就喊叫我的名字：“衣向东，你父亲来了。”

我以为他在跟我开玩笑，说：“你滚一边去，你父亲才来了呢。”我刚要转身走开，这时候父亲从楼梯上走来，站在那里傻傻地看我，一脸微笑。我一下子愣住了。

父亲的肩膀被沉重的包裹勒出了血，可他因为急着走路，竟然没有感觉到疼。第二天，他的肩膀肿了起来，他不敢动弹。

我和父亲的关系并不和睦，一年前的年底，我刚过18岁就偷偷报名参加征兵体检，顺利过关后，父母才知道。

去县城武装部集合的那天，因为没有交通工具，父亲陪着我步行去县城。

父亲知道我心里有事记恨着他，他走在我的前面，遇到险峻的路，或是一条河流，就站住，在一边等着我，并微微地张开双臂，做出随时扶我一把的样子，仔细地看我走过去后，他才又放开步子走。

斑斓的秋色一片片展现在眼前，两个一样高矮的男人沉默地走过。

新兵要上车的时候，挂在树上的大喇叭突然响了，播放的是歌曲《送战友》。父亲的泪水一下子涌出来，他抹了一把泪，朝着开动的车子招手，大声说：“到了北京，来信，来信啊……”

到部队安顿下来之后，回味父亲送我入伍的过程，我才理解了他内心世界里最为细腻的情感，也开始真正认识他。在后来将近30年的岁月里，父亲频繁地往返于北京和胶东那个偏僻的村庄之间。自从我到北京当兵，父亲每晚必看天气预报，了解北京的天气情况。父亲的心多半被牵扯到北京。

有一年，我回老家接父母到北京，给他们买了飞机票。飞机飞行在蓝天白云之上的时候，父亲的脸紧紧贴在窗口上，看着雪海一般的白云，他的嘴里不停地发出“哎哟”声，一脸的激动。那一刻，我的眼眶湿润了。

（杲 罡摘自台海出版社《孩子快跑》一书，刘程民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