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只想走自己的路

“好委屈啊。”

一位生命行至晚年的女性回忆起自己大半生的婚姻生活时，如此感慨。

她是张赞英，知名植物画家曾孝濂的妻子。

《十三邀》节目里，许知远采访曾孝濂，顺带采访了张赞英。与大画家在采访里阔论植物生命哲学与人文艺术不同，张赞英所言，尽是世俗的委屈和怨气：与曾孝濂结婚后，为了丈夫的事业，她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梦想与事业。几十年来，她替丈夫操持一切，负担着家里的大小事务，牺牲奉献了一辈子。如果还有下辈子，她只想走自己的路。

接过脏纸巾的人

曾孝濂，1939年出生于云南威信，是中国知名植物科学画家、《中国植物志》插图作者，已发表插画2000余幅，被誉为“中国植物画第一人”。

2021年，《人物》杂志采访了这位知名画家。文章最后一部分提到了曾孝濂的妻子张赞英：张赞英插队到云南，在中科院云南植物所认识了曾孝濂。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张赞英争取到一个机会，到北京林业大学念书。然而，4年学习过后，出于家庭缘故，她最终还是咬牙决定回到昆明，回到丈夫和孩子身边。

往后几十年，为了成全丈夫曾孝濂在植物所的工作，张赞英几乎放弃了自己的事业和抱负。

晚年，曾孝濂当然也意识到妻子这一生为自己做出的奉献与牺牲，他觉得自己“实在幸运”，会口头上对妻子说“我就是靠你了”。

在2022年《人物》杂志出版的一部女性报道合集里，记者回忆了采访时的更多细节：“曾孝濂的夫人张赞英始终以一种极为耐心的态度在照护曾孝濂——一天三次提醒他下楼吃饭，给他剥橘子、倒水、泡咖啡，转达外界发来的每一封邮件和每一条信息。曾孝濂也早已习惯了这种全方位的照护，从食堂走出来，自己忘了扔掉的纸巾也会递给妻子。张赞英迟疑了一秒，还是接过了那团纸。”

当自我浮现，生命行至晚年，被问到“跟曾孝濂在一起最开心的是什么”，张赞英平静地坦言，“没有开心的”。

“跟他在一起的日子，很不好过的。他的世界里，只有他一个人，没有别人。”张赞英内心的不甘与怨气在于，丈夫全身心扑在自己的事业里，没有多余的情感与精力分给家庭。

反叛的人

2018年出版的历史小说《我不可能只是仰望着你》一书中，主人公是一个名叫玛莎·盖尔霍恩的美国女性，她是20世纪第一位战地女记者、小说家。

但玛莎同时还是大作家海明威的第三任妻子，是《丧钟为谁而鸣》的主人公原型。

与海明威相恋并结婚后，玛莎的个人时间被剥夺，写作才华被海明威掩盖，评论家甚至从她的文字里看出了海明威的痕迹。

独立的玛莎不愿做大作家背后的无名主妇。于是，她选择离开。她回到了她的战场。海明威在电报里咆哮着质问她：“你究竟是战地记者，还是我的妻子？”

可是在枪林弹雨里穿梭和报道的玛莎，才是真正的玛莎。

在2024年9月上映的国产电影《出走的决心》里，咏梅饰演的已婚女人决定出走，面对女儿的劝阻，母亲也说了一句类似的话：“我和你们是一样的，我也想有自己的生活。”

《出走的决心》改编自发生于2020年的一起真实事件。50岁的河南女人苏敏，因为难以忍受丈夫的长期家暴，开着自己贷款买的车离开家，开启了一场没有终点的自驾游。

离开后，等待她的并不是自由。为了与丈夫离婚，苏敏无数次与之谈判、对峙。丈夫张口要50万元离婚费。直到2024年7月，通过调节，苏敏给了男方16万元，才成功签订离婚协议。

“张赞英们”的处境略有不同。那些在功成名就者背后默默付出数十年的女性，往往不属于那种在经济和话语上处于绝对弱势的底层女性。前者与一个男人缔结婚姻，无论是否因为爱情，也终归是自由选择。

但苏敏也是在尽可能完成妻职和母职之后，在第三代上学后，才有勇气去观照自己。她们渴望自由，但也放不下对家庭的牵挂。这不能完全说是一种道德情感使然，更大概率，仅仅是出于一种惯性。

她之所以为她

植物学家的妻子并不怪罪爱情。在采访里，提问者许知远两次试图引导张赞英说出与曾孝濂结婚几十年的快乐与幸福，张赞英却哭了：“我这辈子，被困死在这个地方。我想出去走走，都走不了。我的时间，我的精力，全耗在他身上。我这辈子，很憋屈。他这样，我只有支持他。但支持了他，我一事无成。我真的，好委屈啊。”

耶鲁大学教授、作家玛侬·加西亚在2023年的新作《她之所以为她》里提到：在“某种特定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处境”下，女性更容易选择顺从。

2024年7月，201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爱丽丝·门罗的女儿安德莉亚公开了自己小时候被继父性侵的秘密。当女儿终于鼓起勇气告诉母亲自己所受的伤害时，门罗却因为无法离开现在的丈夫，选择了回避和沉默。

一个文学成就斐然的女性，也惧怕毁掉一段自以为美满的爱情，以及建立在这份爱之上的婚姻。这种看上去极大有悖于道德的感情定位，未必是一种懦弱，极可能只是一种惯性。

传统婚姻的社会经济特质让人们一直以来认为，一个好丈夫最好事业有成，至少经济扎实。而要成为一个好妻子和好母亲，最好擅长顺从与妥协，最好不要事业有成。

于是，一部分女孩从小就会被教育不需要建立太清晰强烈的“自我”，因为这不利于将来的个人幸福。

当她们满怀期望地走进婚姻，才会后知后觉地发现，琐碎的家务劳动、育儿工作，并不能给自己带来成就感。如果她们的丈夫恰好是在外部世界饱受期待的非凡者，她们的牺牲便变得更理所当然——为了更宏大的人类财富和瑰宝，缝上自己的嘴，去做沉默的援助者。

浪漫如潮水终会退去，而被它美化的爱情，实际上往往映照着每个灵魂深处的欲望、野心和攻击性。

中国台湾政治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许慧琦在著作《“娜拉”在中国》中提出了一种可能的解决之道：“光要女性出走并不够，还得男性回家。”

所谓“男性回家”，即通过公共政策、法律和教育，优化性别分工概念，尽可能地将生理价值与社会价值解绑。

“张赞英们”未必要成绩斐然，也许只是希望自己不要成为另一个人的附庸。她们可能只是渴望完整、平静且可以自我决定的一生，或者只是渴望能够充分意识和察觉自我的一生。

但这并不该以牺牲一个人选择爱情和婚姻的权利为代价。她们想要的，即便不是个人事业上的成就，也是一颗在感情里能回应自己的心，是用心看向她的目光，而不是口头上的感谢。

（大浪淘沙摘自微信公众号“南风窗”，本刊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