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健康，由数据说了算吗

随着智能可穿戴设备和配套App（应用软件）的流行，健康管理变得更加便捷。各种各样的数据能让我们更好地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运动App的游戏化设计和计划制订等功能激励我们坚持锻炼。

我们之所以对数据如此痴迷，是因为我们赋予了数据相当重要的意义。这种意义很多时候来源于社会的压力——我们要健康、要成功，而各种技术的设计和App的呈现方式在不知不觉中强化着这种压力，并且将其内化为我们的行为准则，进而发展成一种自我监控。

自我监控的流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当下的社会非常崇尚个人的能动性，即所谓的新自由主义潮流。在健康方面，新自由主义的潜台词是，你的健康完全把控在自己手中，而可穿戴设备提供的这些关于身体的知识和数据等，都是用于打造自我的工具。在这种认知框架之下，所谓的“身体管理”就成为一种潮流。

可以说，在可穿戴技术的推动下，我们把与健康相关的因素，抽象成了个人可以掌控、管理的数据。

我们的健康，真由自己说了算吗

数据的确客观反映了一个人的身体状况和活动水平，但健康并不是仅靠个人就能够掌控的事情，还和周边环境、社会条件等因素高度绑定。

以步数为例，市面上所有的可穿戴设备，几乎都鼓励人们尽可能多地步行，增加活动量，人们也很容易通过这样的设备去设定每天的目标。步数不仅仅反映了活动量，也跟环境因素强相关，比如工作时是否久坐、是否需要照顾家庭、生活的社区是否适合步行、个人的生活节奏等。

但可穿戴设备对数据的展示，以及大众对运动和健康的理解，会让人忽略这些客观因素，把运动不足的原因全部归结于自我，把自己的生活、身体和环境割裂开来。

健康监测技术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它很少探查社会、环境的因素，而仅仅呈现个人需要提高的部分。运动尚且属于个人可以有意提高的行为，但当下的趋势是，把生活简化为一种可以提高的数据。

还有更极端的应用，通过可穿戴设备反馈的数据来探测人的情绪。说话的声音和当时的心率，会反映人当下是不是愤怒、焦虑等。情绪变成了可以用技术量化、优化的东西，个人需要好好地控制。但实际上，情绪是人和环境、周边互动产生的反应。我们固然可以通过感知自己的情绪对其进行管理，但如果和当下的环境脱节，只是记录数据，就没有意义。它把个人和环境互动的结果，简化成个人的责任。个体在这样的语境下，承受了双份压力：一份是健康问题带来的压力，另一份则是健康管理做得不够好带来的压力。人们应对压力最常见的方式就是回避，因此健康监测很难坚持下去。

通过数据形成的生产力文化

这种对数据的追求，也反映了生产力文化。用通俗的话来讲，优化自我是一种迷信。所有的数据应用，都相当于给自己制订KPI（关键绩效指标），用科学、客观的手段管理自己。但这种看似客观的数据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社会规则和大众的价值取向，并且通过对数据的展示，强化、加深了这种取向。

德国社会学家史蒂芬·马乌提出“指标社会”的概念。指标的一个作用，就是把多样化、丰富的世界，用数据压平成单一的、层级化的世界。指标的操作和呈现，都是在单一的坐标中体现价值取向，分出高下。

就像锻炼，从生理上来讲，的确能够让人的身体素质变好。锻炼需要量力而行，但许多人在陷入数据化的比较之后，反而把它看得很简单。卧推的重量、跑步的配速等数据似乎变成了锻炼唯一的追求，甚至人与人之间形成攀比，做到了就是成功，做不到就是失败。

在这种价值取向下，我们的身体观和行为观都变得机械了。我们会倾向于认为，身体和生活在数据的指导下，都是可预测、可掌控、持续而规则的。一切都可以被分析、规定和优化，一切都是生产力。

然而，生活和身体都充满了变化，有着大量不可掌控的时候。生活方式甚至健康本身，也是非标准化和个体化的，我们没有办法完全通过指标去衡量和比较。每个人在经济、社会层级和性别上都有不同的条件，用同样的行为准则去规训所有人是不公平的。

现代科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量化和标准化，用数据反映人群的健康水平。但只靠技术手段监测健康，远远不能概括生活和身体本身的复杂性，以及每个人所处环境的多样性。数据只是给人提供了标准化的、方向性的参考，最终还是要我们自己选择如何赋予数据具体的意义。

我们可以从健康监测和自我追踪中，获得有价值的知识。不是追求每天的、持续的进步，而是建立规律的、可持续的生活模式。这样做的前提是对自己生活的优先级有认知。

在工作繁忙的情况下，我们可以优先保证自己有充足的精力应付工作，而不是达到某个锻炼的目标。毕竟，在人劳累时，锻炼的效果也不会好。在这里，数据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劳累的根源，以及劳累和生活节奏之间的关系。数据呈现出来的劳累和压力，也能给自己一个放松的理由。数据是抽象的，而我们的生活和身体是具象的。对身体的追踪和技术的使用，我们最终还是要让抽象的数据平和、公正地反映我们的生活和身体状况，提供对我们更有意义的信息。

（马小鸽摘自微信公众号“看理想”，本刊节选，毕力格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