躬身入校

2017年，康乐接受邀请，去到祖籍所在地河北保定，成为河北大学有史以来第一位“院士校长”。引进院士，对中国任何一所大学都算得上荣光，但对康乐来说，成为一所本科院校的校长，他有自己的关切。

担任河北大学校长的6年半间，他也在探究大学教育的现状，解答那个萦绕他多年的困惑：孩子们小时候常把当科学家作为最高理想挂在嘴边，但上了大学，提升了学历，为什么以科学家为业的学生却越来越少？科学已经被纳入通识教育，但科学精神为何仍旧稀缺？

你若了解康乐的过往经历，便能理解他的困惑从何而来。

他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在那个中国高等教育的转折点上，他完成了从学士、硕士到博士的三级跳，踏上了科学道路。在有限的科研条件下，他通过对飞蝗进行系统研究，逐渐开辟出生态基因组学的新研究领域，成为该领域的国际领衔科学家，在2011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此后又入选美国国家科学院、欧洲科学院外籍院士，欧洲分子生物学组织外籍成员。

正由于这样的多重身份和丰富经历，康乐对大学教育的观察和实践，既有跨年代的对照，也有跨文化的对比。他还是一面镜子，你会在他的故事里，找到教育成就一个人的线索。

47年前，踏入高考考场的康乐就在回答“大学为何而读”的问题；而后，作为一名立于科学高峰的老学长，他在人生的搏击中，不断证明终身学习的价值；如今，在担任大学校长的躬身实践中，他深知大学教育设计的用意，也想为学生们引领一条他亲身验证过的路。

以下是康乐的讲述。

“提出自己的想法”

1977年高考有约570万名考生，录取人数是27.3万，我很荣幸成为其中之一。

那年我18岁，当时考大学，只有不到2个月的复习时间。我也没想好要做什么，对选专业也没概念和太多考虑，有的更多是一种对自我命运的抉择和把握，第一次为自己做主，那是非常庄严的事情。

今天很多大学生对自己未来的发展是迷茫的，缺乏对“我适合干什么”“我想干什么”“我能干什么”的认知和定位。我在大二那年，就确定自己要当科学家，没想过干别的职业。当时我隐约意识到，好像只有从事科学研究，我才能够提出一点自己的想法。

因为我发现，我对昆虫生活史的观察与别人不同。我当助教指导学生做实验，实验动物是飞蝗，当时学界普遍认为它有10个亚种，我想看看内蒙古的飞蝗属于哪个亚种。我用形态测量学的方法来测，却发现当地有2个亚种。根据地理亚种的概念，一个地方不可能同时存在2个亚种，我因此质疑国际上划分亚种的标准有问题。

当时我好奇的另一个问题是飞蝗两型的转变。为什么低密度的蝗虫是绿色的，高密度的蝗虫是黑色的？它们为什么可以相互转变？

通过观察象鼻虫、飞蝗，我意识到自然既复杂又有趣，发现自己的观察和别人有区别，研究成果发表后受到了关注，我的发展目标就落实下来。

今天我们上大学，仍然需要有意识地寻找目标。学习课程知识固然很重要，但激发自己对未知事物的兴趣、探索精神、质疑精神更重要，这就是科学精神。

科学精神的核心，一是追求真理，二是崇尚理性，三是敢于质疑。当人们具备科学精神的时候，就会用逻辑、实证和规律来判断事物，社会上才不会出现很荒谬的事情。

“做新的东西”

大学本科毕业后，父亲叮嘱我，要做新的东西。

后来我同时考上了中国农业大学和中国科学院的博士研究生，农大的教授管致和胸怀宽广，鼓励我去中科院：“农大你已经上过，就不要再上了。你换个学校，去认识新的人，去接触新的学科。”

来到中国科学院，我的研究方向变成了生态学。导师鼓励我去研究“新问题”：内蒙古锡林郭勒大草原上，为什么过度放牧的草场蝗灾严重，放牧强度弱的地方反而蝗灾轻？

1999年，中国加入“人类基因组计划”，我确信基因组学是新兴领域，是生命科学的火车头，它不囿于特定生物，我就把研究重心转到研究昆虫的基因组如何适应和响应环境的变化上。

2004年，我们有了第一篇研究论文，就此在国际上奠定了“生态基因组学”这个新的研究方向。

20多年来，我走的就是这样一条科研道路，始终在研究新的东西。

今天的大学也要创造新的东西，不做研究、不创造新知识的大学老师，是不合格的。

我刚到河北大学任职的时候，有的老师说，大学老师应该以教学为主，把课讲好就算完成本职工作了。我说，你错了，你把自己等同于一个高中老师了。有的老师不理解，说国外大学里也有老师就只是教学。我说，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只做教学的老师工资低、地位不高、退休早。

相当一部分老师没有做学术研究的习惯，只是在复制既有知识，缺乏对知识的深化和更新，这是很大的缺失。这其实暴露出不善于“发现问题”的能力短板，也就不会有挑战权威、独立创新的意识和机会。

大学老师有责任，也应当有能力创造新知识。即便是文科教师，也该提出自己的理论、观点，仅仅收集、整理、考证和注释是不够的。

让我意外的是，实际上很多理科老师没有实验室，文科老师没有工作室，在家里办公，这样怎么和学生交流呢？怎么激发学生对创新的兴趣呢？在学生的眼里，这样的大学老师就只是教书匠，其眼界、学识、谈吐甚至比不上一些优秀的高中老师。要知道河北是个高考大省，河北大学本科生的水平不低。

如果学生除了上课，就是参加社团活动，这是有问题的。哪怕学生以后不做学术研究，他们也应该走进老师的实验室和工作室，知道这些大学老师在思考什么问题，做怎样的事。

这也是我为什么鼓励河北大学的老师申报研究课题，并为之配备经费和研究生名额。当然，在资源分配本身并不均衡、机会不均等的情况下，申报科研课题、建大量实验室是有难度，但老师还是可以带着学生走出去做社会调研和实践，去利用社会资源。大学是开放的，封闭起来办不好。

在河北大学当校长，我想要解决的一个大问题就是，改变学校科研水平偏低的现状，创造新知识。我们引进了600名教师，有已经功成名就的、有潜力深厚的中坚力量、有刚毕业的优秀博士，3个梯队，改善了师资队伍的结构。这是学校的千秋大业。

还有一点同样重要。当年我的大学老师、中学老师来自天南海北，但现在的地方大学过于集中地招收本地人，容易形成狭隘的地域文化，不利于创新。

3个问题

过去我只接触少数研究生，但河北大学有4万名学生，通过这个机会，我才算是了解了今天大学教育的完整过程。

今天的大学生和当年的我们差别很大，当中有微妙的矛盾。这一代的大学生能更快地接受新鲜事物，能便捷地接触更多元的信息，但缺乏对知识的渴望和探索的欲望。他们敢于表达自己的诉求，对维护个人权益有强烈的主张，这是优点；但他们又对自己的未来感到迷茫，对“我适合干什么”“我能干什么”缺乏自主的认知和定位。

我认为，当代大学生最大的问题出在学习习惯上。从高中到大学本科，再到研究生，学习方式是需要转变的。能迅速适应这种转变的人，往往会成长得更快、更顺利。

在高中是掌握现有基础知识；到了大学本科阶段，就不该是等别人出题来作答，拼谁的考分高。大学里4年有40多门课，你有充足的机会拓宽知识面，激发兴趣，你喜欢的课程都可以选。大学提供了自学的条件，也帮助你评测学习能力，了解自己适合做什么。研究生期间，课程学习让位于科研，需要你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设计实验、创造新知识。尤其博士毕业以后，你要有能力独立开展研究。

但现在的问题是，学生把高中的学习模式复制到本科阶段，又把本科阶段的学习习惯复制到研究生期间，这就把整个知识的创新链延迟和推后了。

第二个问题是，文科和理科的界限过于明显。这导致理科生往往缺乏人文情怀，不善处理社会和人际关系；文科生缺乏科学理论和常识，缺乏逻辑思维和推理能力，我们的科幻电影少得可怜。

第三个问题，是由于就业的驱动，把大学教育当成了职业教育。就业是很重要，但当社会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的阶段，就业方向就会明显地倾向于服从人的兴趣和创造力。我们还没有实现这个转变。

人生如果没有事业作支撑，生活是很暗淡的。社会的生产力水平还有很大提升空间，不也需要我们从更高的层面改进吗？如果我们不去想自己能为社会创造什么，那我们离创新型社会还有很远的距离。

快与慢的辩证，学习穿越周期

当年我们那届大学生录取率只有4.9%，而今天的大学录取率已经超过80%。

这是社会的进步，但也要认识到，现在接受大学本科教育，实际上只是接受了最普通的高等教育。在大学习得的知识只是为你获取新的知识奠定了基础，不可能依靠一辈子，你要继续学习、终身学习。

很多家长没有真正意识到情况的变化，还在用善意的谎言误导孩子。高中之前，把繁重的学习任务放在孩子身上，然后说上了大学你就可以“放飞自我”了，这是错误的，是“一考定终身”的思想在作祟。

我们的教育要符合人才成长的基本规律，从小学到中学，学习强度应一点点地增加，要告诉大家，更大强度的训练在后边，更有挑战性的工作在后边。高考的优胜者，在研究生阶段未必优胜。即使你大学毕业后立马上岗实践，所学的知识也可能迅速过时，所以要有终身学习的信念。

1979年我上大二时，面对过一次重要抉择。一位教授开始招研究生，问我要不要直接跟着他做研究。我回去和父亲商量，他不建议我走这条捷径。他说，你们这代人学习基础不够扎实，你刚上了2年大学，马上就读研究生，看起来你这一步是走快了，但在未来的发展中，因为你的基础不扎实，反而会走得慢，你不要去抢跑。后来我和这位教授解释，他非常支持我的决定。

除了“一考定终身”，“名校情结”也是非常短视的观点。把大学分成三六九等分配资源，没有看到它们在教育职能上的分工不同。今天国家非常缺乏高级技术工人，这就需要职业技术学院去培养。

社会是有分工的，需要不同层次的人才。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之下，你必须平静地接受自己在社会中所处的实际地位，这个地位与你的能力基本是匹配的。

要继续往上走，就得学习。

涵养“人的精神”

我考察国外大学的时候发现，对比课程设置以及教材，高校之间差别没那么大。名校靠传承下来的精神发挥作用，主要是一种不甘平庸的精神。

哈佛大学注重传统，老楼、老教授多；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注重创新，国防、科研都跟得紧，学生进实验室的积极性很高；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给我的感觉是全面发展，文艺体育、学习创新、社会服务齐头并进，是年轻人的大学，有朝气。每所学校都有明显的特质。

在今天的普及化教育中，大学如何体现对个性的培养，让一个人能够按照他的个性发展？我强调的个性不是在日常生活方面，而是一个人在工作和事业上不那么四平八稳，敢于挑战常规，勇于创新。

很多学生的成长环境太单一，父母总在强调“你就好好学习，别的都不要干”，这样怎么能培养出个性来？18岁的大学生已经能够独立承担法律责任了，而现在的大学还要配备班主任，出点小问题还要请家长。过分的呵护，会延缓学生的心理成熟，心理和生理成熟的不同步会带来许多问题。

社会是一个有机的整体，需要分工合作。大学通过培育人才、科学研究、技术转让影响社会，但除了大学，还应该有很多国家实验室、部门实验室，企业也是重要的创新组织，应该有相应的研究中心和研究经费。它们有了分工合作的基础，就不会完全依托大学来创新。

大学的专业原本并不是专门为某个用人单位设置的。学生在大学里接受一些基本的训练，再到用人单位那里去继续学习和创造。

育人和创新都是循序渐进的长期过程，我研究的蝗虫飞行特征，正好呼应这个过程。蝗虫分散居型和群居型，散居型飞得快，但是飞15分钟必须停下来；群居型飞得相对慢，但飞得更久、更远。

人类社会不也是这样吗？

（屈 曲摘自《南风窗》2024年第14期，本刊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