寂静的一代

如果以上一个时代为参照系，现在的大学生有诸多令人困惑和担忧的表现：很多本科生不再认为谈恋爱、结交挚友是大学生活的组成部分，取而代之的是跟虚拟人谈恋爱，在网上征集“搭子”。在这些功能性、碎片性的社交模式背后，是今天的年轻人越来越不愿意去背负一个完整的人的情感。他们在课堂上不跟老师互动，不抬头，也不打瞌睡，只是安静地盯着电子设备。更值得关注的是，这一代年轻人在与人建立关系时，并不想躬身入局。

竞争压力太大

有大学生把“不谈恋爱”“不沟通”“上课不发言”等沉默现象，概括为“节能模式”。节能的直接原因是高度竞争。青年学者郑雅君在《金榜题名之后：大学生出路分化之谜》里引用学者的推断：“新世纪前10年，我国普通高校毕业生人数已经开始大于劳动力市场中白领岗位的总需求人数，因此部分大学毕业生向蓝领岗位转移是必然趋势。”孔乙己若不想脱去长衫，就得为了更高学位展开竞争。

然而，无论是去国外深造还是在国内升学，学分和绩点都很重要。

晓鸿在填报高考志愿时，就特别留意每所大学的保研比例。上大学后，晓鸿遇到的第一个变数是，老师的打分标准不同，她被分到的专业课老师给分特别低；第二个变数是，同学间的成绩咬得太紧，她的排名处在保研的边缘，跟排在后面的同学只差0.03分。

晓鸿不能算作特别焦虑的备考生，因为很多同学都是一边努力做绩点，一边打探其他同学的成绩，同时还要防范他人打探甚至举报。

“自我探索”“人格成熟度”，是需要时间和耐心去尝试、琢磨的。一个人需要通过跟别人建立关系来认识自己。比如，跟别人起冲突时，划分责任、包容他人等，都会让一个人更成熟。

青少年时期延长

现在大学生的成长环境与以前的也不一样了。北京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教授苏彦捷说：“过去，我们认为青少年的发展阶段是12岁到18岁，青春期和青少年发展阶段是重叠的。现在，青春期提前到10岁至12岁，这是一个性成熟的生理发育过程。而作为心理概念的青少年发展阶段却延后到二十五六岁，这是一个成长为成熟个体的心理发展阶段。”

这一代大学生是在物质条件优越、家长无微不至的关注下成长起来的。家长对独生子女的投入太大，期望太高。很多家长的期待，还是单一的标准，就是学习好。苏彦捷在北大从本科一路读到博士，接触的也是学习最好的学生群体。她说：“有一句话可能由我来讲比较好，学习好不能代表一切。学习好的孩子，也会出现自杀、自伤等极端行为，产生各种问题。如果用成绩掩盖其他问题，将来就会遭到反噬。”

追求单一标准，就意味着学生根本没有时间进行其他方面的探索，即便是适应集体生活，也成了一项挑战。苏彦捷说：“我小的时候，大家一起玩儿，肯定会涉及同伴关系的处理。但现在的孩子，从小就没有玩伴，因为孩子们的时间都排得很满，互相约不上。”

孤独闯荡的游侠

晓鸿想保研成功，除了勤奋学习，还要时刻关注其他同学的成绩和选择。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刘云杉把现在大学生的这种处境，称为“猎手”现象。她在一篇文章里写道：“猎手时刻处于风险中，冷静、警觉且算计，既要瞄准猎物，又要警觉周遭的‘危险’与‘机会’，还要时时评估自己的体力与能力。他对猎物的热情是基于精准的计算，理性且有限；他的热情或紧张都聚焦在自身：或成为猎手，或成为猎物。”

从教育学的角度讲，核心问题是过去20年间教育本身发生的变化。21世纪初，为了减轻学生的学习负担，相关部门对基础教育课程进行了改革。改革的内容之一，是废除教学大纲，设置课程标准。与之相配套的，是淡化考试，用评价替代考试。

教学大纲和课程标准有什么区别呢？教学大纲讲的是知识点，课程标准讲的是学生的学业行为。刘云杉说：“它甚至写得非常具体，比如一道题有三种不同的解法，都要写出来；十分钟之内要完成几道题，等等。”这件事改变了教学活动和师生的行为。“现在提倡能力输出，能力输出的主体是学生，所以，教师就没那么重要了。学生通过刷题训练能力，教师变成了一个给学生提供信息分析的角色，比如，告诉你现在在区里排名多少。学生不断地树立目标，然后找自己和目标的差距，不断去提升自己。”

在这种教育模式下，为了达到目标，学习内容变得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策略。刘云杉说：“学生既要知道自己和目标的差距，也要知道自己在评价体系里的位置，然后有一个相应的对策。比如一个学生现在是第五名，他想争第三名，就要明确第四名和第六名是谁。这免不了要互相打探。”

但教育的内涵不能只是排名。刘云杉说：“教育最重要的是人与人之间、群体和群体之间的影响。过去的教育是以塑造人为重心的，落实到教育里，它关注的是学生的品格、学生间的关系，学生与其他人，以及社会、学科之间建立的信任。”在这种教育状态里，老师不仅教学生知识，也影响学生的学习习惯、生活态度；同学之间也有情谊。

课程改革之后，教育以事情为中心。一个个任务、一张张简历，把学生的关系和时空都拆解了。老师和学生的关系从教与学，变成监督测评与能力载体，学生自己对着课程标准学习。同学之间，从同伴关系变成竞争关系。因为考试不再是考查对知识本身的掌握，更多的是评价学生在群体中的位置。刘云杉说：“学生从小就很清楚自己在群体之中的位置。这个群体不是抽象的群体，而是具体到一个班级。”学生变成了一个自主学习者，获得了权利和自由。但同时，他成了一个孤独闯荡丛林的游侠。他没有引领他的师长，没有互相取暖的伙伴，也没有长期的、稳定的关系。他需要自己承担一切。

关系是成长中很重要的部分。刘云杉说：“成长就是进入一个更大的世界的过程，你一定要和更多人去建立坚实的关系。现在关系都被砍断了，变成一个个碎片化的事件。它以任务为中心，最后回到个人的指标上，成长就变成了指标和履历。在这样的背景下，学生想要成长，就得变成猎手。”

害怕交流

郑雅君提出一个“弱势背景学生”的概念，指那些父母是工人、体力劳动者、无业的低收入群体的学生，来自农村、西部偏远地区的学生，以及家庭中的第一代大学生。研究表明，来自弱势背景的学生对学校的投入和融入程度偏低，在师生互动和同学互动方面表现得不尽如人意，相应地，在教育成果上水平也偏低。

郑雅君还观察到，虽然从前的大学生也来自不同的地方，但总有一些共同的生活经验。但从“90后”“95后”，再到“00后”大学生，生活的圈层越来越隔绝，差距越来越大，很多学生拥有广阔的国际视野，但他们的同学可能在读大学之前，连省都没出过。

更重要的是，越强调某些事情的价值，就越会形成一种价值序列，从而打击到缺乏这些阅历的学生。在旁观者眼里，这只是信息差和适应时间的问题。但郑雅君认为，价值序列上的冲击，击碎了学生的自我认同。她说：“弱势背景的学生，在中学也是别人羡慕的对象。但他来到新的环境后，觉得自己没见过世面，就会产生自卑感。这种自卑感不仅会阻止他融入环境，也会系统性地消解他的自我认同，让曾经的骄傲与自信不复存在。在这种情况下，让他去拥抱社会是不现实的，他肯定会减少社会交往以维护自尊。”

建立精神穹顶

社交媒体上，可以搜到很多大学生发帖寻找“恋爱型学习搭子”。要求是，早上互道早安，开始学习；晚上互道晚安，交流当天的学习收获；随时随地互相抽查学习效果；其他时间，一起跑步、读书、聊大学生活。这些交往都是在“云端”发生的。

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新闻系副教授吴畅畅一直在研究青年文化。他说：“这是70多年前‘孤独的人群’这一概念的最新版本。‘我’不想认识新朋友，不想付出更多的心力去经营关系，但我需要有人陪伴。我希望以最低的精神治理成本，得到最高效的精神陪伴。”

如何理解年轻人在线上和线下的矛盾行为？吴畅畅对比过《奇葩说》和20世纪80年代初的《潘晓来信》。表面上看，二者针对的都是年轻人的困惑——人生的道路为什么越走越窄，但底层逻辑完全不同。它们最大的差别在于，在前者中，基本路线与宏大叙事被彻底消解了。

《潘晓来信》发生在改革开放初期。吴畅畅说：“那一代年轻人依然怀揣理想，笃定地认为，对国家、民族和社会承担责任是有意义和有价值的生活方式。”到了《奇葩说》的时代，年轻人的困惑已经没有此前的宏观价值体系作为参照。“笼罩在这一代年轻人日常生活上的精神穹顶已经变成丛林法则。在《奇葩说》里，大家只会借辩论的形式告诉年轻人，如何在丛林里存活。”

年轻人的困惑显得琐碎又狭隘，比如“背刺”同学、搞小团体、互相打问成绩、是否开关宿舍空调等。吴畅畅觉得，这些现象是一种应激式的对自我利益的关心。他说：“人们基本接受了若想在社会中占有一席之地就得各凭本事的现实逻辑。但问题是，在竞争中无法实现纯粹的公平。这种撕裂感，给了年轻人很大的压力。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就表现为对个人生活的极度关注。自己生活中的利益得失都没有解决，如何让他去关心宏大叙事？”

这套文化系统，也解释了年轻人的孤独。为了寻求慰藉，年轻人会向偶像寻求精神寄托。偶像，这个精神他者为他们提供了非常重要的信仰式支持。另一种方式就是“云陪伴”，跟AI谈恋爱、做朋友。年轻人既不想也不能打破这种孤独的状态，于是就在维持现状的情况下，以最低的成本获得一种解决的途径。

要找到真实的情感慰藉，恐怕还需要精神穹顶有意义感，需要回到真实的关系中。

郑雅君的一个访谈对象，是一个有着“弱势背景”的女孩。毕业后，她本来在一线城市找到一份很有发展前景的工作，但最后还是回了老家。郑雅君说：“回到老家后，她既能照顾父母，又被单位器重，同时，她的工作能够帮助家乡发展，改善乡亲的生活。这些都让她觉得自己的努力很有意义。”

（浩 定摘自《三联生活周刊》2024年第31期，本刊节选，Cyan Lin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