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玲珑

一

我回忆这段故事时，突然想起诸葛亮《出师表》中的一句话：“尔来二十有一年矣！”是的，不觉间，那个冰天雪地的玲珑一夜，已经过去21年了。

那一年春天，我和一帮人流落到招远玲珑的金矿，其中有陈平、新有、老碗、黄毛以及黄毛他爹。我们从灵宝出发，过徐州、青州、淄博，在绿皮火车上站了一天两夜，到辛庄火车站时，天蒙蒙亮，远远地看见渤海在荡漾。

海风很大，站前广场和马路像用扫把扫过一样，这时候，清洁工们还没有上班。这是我们第一次到山东，第一次见到大海。新有说：“我们去看看海吧。”大家说：“行。”

我们一帮人往海边走。其实广场离海还有些距离，太阳还没有出来，但估计也快冒头了。大海在宁静中动荡，浪花翻滚有声，有大船远远经过。勤快的人起来了，沿途有灯光亮起。有人走路，有人骑车，汽车发出轰鸣声。青春真是个好东西，30多个小时没休息，我们还有精力打打闹闹，胡吹乱嗙。

5天前，也就是正月初十，我们在灵宝找了5天活儿，矿山、苹果园、饭店、游戏厅，都找遍了，还是没找到。一年之计在于春，大家商量好了决不回去，不但不回去，今年还要挣大钱。

我们自己买菜，自己做饭，在陈平姐姐开的小旅馆里住了两天。正苦思无计时，陈平姐姐联系到了活路，招远玲珑的金矿有采矿的活儿。工头是湖北咸宁人，在井下包活儿，很早就发了财，资金雄厚，活路好，工资高。

黄毛用旅馆的座机打电话，把他爹也叫了过来。他爹当年55岁，在村里干着半死不活的文书工作。

天彻底亮起来了，经过一夜风吹，世界像新的一样。我只在若干年后北疆的萨尔托海见过这么明亮的世界。天空仿佛触手可及，又远得无边无际，它的亮度、透明度是我在老家商洛山看到的数倍。

大海近在咫尺，我们小跑起来。按节令，还没有打春，空气异常凛冽，大家的头发、衣服被风掀了起来。

有一个声音喊我们：“大兄弟们，吃饭了没有？”我们都停下来，扭头看。在路边，有一个小小的水饺摊，摊旁，有两个女人，一老一少，向我们招手。

水饺摊的红色大伞下，有一个煤炉子，炉子上有一只钢精锅，锅里冒着热气，在冷空气里变成阵阵白雾。我们知道，那锅里煮着饺子。这时候，大家都感到饿了。吃了水饺，大家依旧执意要去看海，仿佛千里辗转来山东，不是为了打工挣钱，而是专门来看海的。水饺摊的主人是一对母女，女儿堪称“小镇的章子怡”。她说她在玲珑镇邮局上班。

这一刻我们还不知道，半个月后，这个女孩成为我们与老家之间唯一的信息传递人。

二

这是一口有近千名工人的矿井。在此之前，我从没见过规模如此庞大的金矿，而且是一口竖井。

经过3天简单的培训、考试，我拿到了爆破工资格证。所有矿山对爆破工实行的是一坑一证制，离职，就意味着证件失效。这是我拿到的第3本爆破工资格证。

在此之后到2015年春天，因做颈椎手术离开矿山，我共拿过11本爆破工资格证。在我认识的爆破工人中，我是拿爆破工资格证最多的一个。但它们并不代表什么，除了见证一个人从业的持久与动荡。

每天早上8点，工人们排成两行，鱼贯进入罐笼，随罐深入大地的腹腔——1500米深的地下世界。第一只罐下到500米处，这里是一个巨大的车辆集散地，一个枢纽，所有的重型矿车在这里进入罐笼，被提上地面，所有的空车从这里出发，到该去的地方。

一部分工人留在这里工作，另一部分工人在这里换乘，下面还有两级罐笼，每级500米深，最后的工作面位于地下1500米的深处。陈平、新有、黄毛和他爹、我，都被分在了这个工作区域，老碗被分在第二级。我是我们几个人中唯一的爆破工，陈平有点儿基础，做了我的副手。

在新疆鄯善县靠近火焰山的一处矿山，我感受过6月野地的燥热。从宿舍所在的地窖到吃饭的小食堂，来去300米，穿着拖鞋踏在沙地上的感觉，让我想到电饼铛烤饼的过程。而距地面1500米的地心世界的情景与戈壁的夏天略有不同，那是一种闷热，人仿佛处在一只密闭的蒸锅里。

这里的铁轨四通八达，矿车在这里来来往往，推矿车的人一律赤身裸体，一丝不挂，只有脚上穿着雨鞋。在矿车提升口，放着一排五颜六色的塑料壶，它们大大小小，装的水满满浅浅，各有其主。

当完成了一车矿石或渣石的输送，工人们会提起属于自己的那只水壶，仰起脖子，猛灌几口。凉白开和汗水沿着身体流下来，从胸口到肚皮，画出条条斑痕。

我们与新有、黄毛、黄毛他爹，每天早上在提升口分手，下午在提升口会面，有时他们早到一步，有时我们早到一步，早到的人会为迟到的人留下最后一口水。我们在这里穿上衣服，两小时后，在竖井口与落日和暮色相见。

我已经想不起老碗的模样来了，只记得他很矮，肚子有一点儿大。有一天晚上，我们睡在床上，身下的竹夹板硌得身子生疼。老碗突然说：“我们还是跑吧！”我们都问：“为啥跑？”我知道所有人都想跑，不跑的原因是发工资的时间还早，而且身上都已没有多少路费了。

老碗说：“明天你们起爆的时间定在下午5点，我再看一下。”陈平说：“你又不在一起干，你看啥，咋看？”老碗说：“我看海浪。你们就在海下面爆破，炮一起，海浪就跳起老高，我看是不是真要透了。”

新有说：“你别说得这么吓人，带班的说爆破点离海床还远呢！”老碗说：“还是小心些好，我注意几天了。”他说完，就睡过去了。

5年后，老碗一个人到了郑州，安装高速公路边的牌子，成了高空“飞人”。又过了5年，他从铁架上“飞”了下来。去年某一天，我骑摩托车路过他的坟头，一树杜鹃开满了花。

岩石顽硬极了，钻头在石头上因反作用力被弹回来，震得我的虎口生疼。我们每完成一轮钻孔爆破，需要足足8个小时。

在每次起爆前，我都会看看手里的罗盘，这是定向掘进必需的仪器，看罗盘是爆破工必须熟悉的技能。看着那细小的经纬度刻线，我知道我所处的位置，心里有一些担忧。但对陈平，我什么也没说过。他还是个孩子。

有时候，恍惚中，我看见头顶，有巨大的珊瑚，蔚蓝的海水，黑头鱼，小黄鱼，梭鱼，它们激荡、欢跃。阳光铺在海面，一轮大船满载货物，驶往遥远的异乡或他国。

三

矿上没有水源，用水需要专门的送水人，每个工队都有一两个送水人。给我们送水的是一对父子，他们就住在附近村子。老头说：“这水，是自家的井水，可干净了。”

送水的老头矮个儿、干巴，他的咳嗽声和他运水的三轮车的声音一样急促、沉重、传得远。儿子挺壮实，有劲儿，把三轮车开得飞快。

我们属于咸宁工头的下属小工队，水钱、粮菜钱自然由他来结，我们只负责赊账、记账。我专门负责记账，有一个小本子，记得密密麻麻的。

我记账时，老头爱趴在旁边看，不是怕记错了，而是看我写字。有时他会咂咂嘴：“小伙子，字写得真不孬，是个文化人啊！”

有一天是个阴天，无雪，也无雨，但奇冷。我们住的是废弃的水泥砖房，风从檐口灌进来，把石棉瓦揭起来，又放下，循环往复。

工队钻头用完了，新钻头还没买回来。工头对我和陈平说：“你们俩休息两天，伙食费我来补。”我们俩就在家里睡觉，刚睡着，门被推开，送水的小伙子喊我：“师傅，师傅，我爹叫你去我家喝酒。”我有点儿发愣，问：“喝啥酒？你要结婚？”小伙子说：“不是，去了就知道了。”我出了门，跨上小伙子的摩托车后座。

这是一个小土院子，一溜儿院墙围着3间正屋。

老头招呼我在火炉旁就座，炉子边是一张方桌，菜早已炒好，一盘花生米、一盘萝卜片、一盆鸡肉，还有一瓶高粱酒。屋里别无他人，这是一对光杆父子。

我问：“有啥喜事儿，这样破费？”老头说：“没啥喜事儿，喝了再说。”

喝着酒，老头问我：“你知道孟良崮战役吗？”老头红着脸，显然不胜酒力。我一愣，随即说：“知道啊！”他又问：“国民党的七十四师是不是都战死了？”我有点儿摸不着头脑，心想：这老头是不是真醉了？

我嘴里说：“我哪里知道，不过，3万多人，哪能都战死了，肯定有逃出去的。”他又问：“你知道新竹在啥地方吗？”我更加迷惑了：“那不是在台湾吗？”老头突然两眼放光：“你这样说，这封信就是真的了。”他从卧室里抖抖索索地拿出一个信封，里面有一封信。

信的内容是：“侄儿，我还活着，1947年5月孟良崮那一战，我们连队在桃花山坚守，部队都打光了，只有我和班长逃了出来。1949年春天，我跟人到了台湾。我目前在新竹，无儿无女，现在大陆政策开放了，准备回来探亲，回来，就不准备走了……”老头吃一口菜，说：“信上说的和老掌柜说的都对上了。”这儿的人把长辈叫掌柜的，我知道老头说的是自己的爹。老头接着说：“掌柜临走时还在念叨弟弟，说肯定还活着，没想到真让他说准了。老掌柜是想弟弟想死的，如果早得到信，也许还能多活几年。我得好好送水，好好活着，挣够了钱，盖座小楼，等叔叔回来了住。”

10天后，我终于带着一班人跑路了，原因很简单，工资太低，而且到年底才能结清。工头对我们很生气，派人在车站拦截。其实，他没有付我们一分钱的工资，没有任何经济损失，他损失的是一支队伍。我不知道工队欠下的送水人的钱付了没有，也不知道老头后来有没有挣够钱，盖起小楼。

四

6个人终于达成一致意见——跑路！

在矿山，工人选择跑路是常有的事儿，当然也是迫不得已的事儿，没有一点儿“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的潇洒。

那一天，在推矿车时，黄毛他爹的手指被车轮轧了。矿车聚集到提升口那儿，在半道一个地方要变轨。变轨，就是将矿车从一条轨道上调改到另一条轨道上，这是个技术活儿，要手疾眼快，还要精、准、狠。

矿车在高速行进中猛然用手搬动一小节活动的轨道，让它接住另一条轨道继续行驶，这个过程与火车变轨一模一样，只不过后者是电动，前者是手动。

黄毛他爹那天手有点儿慢，手还没有离开轨道，车轮就过来了，结果食指被轧掉了一截。黄毛他爹捧着血手找到工头，要钱去诊所包扎。工头正在打牌，说：“给你们的生活费都花完了？”工头每天给每个工人8元零花钱，买油盐酱醋或头痛脑热时用。

黄毛他爹说：“我抽烟，比别人花钱多，一天不够一天。”黄毛他爹用另一只手攥着受伤的手，那一只手吧嗒吧嗒地往地上滴着血点儿。黄毛知道他爹疼得很，点了一支烟塞进他爹嘴里。

那时候，谁受了伤，旁边的人都会点一支烟塞进伤者的嘴里，不管受伤者平时抽不抽烟，免得他发出呻吟声。

这个方法很管用。工头说：“只有50元，20元包伤，剩下的就不用还我了。”

晚上，大家商量怎么办，最后，大家的意见很一致：跑路！这儿结工资的惯例是月小结、年大结，谁也没有把握年底能大结，何况离年底还有遥遥11个月。

但怎么跑？大家商量的结果是不能往回跑，以这儿为根据地，一部分人留守，一部分人另外找活儿。因为一旦停工，生活来源会立刻断掉，天寒地冻的，至少得有个睡觉的地方。

同时，大家也做了最坏的打算，如果实在找不到活儿，回家得有路费，过去大半个月了，鸡零狗碎的，大家都没钱了。

新有家离镇上近，他给家里打电话，让他的家人通知其他人的家里，每家准备200元钱。但钱怎么能到大家手上？

当时谁也没带银行卡，于是我们想到了卖水饺的姑娘，从邮局汇款。此后半月里，那个女孩就成了我们与老家之间唯一的信息传达人。

其余的人继续上班，陈平和我去找活儿。我们翻过高高的山梁，到了黄县。黄县是当地人的叫法，其实地图上叫龙口市，属烟台市管，它与玲珑矿就隔着一道山梁。我们站在山梁上回头看，渤海似乎更近了，蓝得像一半天空落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