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下床的作家

杜鲁门·卡波特在充分斜倚时才能创作。他声称：“我完全是个横向作家。”一般人在结束工作后才躺到床上或沙发上，而卡波特在这些地方开始他的工作。一本笔记本枕在膝头，供他书写。一支烟和一杯咖啡，总是伸手可及。“我得一口一口地抽，一点一点地抿。”他说。一天下来，他的姿势保持不变，但饮品会改变。咖啡喝完后，会换成薄荷茶，之后是雪莉酒，到一天结束时，他的手里是一杯马提尼。

卡波特写稿，头两遍用铅笔，到第三遍时改用打字机。但他并不起身，而是将打字机搁在膝盖上，尽管这样并不稳当，但他依然能以一分钟100字的速度，把作品转录在黄纸上。手稿将被晾一段时间，之后卡波特会重新审读，以决定作品的命运。如果他想发表，他会把它再一次打出来，这次用的是白纸。

在每一回的修改中，卡波特会以大师的风范，打量他的文章。他还会十分仔细地推敲每一个细节，甚至标点符号都不放过。从一个句子内在的气韵，到故事的框架，卡波特会分阶段地改定手稿的每一部分。在他写作生涯的早期，他会列出详尽的大纲，但最终发现这一步毫无必要——好的想法总会在他的脑子里突然驾临。虽然如此，他更喜欢在写作进入佳境之前把结尾写好。这结尾，如同方位基点，引导他向最终目的地而去。

1944年冬天，卡波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写到一半，他决定放弃。他在亚拉巴马州门罗维尔的荒野漫步时，突然产生了写一部长篇小说的想法。灵光闪现让他迷失方向，难以找到回家的路。当他回到家，上了楼，便开始“以可怜的乐观主义”投入工作。这次写作的成果便是《别的声音，别的房间》——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榜单的处女作。

还在门罗维尔时，半夜在床上工作便成了卡波特的癖习。那时他和姨妈们住在一块儿。对于他的作息时间，她们以专横的关切，问长问短。他回忆起她们的批评：“你让所有事情都颠倒过来，这会损害你的健康。”她们的监视迫使他搬到新奥尔良，在那里他可以随心所欲地工作，不拘时间与地点。但仅仅几个月后，他又搬到曼哈顿，与母亲和继父生活在一起。他仍然是一位“颠倒的”作家，夜里10点到凌晨4点，大多数人在做梦，他却在创作。

像处女作一样，他的“非虚构小说”《冷血》也起源于灵感突发。1959年11月，卡波特翻阅《纽约时报》时，目光被一篇短文绊住。它讲的是堪萨斯州一个叫霍尔克姆的小镇上发生的一宗残忍的谋杀案，但缺少细节。他立即联系了《纽约客》的一名编辑，自荐写一篇与这起罪行有关的文章。在得到任务后，他马不停蹄地赶到堪萨斯州，开始工作。他手头的这篇文章，将会演变成一部史诗性的作品。

到写作《冷血》时，卡波特已经调到白天写作。他的作息表肯定能得到姨妈们的认可，然而我们可以想象，对于他轮着喝咖啡、薄荷茶、雪莉酒和马提尼，她们会作何反应。而且，尽管这一新的癖习会被他的亲戚们视为“正面向上”，但卡波特依然由着自己的性子，躺着写作，拒绝与世俗合拍。

（秋水长天摘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怪作家：从席勒的烂苹果到奥康纳的甜牙》一书，小 漫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