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战场

那天在医院手术室外，空荡荡的走廊上，只有我、我的丈夫和妹妹。那是北京最冷的一天，站在走廊里，刺骨的风往袖子里钻，所有的椅子都是空的，但是我不能坐。有一阵我实在忍不住，坐了下去，可立刻就弹了起来，那是坐在冰块上的感觉。

大屏幕上显示出一排排准备接受手术的患者名字。父亲在其中，他的名字后面显示的是“术前”。我心里暗暗地希望：总是在“术前”也好，父亲就可以永远不进入“术中”；但是又希望父亲像排在他前面的人那样也在屏幕上显示“术中”，好快点结束这难熬的时刻。

一直盯着屏幕的眼睛仅仅眨了一下，父亲名字后面的字就变成了“术中”。我的心又被提了起来。手术前的签字，我几乎是闭着眼睛签的。这么多年，我已经不看那些手术前给病人和家属的“须知”。看与不看，字都是要签的，纠结是没有意义的，索性不纠结了。

手术前医生问父亲，能不能平躺4个小时？我脱口说不能，以他平时咳喘的激烈程度，平躺两个小时同时还要进行手术，几乎都是不可能的，何况4个小时。好多个深夜，母亲打电话来，我都能听到电话那头的父亲在剧烈咳嗽，咳嗽声划破夜空的宁静。但是那天，父亲望向主刀医生的眼神分明是微笑而坚定的，他平静地说：“可以。”

没想到一个小时刚过，父亲名字后面的字就变为“术后”。第六感告诉我，手术是成功的，我在内心暗自庆祝。尽管医生说这次手术的结果不好预测，只能边做边看，但有一种说法是，你越希望结果是什么，结果就越会是什么，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会祈祷。

电梯门打开，医生招手让我们进去。父亲安静地睡着，医生说：“老先生配合得非常好。”

出院那天，正值中午，父亲坐在轮椅上，经过护士站时，同以往一样，他坚持要去感谢医生。护士告诉他，医生都在休息，他双手抱拳，用微弱的声音表达了对护士的感谢。进电梯时，他发现护工已经走了，遗憾地说没有跟护工道谢。

后来，护工对我说，老人家总怕麻烦别人，总要说谢谢，总要穿得干干净净，从来不说疼。

那天是一个大风天，因为有路障，汽车没办法直接开到医院门前。有一段路处于风口，我们走过时突然狂风大作，父亲没有戴围巾，我赶紧脱下毛衣围在父亲的脖子上。大风掀开了我的大衣，灌进我空荡荡的胸口，因为父亲又打了一个漂亮的胜仗，我的心被裹在厚厚的喜悦里，并不觉得寒冷。

回家后，父亲坐在了沙发上，长年累月地坐在那里，沙发都被他坐出了一个坑。

客厅的窗户朝西，每天下午，阳光准时照射进来，温暖的黄色，让人生出一种此生复何求的心满意足。就想时间这样停下来也挺好，都不要出去赚钱，不要吃饭，不用看外面的世界，甚至不用去厕所，就这样，家里人围坐在一起。大部分时间是安静的，偶尔说点什么，父亲看着报纸，母亲又在纠结某一种药物的副作用。这样的时日，再好不过了。

父亲靠在右边的沙发扶手上，我们三姐妹曾经轮番劝说，让他挪一个地方，但是都没有成功。因为他的身体状况，他必须这样靠右倾斜着才感到舒服，母亲就只能坐在靠左边的扶手一侧。这是一组三人沙发，我每次去都坐在他们中间，把一句话翻来覆去说好几遍，对左边说完对右边说。父亲和母亲都是左耳听力更好一点，母亲只好把身体转过来，探过她的左耳。即便这样，我使出最大的力气，他们仍然听得似是而非，以至于答非所问。

现在，我会搬一个小墩子，放在他们俩前面的地上，我坐上去，让他们看着我说话。我记得有资料说，失聪的人可以根据口型猜出对方要表达的意思，我面对他们说话，效果果然很好，他们可以确切地知道我说的是什么。

这样的下午，坐在小墩子上，对面是年迈的双亲，乃名副其实的促膝交谈，人世间最平凡的抚慰，就在这两三平方米的空间里了。

父亲坐在下午的阳光里，像一位从战场上归来的将军，气定神闲地在看一本书，完全不像几天前还命悬一线的病人。这些年，他每年都要住院，记不清一年住几次了，各种各样的大小手术，将他的身体百炼成钢。

小时候我在父亲工厂的车间看过炼钢过程，一块块钢锭被放在熔炉里，在极度的高温下化成钢水，再被锻造成透明的金红色固体，钢花四溅，像焰火一样，绽放出奇异的光芒，最后经过淬火的洗礼，冷却成型。

我的父亲，就是在他人生的大熔炉的锻造中，一点一点成为我心目中的英雄的。

如果说父亲是一位英雄，那么他的身体就是他的战场，他的敌人就是各种疾病。他的战场比任何人的都大，因为他的敌人比别人多出一个又一个，因此他需要比别人多用好几倍的战斗力；他的战场形势复杂，因为他经常生出一些与众不同的病来。甚至有一个医生说，父亲的其中一种病，是“小众病”，并非去最有名的医院就可以看明白。最离奇的一次，我的丈夫拿着父亲的片子在一天时间内跑了北京5家著名的医院。父亲的那种“小众病”，最后是在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医院得到了最正确的治疗。

每次检查报告出来，父亲都是第一个看结果的人，他从不讳疾忌医，他会冷静地研究自己的病情并做出判断；他能看懂心电图，我的心电图他冷眼一看就告诉我：“左前分支阻滞。”跟检查报告上的诊断一字不差。自己的心电图，他每次看完都要跟我的妹夫探讨一下。妹夫是心脏病专家，每次父亲求证，他都会给父亲竖大拇指。

12年前，父亲的肾出了问题，需要进行一次大手术，这次手术的结果是父亲需要常年做透析。我们开了几次电话会议，商讨如何向父亲解释，当我带着兄弟姐妹的重托小心翼翼地跟父亲谈这件事时，没想到父亲非常理智，他反过来安慰我说：“爸爸是个经历过风浪的人……”

父亲开始了每隔一天做一次透析的生涯，这一做，就是十几年。

对于透析，我原本觉得就是“把身体里的血过滤一遍”。这几个字写起来很轻松，说起来更是上嘴唇碰一碰下嘴唇那么容易。有一天，因为一些紧急情况，我来到父亲做透析的病床旁，我的心被震疼了，血液仿佛要胀破心脏奔流出来，如果可以，那些鲜血我都想换给他——

父亲躺在那里，旁边是一台大机器，好几根粗管子连接着他的身体，那些鲜红的血从他的胳膊里抽出来，在那台透明的机器里转动。那么多的血，鲜红的血，水一样流动的血，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那台透明的机器在清洗他的血，然后再将血送回他的血管里。

父亲安静地躺在那里，手里举着一本书，另一只胳膊因为抽血而不能动。要这样躺四五个小时，他不能换手，所以他每次到医院都带一本薄薄的书或者杂志。因为这只手被他长时间举着，已经承载不住哪怕稍微重一点的东西。

从透析室出来，强烈的心悸让我无法平静，我的心被忧伤和疼痛填满，甚至没有缝隙可以让我的心脏多跳动几下。走出医院的大门，看到一个男人站在门口，我无所顾忌地向他要了一支烟。

父亲还有一件武器，就是他的笔，或者说是他的电脑。这些年，在与沉疴的搏斗中，他依然坚持写作。他每隔一天就需要透析一次，透析完回来，疲惫的他一下子瘫坐在沙发上，就像刚刚打完一场艰苦卓绝的战役，甚至没有力气挪一下位置。但是在两次透析之间的那一天，他又会坐到电脑前，将布满针眼的胳膊架在写字台上，写下一篇又一篇文章。他已经不能像从前，22岁写下《大学时代》，25岁写下《钢铁巨人》，人到中年写出《遥远的北方》那样的长篇巨著。现在他只能写一些短小的散文，他写故乡，写他工作过的地方，写亲情，写他眼中的世界，写他80多年的风风雨雨。但是，他从来没有写过他的病痛。他经历过世事的狰狞与温良，却一直以最朴素、最平常的真诚面对他不平凡的人生。

父亲每天坐在那里，在我心里，他俨然坐成了一位英雄。

阳光越过父亲的肩膀，照在墙上，那里有一张他年轻时的照片：西装革履，头发乌黑，风度翩翩。他在开怀大笑。

（果 果摘自《雨花》，本刊节选，刘 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