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励，活成一种合理性

方励71岁了，按理说，年过古稀，该有点老人的样子了，他却没有。

在他开始侃大山之前，桌面上会出现“三件套”：电子烟、冰可乐、牛轧糖。医生担心他会得糖尿病，告诫他要少吃糖，他从来不听，坚称医院采用的是平均化的指标，而自己根本不会得糖尿病。每天晚上10点到凌晨4点之间是不睡觉的，大多数时候都在一边工作一边打游戏，至今还会为此充值Q币。睡觉常年只睡4个小时，因为觉得睡着跟死了没什么差别，时间一到，被膀胱叫醒。

方励有很多很多的身份。在作为电影《里斯本丸沉没》的导演接受采访的同时，他会接到电话，以地球物理仪器公司老板的身份谈起生意。有时候他喜欢顶着“志愿者”的帽子上场—2016年，他为了让更多人能观看吴天明导演的遗作《百鸟朝凤》，在直播间向影院下跪求排片。2002年，他又带着装备，自发出现在大连“5·7”空难的黑匣子打捞现场。

他的生命就像一棵旁逸斜出的树，因为自由而显得丝毫不规整。他曾经在一次面试的时候，问面前的年轻人一个问题：如果这个世界是完全自由地让你来做选择，你想要干吗？年轻人说，我想干摇滚。他说，“你选错地方了”，于是劝人家去录音棚里从DJ做起，先靠近音乐，再向音乐的世界过渡过去。在方励那里，这句话不是以问题的形式存在的，而是以结论的形式存在。

早在半个世纪以前，他就想透了这件事情，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可以自由地做选择。他选择不为自己的生命设置一个确切的目的，而是将生活视作一场大型游戏，哪里好玩儿他就去哪里，想做什么他就做什么。

他以他自身的存在向世人验证了一种合理性：在某种程度上，人能够超越既有的外在秩序，只活成他自己，而非他人。无论历史如何跌宕，传统如何桎梏，他人的眼光如何看待，都不影响他按照内在的感受过活。

他不会劝说年轻人为了顾及眼前利益而虚与委蛇，他会说，该争执的要争执，该打架的要打架，该机关算尽的时候就机关算尽。一个人，孤身来到世上，独自面对世界，妥协的时候也会有，频繁到甚至天天都在发生，但那只是战术手段罢了。在方励那里，“我的心愿、我的梦想、我的理想和情感，永远不妥协”。

极致

方励用八年时间讲完了一艘沉船的故事。

这是一艘沉没于1942年的日本货船，名叫“里斯本丸”，船上关押着1816名盟军战俘，由于没有悬挂相关标志，被美国鲈鱼号潜艇误认为一艘普通的日本运输船，发射4枚鱼雷将其击沉于中国的东海海域。

盟军战俘被关押在船上的3个货舱之中。里斯本丸号被击中后，为了防止战俘骚乱，日军在转移到救援船上之前，将战俘所在的货舱封死，钉上木条，盖上防水布，用绳索捆住，留下了几名卫兵在甲板上看守。待战俘中有人以厨刀撬开了逃生窗口，接连从货舱中涌出时，卫兵开始向他们开枪扫射，直到东极岛上庙子湖与青浜山两地的渔民划着小船赶来营救，日军才逐渐停火。最终由渔民救起来的盟军战俘为384人。

82年后，方励遍寻当年的见证人和战俘后代，将这个过程拍进了电影《里斯本丸沉没》中，按他的话说，是“抓住了历史的尾巴”。在拍摄完成以后不久，故事里的三个亲历者相继离开人世，从此世上再也没有能够亲口诉说它的人了。

方励觉得这是落到他肩头上的历史使命，电影拍完，他补全了这块历史拼图，使命就宣告完成。哪怕纪录片的票房上不去，成本砸进去了收不回来，都没有关系。“赚”比“赚钱”更重要，这是他衡量得失的尺度。

成为《里斯本丸沉没》这部电影的导演这件事，纯粹出于他的好奇心。那是2014年，在东极岛的海面上，他和韩寒正在为《后会无期》坐船采风，他们第一次从船老大口中听到关于里斯本丸号的传说。方励熟读历史，但关于这艘沉船的故事是历史的空白地带，他闻所未闻。而那艘船，连带着没能获救的828名盟军士兵的枯骨，至今还陷落在东海海底。

他爱拿泰坦尼克号作比，来告诉人们这件事的重要性。泰坦尼克号上共有2224人，其中1514人罹难，而里斯本丸号上有超过2500人，盟军战俘共计1816名，如果中国的渔民不下场启动救援，里斯本丸号船难的遇难人数很可能会超过泰坦尼克号。泰坦尼克号的故事人尽皆知，里斯本丸号的故事却湮灭在大海中，没有人知道船和亡灵究竟在哪里。电影上映后，方励在故事的开篇处就诚实地陈述了他的动机，他说他只是想知道，“他们是谁？发生了什么？”

历史早就在暗中埋下了伏笔。1978年，方励踩着及格线成为了恢复高考后的第二批大学生，选专业的时候，为了确保自己有学可上，他选择了大家都不愿意选择的地质学院，就读于地球物理专业。1992年他第一次创业建立劳雷工业公司，就是以提供地球科学探索的仪器系统综合服务为主业。换句话说，海洋勘探是方励先生的老本行。与此同时，他从2000年开始涉足影视行业，成立了劳雷影业公司，多年来以制片人和编剧的身份活跃在幕后。科技和电影，是他揣在荷包里的两板斧头，足以让他产生复现历史的激情。

2016年，他也没通知谁，径直出发找沉船去了，从此一发不可收拾。2017年，他通过非常精细的声呐，得到了东极岛海域一艘大型沉船的三维影像，和里斯本丸号的图纸一模一样。从海上回来以后，他听说唯一健在的渔民亲历者已经94岁，人证即将消失，于是启动了纪录片拍摄的计划。2018年，他开始在英国广泛寻找事件亲历者及遇难者家属进行访谈。2019年，拍摄基本完成，他邀请所有遇难者的直系儿女前往东极岛告别父辈。2020年，新冠病毒开始在全球范围内肆虐，三位主要的事件亲历者相继去世。2024年，《里斯本丸沉没》在中国大陆公映。

在某种程度上，这部影片就是方励浓缩版的八年人生。它足以标示出这个人身上最为醒目的人格特点：激情澎湃又一意孤行。开拍之前，他还是个家底殷实的老板，为了拍这部片子，他在几年之间迅速地把钱烧光了，名下的房产也全部卖掉，开始租房子住。疫情期间，他科技方面的公司也营收不佳，朋友说他最穷的时候身上只剩下800元钱。栗颜从2017年开始进入劳雷影业工作，将方励视为自己在电影行业的引路人，但在这个片子后期制作的其中一个阶段，她也难免产生疑虑，认为方励在专业上的追求似乎“过于极致了”。

在栗颜所说的那个阶段，整个团队都在摸索到底该以怎样的形式还原历史场景。他们试过做动画，请来央美的雕塑家，把平面的照片还原成三维，再用最先进的动态扫描技术进行建模，折腾了一年半，最后出来的结果要么太卡通，要么太怪异，方励都不满意。在不断试错的过程中，团队里有人提出质疑，这样一再地尝试到底有多大的价值？他不听，仍然坚持要让大家做到他认为的极致。最后是采用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以静帧的方式进行处理，让画面中的人物保持静止，移动镜头来复现场景，以便于同时保全画面的肃穆和快速运动的紧张状态。

在《里斯本丸沉没》中，你还可以为这种“过于极致”的行事风格找到许多例证。比如2018年他去英国寻访战俘后代，能找到的人只有十几个，他想了个办法，决定在英国的报纸上铺天盖地打上一个月广告，仅这一件事儿就花掉他200多万。找不到日本船长经田茂的后代，他会去找派出所打听，打听不到就找侦探社去调查。2019年夏天，他邀请三位战俘后人前往摄制组所在的民宿相聚，看着白发苍苍的老人们，他突然提出，“我想带你们去中国，在离你们爸爸30米的地方（因为水深是30米），向你们的爸爸说再见”，老人听闻当场落泪。剧组的同事问：“老方，要花多少钱啊？”他说：“我也不知道。”当天晚上就群发通告，所有的直系儿女，他全部邀请。

费纳是曾经的劳雷工业商务总监兼办公室主任，跟方励共事了30年，她告诉我，那趟邀请战俘后代的行程，方励不仅仅是承担了所有的费用，而且给了老人们最细致周到的照顾。机票买的都是商务舱，酒店都要订最好的，从机场到酒店都安排好了车接车送，因为他考虑到老人家们岁数大了，都经不起折腾。他为大家筹备海上的安息仪式，提前从伦敦买来虞美人花，运来安息号，准备好皇家军队的悼词。等船开到里斯本丸沉船上方，他对老人们说：“你们的爸爸就在你们的脚下。”

栗颜告诉我，方励早就知道票房不会有多好的。“从这个电影上，他应该没有考虑到那么多，比如说我真的是花多少钱来做这个事情的。这部电影对他而言和他做其他电影都不一样，我觉得已经超出了像他以往去运作其他电影的模式，在这个电影上他算是用心血在做，也不是说他卖房什么的，那其实只是我们看到的一部分。其实很难有一个人八年做一件事情，尤其是一个电影。而且基本上他在做的时候，他就知道这个电影是个纪录片，在观影上就是有门槛的。他是在明知道这个电影未来可能进入市场票房也不会有多好的情况之下，他去做这个事情的。”

算盘

强执的背后是孤独，没有多少人能够真的理解方励的选择。拍完这部片子，他真的快成了世俗意义上的穷光蛋，但他从来没有后悔过。当时做出把老人们带到东极岛去的决定，同事问及费用问题，“我说没得关系。包包头还有点钱，管球他的”。我也问过他：“这笔费用不一定非要你来出啊，为什么是你独自承担这些？”他短暂地怔了一下，似乎从来没有以这个视角思考过问题，随后他答：“因为是我发起的啊。”

李玉导演是他的好朋友，也是《里斯本丸沉没》的艺术总监。在电影的世界里，他称李玉是“灵魂伴侣”，双方合作了长达20年。李玉说，从方励得知这个故事以来的10年间，他一直在跟别人讲这件事情，要么讲到自己哭，要么讲到别人哭。有次在公司，李玉推门走进房间，看见方励把一位英国朋友讲得泪流满面，那时候他甚至还没有要拍这部电影的念头。她起初会觉得，可能是方励的个人英雄主义导致了他想去做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后来才发现他不是，他是真的关心这群人。

“我一直在说，你为什么要拍这部电影？他说：‘我也不是想拍一部电影或者拍一部纪录片，这是我放不下的一个事情，八百多人的灵魂就埋葬在这儿，他说我怎么能安心呢？’我觉得这句话，好像他把这个事情变成了自己的一个责任。”

费纳提供了关于方励的另外一些细节。1996年，中国开始放开公民因私出国旅游的限制，此后不久，方励就提出来，要组织员工出国旅游，并且约定，只要大家业绩做得好，就每两年出国一次。早几年人数还没那么多的时候，员工还可以携带家属，员工的费用由公司出，家属的费用公司出一半。他对大家的旅行绝不敷衍，出去都是住最好的酒店，而且他会自己来为大家规划路线。去西班牙是从最南部的马拉加省落地一路北上，去日本要从北海道南下一路玩到大阪，去法国要到诺曼底，因为那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战略态势的转折点。

作为这类事务的直接经办人，费纳到后来都快要崩溃了，一出去就是一两百个人，吃饭都得分好几个地方。2018年去俄罗斯，一共182人，提前三个月弄机票，旅行社派了六个导游跟出去。那是费纳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旅行，因为同行的人中，有20多个人并不是劳雷的员工，而是方励的中学同学。

“当初他跟我介绍，他们班里有40多个同学，因为受时代影响，后来真正走出去上大学的没有几个。所以他留学回国之后，他还回到他的老家成都去跟他当年的这些患难的中学同学们取得了联系，他每年春节回去看父母的同时，都去跟他的这些同学聚会。2016年，他请他的中学同学到国外去玩了一次，这些同学很多都是工人，什么列车员、幼儿园的老师，都是很基层的一些工作人员。然后2018年，我们准备启动俄罗斯旅游的时候，他又说，我想再带着这些同学。一来，我们小的时候受苏联文学影响非常大，对吧？第二，这些同学以后年纪大了，也没有这种机会了，可能经济能力上也差一些。他说我现在可以，我来请他们。”