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玲珑

作者: 陈年喜

在玲珑0

我回忆这段故事时,突然想起诸葛亮《出师表》中的一句话:“尔来二十有一年矣!”是的,不觉间,那个冰天雪地的玲珑一夜,已经过去21年了。

那一年春天,我和一帮人流落到招远玲珑的金矿,其中有陈平、新有、老碗、黄毛以及黄毛他爹。我们从灵宝出发,过徐州、青州、淄博,在绿皮火车上站了一天两夜,到辛庄火车站时,天蒙蒙亮,远远地看见渤海在荡漾。

海风很大,站前广场和马路像用扫把扫过一样,这时候,清洁工们还没有上班。这是我们第一次到山东,第一次见到大海。新有说:“我们去看看海吧。”大家说:“行。”

我们一帮人往海边走。其实广场离海还有些距离,太阳还没有出来,但估计也快冒头了。大海在宁静中动荡,浪花翻滚有声,有大船远远经过。勤快的人起来了,沿途有灯光亮起。有人走路,有人骑车,汽车发出轰鸣声。青春真是个好东西,30多个小时没休息,我们还有精力打打闹闹,胡吹乱嗙。

5天前,也就是正月初十,我们在灵宝找了5天活儿,矿山、苹果园、饭店、游戏厅,都找遍了,还是没找到。一年之计在于春,大家商量好了决不回去,不但不回去,今年还要挣大钱。

我们自己买菜,自己做饭,在陈平姐姐开的小旅馆里住了两天。正苦思无计时,陈平姐姐联系到了活路,招远玲珑的金矿有采矿的活儿。工头是湖北咸宁人,在井下包活儿,很早就发了财,资金雄厚,活路好,工资高。

黄毛用旅馆的座机打电话,把他爹也叫了过来。他爹当年55岁,在村里干着半死不活的文书工作。

天彻底亮起来了,经过一夜风吹,世界像新的一样。我只在若干年后北疆的萨尔托海见过这么明亮的世界。天空仿佛触手可及,又远得无边无际,它的亮度、透明度是我在老家商洛山看到的数倍。

大海近在咫尺,我们小跑起来。按节令,还没有打春,空气异常凛冽,大家的头发、衣服被风掀了起来。

有一个声音喊我们:“大兄弟们,吃饭了没有?”我们都停下来,扭头看。在路边,有一个小小的水饺摊,摊旁,有两个女人,一老一少,向我们招手。

水饺摊的红色大伞下,有一个煤炉子,炉子上有一只钢精锅,锅里冒着热气,在冷空气里变成阵阵白雾。我们知道,那锅里煮着饺子。这时候,大家都感到饿了。吃了水饺,大家依旧执意要去看海,仿佛千里辗转来山东,不是为了打工挣钱,而是专门来看海的。水饺摊的主人是一对母女,女儿堪称“小镇的章子怡”。她说她在玲珑镇邮局上班。

这一刻我们还不知道,半个月后,这个女孩成为我们与老家之间唯一的信息传递人。

这是一口有近千名工人的矿井。在此之前,我从没见过规模如此庞大的金矿,而且是一口竖井。

经过3天简单的培训、考试,我拿到了爆破工资格证。所有矿山对爆破工实行的是一坑一证制,离职,就意味着证件失效。这是我拿到的第3本爆破工资格证。

在此之后到2015年春天,因做颈椎手术离开矿山,我共拿过11本爆破工资格证。在我认识的爆破工人中,我是拿爆破工资格证最多的一个。但它们并不代表什么,除了见证一个人从业的持久与动荡。

每天早上8点,工人们排成两行,鱼贯进入罐笼,随罐深入大地的腹腔——1500米深的地下世界。第一只罐下到500米处,这里是一个巨大的车辆集散地,一个枢纽,所有的重型矿车在这里进入罐笼,被提上地面,所有的空车从这里出发,到该去的地方。

一部分工人留在这里工作,另一部分工人在这里换乘,下面还有两级罐笼,每级500米深,最后的工作面位于地下1500米的深处。陈平、新有、黄毛和他爹、我,都被分在了这个工作区域,老碗被分在第二级。我是我们几个人中唯一的爆破工,陈平有点儿基础,做了我的副手。

在新疆鄯善县靠近火焰山的一处矿山,我感受过6月野地的燥热。从宿舍所在的地窖到吃饭的小食堂,来去300米,穿着拖鞋踏在沙地上的感觉,让我想到电饼铛烤饼的过程。而距地面1500米的地心世界的情景与戈壁的夏天略有不同,那是一种闷热,人仿佛处在一只密闭的蒸锅里。

这里的铁轨四通八达,矿车在这里来来往往,推矿车的人一律赤身裸体,一丝不挂,只有脚上穿着雨鞋。在矿车提升口,放着一排五颜六色的塑料壶,它们大大小小,装的水满满浅浅,各有其主。

当完成了一车矿石或渣石的输送,工人们会提起属于自己的那只水壶,仰起脖子,猛灌几口。凉白开和汗水沿着身体流下来,从胸口到肚皮,画出条条斑痕。

我们与新有、黄毛、黄毛他爹,每天早上在提升口分手,下午在提升口会面,有时他们早到一步,有时我们早到一步,早到的人会为迟到的人留下最后一口水。我们在这里穿上衣服,两小时后,在竖井口与落日和暮色相见。

我已经想不起老碗的模样来了,只记得他很矮,肚子有一点儿大。有一天晚上,我们睡在床上,身下的竹夹板硌得身子生疼。老碗突然说:“我们还是跑吧!”我们都问:“为啥跑?”我知道所有人都想跑,不跑的原因是发工资的时间还早,而且身上都已没有多少路费了。

老碗说:“明天你们起爆的时间定在下午5点,我再看一下。”陈平说:“你又不在一起干,你看啥,咋看?”老碗说:“我看海浪。你们就在海下面爆破,炮一起,海浪就跳起老高,我看是不是真要透了。”

新有说:“你别说得这么吓人,带班的说爆破点离海床还远呢!”老碗说:“还是小心些好,我注意几天了。”他说完,就睡过去了。

5年后,老碗一个人到了郑州,安装高速公路边的牌子,成了高空“飞人”。又过了5年,他从铁架上“飞”了下来。去年某一天,我骑摩托车路过他的坟头,一树杜鹃开满了花。

岩石顽硬极了,钻头在石头上因反作用力被弹回来,震得我的虎口生疼。我们每完成一轮钻孔爆破,需要足足8个小时。

在每次起爆前,我都会看看手里的罗盘,这是定向掘进必需的仪器,看罗盘是爆破工必须熟悉的技能。看着那细小的经纬度刻线,我知道我所处的位置,心里有一些担忧。但对陈平,我什么也没说过。他还是个孩子。

有时候,恍惚中,我看见头顶,有巨大的珊瑚,蔚蓝的海水,黑头鱼,小黄鱼,梭鱼,它们激荡、欢跃。阳光铺在海面,一轮大船满载货物,驶往遥远的异乡或他国。

矿上没有水源,用水需要专门的送水人,每个工队都有一两个送水人。给我们送水的是一对父子,他们就住在附近村子。老头说:“这水,是自家的井水,可干净了。”

送水的老头矮个儿、干巴,他的咳嗽声和他运水的三轮车的声音一样急促、沉重、传得远。儿子挺壮实,有劲儿,把三轮车开得飞快。

我们属于咸宁工头的下属小工队,水钱、粮菜钱自然由他来结,我们只负责赊账、记账。我专门负责记账,有一个小本子,记得密密麻麻的。

我记账时,老头爱趴在旁边看,不是怕记错了,而是看我写字。有时他会咂咂嘴:“小伙子,字写得真不孬,是个文化人啊!”

有一天是个阴天,无雪,也无雨,但奇冷。我们住的是废弃的水泥砖房,风从檐口灌进来,把石棉瓦揭起来,又放下,循环往复。

工队钻头用完了,新钻头还没买回来。工头对我和陈平说:“你们俩休息两天,伙食费我来补。”我们俩就在家里睡觉,刚睡着,门被推开,送水的小伙子喊我:“师傅,师傅,我爹叫你去我家喝酒。”我有点儿发愣,问:“喝啥酒?你要结婚?”小伙子说:“不是,去了就知道了。”我出了门,跨上小伙子的摩托车后座。

这是一个小土院子,一溜儿院墙围着3间正屋。

老头招呼我在火炉旁就座,炉子边是一张方桌,菜早已炒好,一盘花生米、一盘萝卜片、一盆鸡肉,还有一瓶高粱酒。屋里别无他人,这是一对光杆父子。

我问:“有啥喜事儿,这样破费?”老头说:“没啥喜事儿,喝了再说。”

喝着酒,老头问我:“你知道孟良崮战役吗?”老头红着脸,显然不胜酒力。我一愣,随即说:“知道啊!”他又问:“国民党的七十四师是不是都战死了?”我有点儿摸不着头脑,心想:这老头是不是真醉了?

我嘴里说:“我哪里知道,不过,3万多人,哪能都战死了,肯定有逃出去的。”他又问:“你知道新竹在啥地方吗?”我更加迷惑了:“那不是在台湾吗?”老头突然两眼放光:“你这样说,这封信就是真的了。”他从卧室里抖抖索索地拿出一个信封,里面有一封信。

信的内容是:“侄儿,我还活着,1947年5月孟良崮那一战,我们连队在桃花山坚守,部队都打光了,只有我和班长逃了出来。1949年春天,我跟人到了台湾。我目前在新竹,无儿无女,现在大陆政策开放了,准备回来探亲,回来,就不准备走了……”老头吃一口菜,说:“信上说的和老掌柜说的都对上了。”这儿的人把长辈叫掌柜的,我知道老头说的是自己的爹。老头接着说:“掌柜临走时还在念叨弟弟,说肯定还活着,没想到真让他说准了。老掌柜是想弟弟想死的,如果早得到信,也许还能多活几年。我得好好送水,好好活着,挣够了钱,盖座小楼,等叔叔回来了住。”

10天后,我终于带着一班人跑路了,原因很简单,工资太低,而且到年底才能结清。工头对我们很生气,派人在车站拦截。其实,他没有付我们一分钱的工资,没有任何经济损失,他损失的是一支队伍。我不知道工队欠下的送水人的钱付了没有,也不知道老头后来有没有挣够钱,盖起小楼。

6个人终于达成一致意见——跑路!

在矿山,工人选择跑路是常有的事儿,当然也是迫不得已的事儿,没有一点儿“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的潇洒。

那一天,在推矿车时,黄毛他爹的手指被车轮轧了。矿车聚集到提升口那儿,在半道一个地方要变轨。变轨,就是将矿车从一条轨道上调改到另一条轨道上,这是个技术活儿,要手疾眼快,还要精、准、狠。

矿车在高速行进中猛然用手搬动一小节活动的轨道,让它接住另一条轨道继续行驶,这个过程与火车变轨一模一样,只不过后者是电动,前者是手动。

黄毛他爹那天手有点儿慢,手还没有离开轨道,车轮就过来了,结果食指被轧掉了一截。黄毛他爹捧着血手找到工头,要钱去诊所包扎。工头正在打牌,说:“给你们的生活费都花完了?”工头每天给每个工人8元零花钱,买油盐酱醋或头痛脑热时用。

黄毛他爹说:“我抽烟,比别人花钱多,一天不够一天。”黄毛他爹用另一只手攥着受伤的手,那一只手吧嗒吧嗒地往地上滴着血点儿。黄毛知道他爹疼得很,点了一支烟塞进他爹嘴里。

那时候,谁受了伤,旁边的人都会点一支烟塞进伤者的嘴里,不管受伤者平时抽不抽烟,免得他发出呻吟声。

这个方法很管用。工头说:“只有50元,20元包伤,剩下的就不用还我了。”

晚上,大家商量怎么办,最后,大家的意见很一致:跑路!这儿结工资的惯例是月小结、年大结,谁也没有把握年底能大结,何况离年底还有遥遥11个月。

但怎么跑?大家商量的结果是不能往回跑,以这儿为根据地,一部分人留守,一部分人另外找活儿。因为一旦停工,生活来源会立刻断掉,天寒地冻的,至少得有个睡觉的地方。

同时,大家也做了最坏的打算,如果实在找不到活儿,回家得有路费,过去大半个月了,鸡零狗碎的,大家都没钱了。

新有家离镇上近,他给家里打电话,让他的家人通知其他人的家里,每家准备200元钱。但钱怎么能到大家手上?

当时谁也没带银行卡,于是我们想到了卖水饺的姑娘,从邮局汇款。此后半月里,那个女孩就成了我们与老家之间唯一的信息传达人。

其余的人继续上班,陈平和我去找活儿。我们翻过高高的山梁,到了黄县。黄县是当地人的叫法,其实地图上叫龙口市,属烟台市管,它与玲珑矿就隔着一道山梁。我们站在山梁上回头看,渤海似乎更近了,蓝得像一半天空落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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